由于高阳的历史小说，胡雪岩变得尽人皆知。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精彩，作为历史人物而不是文学人物的盛宣怀比胡雪岩棋高一着，正是盛宣怀的杯葛，导致胡雪岩一败涂地。
由于高阳的历史小说，胡雪岩变得尽人皆知。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精彩，作为历史人物而不是文学人物的盛宣怀比胡雪岩更棋高一着，正是盛宣怀的杯葛，导致胡雪岩一败涂地。
盛宣怀生前身后都是极有争议的人物，誉之有“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李鸿章语），“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张之洞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系为中国国家开创新局”（王尔敏语）；弹之有保路运动初起时四川名绅邓孝可著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斥其“卖国奴”，鲁迅则视其为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
姑且不提这些各花入各眼的评价，就盛宣怀的经历而言，由洋务而赈务，纵横捭阖晚清官场数十年，最终虽遭遇庚子国变、辛亥鼎革却能全身而退，每逢险境又能化险为夷。加之其社会网络复杂多样，相关历史文献众多。可以说，研究近代中国官场、商界与绅士阶层，盛宣怀是极佳的历史个案。
朱浒与其说是对于盛氏个人好奇，不如说是想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盛宣怀这样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够成为一度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尔后又在革命大潮冲击下得以全身而退的角色”，他最新推出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下称《洋务与赈务》），试图透过盛氏的四十来年阅历，寻求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
本书的突破口源于对史料的重新审视，即对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怀生平事功的《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下称《行述》）的再解读，这也是长期以来研究早期盛宣怀的最重要文献。
《行述》称盛宣怀“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历四十余载，劳苦忧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振灾一事”。可见，洋务与赈务在盛氏后人心目中，是盛氏一生的两大事业。朱浒注意到，此前的研究者大都将盛宣怀办洋务之前的办赈环节，视为无关紧要，甚至干脆忽略。其实，近代史名家王尔敏先生在整理盛宣怀档案时就提出，晚清实业家为了扩大影响，“多恃救灾报效银两，由此取得官阶，逐步上升”，盛宣怀赈灾函电稿就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可惜后来由于王氏精力不济，未能将其构想完成。
李鸿章为何垂青于他
盛宣怀向来被视为官僚群体的代表，但无人能证明，盛宣怀究竟有何资格成为这种代表。要知道，此时的盛宣怀并不像买办那样具备与西方接触的经验，也没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背景，那么，幕僚众多的李鸿章为何会垂青于他呢？
朱浒通过细读《行述》，发现此前盛宣怀的研究先驱费维恺、夏东元，都只是从中提取部分信息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并未对《行述》中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陈述进行全面考察。而新版《李鸿章全集》恰好提供了许多关于此中环节活动的线索，得以将缺失的证据链一一补齐。
这要回到同治十年（1871）直隶大水。
盛宣怀的仕途之路并非平步青云，最初从军之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前很多人忽略了同治十年直隶大水与盛氏命运转换的关系，朱浒从《行述》的缝隙里读出了深意，注意到在这次大规模劝捐助赈活动之际，原本随同刘铭传军营求取功名无望的盛宣怀突然浮出水面，辅助李鸿章劝捐棉衣，以出色表现赢得了李氏的青睐，被李氏誉为“办法甚为简捷”“筹画周妥，实为能事”，将投身赈务化为进身之阶。
赈济有功，李鸿章也投桃报李。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李氏奏称：“三品衔候选道盛宣怀，上年驰往苏、沪、扬、镇等处，实力劝导，集捐甚巨，复在上海会同刘瑞芬等雇搭轮船，妥速运解，又捐春赈米二千石，洵属尚义急公，拟请赏加二品顶戴。”
赈济，既福泽了苍生，又照亮了盛宣怀的仕途，给他挣得了一个“赏花翎二品顶戴”。通过此次办赈经历，盛氏对于航运业有了深入了解，初步积累了洋务经验，得到了参与筹议轮船招商局并开启洋务之路的机缘。
这一华丽转身，堪称惊艳。但是进入轮船招商局之后，盛宣怀却始终屈居边缘，哪怕再努力，也无法抗衡胡光墉的手腕。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李鸿章还会舍车保帅，为了维护更为关键的唐廷枢，将背景单薄的盛宣怀作为应对招商局弹劾案的弃子，连带其主持了数年之久的湖北煤铁矿务也彻底宣告失败。
盛氏的事业由囧途到坦途，依然要靠赈务。
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让直隶总督李鸿章措手不及，他的洋务事业饱受攻击，而直隶更是“丁戊奇荒”的重灾区，他不得不将盛宣怀从湖北调来效力。盛宣怀在赈济中尽心尽力，亲力亲为，更设立纺织局以工代赈，同时妥善处理了影响甚大的“景州赈案”。为此，李鸿章原谅了盛氏在湖北办矿务的过失，还保举其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盛氏第一次出任实官。
河间赈务让洋务事业蹉跎不前的盛宣怀有了难得的翻身机会，他结识了一帮参与办理河间赈务的绅士，获得了一大批可靠的合作者，进而迅速推动中国电报业的建设，全面扭转了自己在洋务事业中的颓势。盛宣怀不仅自身积极上进，而且趁机引荐具有义赈背景的绅商与闻洋务事业，由赈务汲取开展洋务事业的社会资源。
正是由于这个网络的存在，在盛宣怀组织洋务事业、小清河治理与甲午义兵义饷活动期间，江南义赈绅商都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可以抵御上海金融风潮，挽救近代工业化初期的些许成果。
政坛与商界不倒翁
甲午战败，李鸿章淮系势力倒台。尽管李鸿章堪称盛宣怀的最大支持者，但是盛宣怀却并未树倒猢狲散，反而迎来了人生中的新开端。又是两湖赈灾给了盛宣怀机会，交接王文韶，打入南洋势力范围，实现自身实业的新布局。
盛氏入幕、从军受阻、办赈、入局，其命运升降沉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也发生了复杂互动。赈务成了盛氏扩充社会交往的利器，他在这方面花费大量心力，收获也相当惊人。
庚子国变，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整个北方陷入一片混乱。盛宣怀冒着巨大的风险，参与“经元善事件”，筹划“东南互保”，体现了过人的胆识，还以救灾有力，获得了商务大臣的任命。更重要的是，盛宣怀通过和上海新生代绅商群体的合作，发起了两场大规模的跨地区社会救助。
光宣之际，盛宣怀由于在招商局等实业方面非常不顺，着力推动中国红十字会的建设。此前研究者对此以为是无聊之举，在朱浒看来，盛宣怀介入红会，让红会在中国有了切实的本土化建设，不再是纸上谈兵。这是盛氏在政治、实业都处于低谷时的布局，关联着其谋求政治复出的努力，甚至是其谋求跻身清廷权力核心的掩饰物，最后他由此官至邮传部尚书，甚至在“皇族内阁”中成为邮传大臣。
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首义的爆发，盛宣怀近乎陷入绝境。革命势力对其口诛笔伐，清廷内部也对其猛烈攻击，资政院会议甚至有“非将盛大臣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不久，清廷颁布谕旨，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氏不得不仓皇流亡日本，而其家产也在苏州光复后被迅速查封。
未曾想，民国成立不久，盛氏竟然安然回国，并收回了被革命派查没的家产。
革命与战争交替，社会对于赈济的需求暴增，1912年，华洋义赈会请盛宣怀回国办赈。盛宣怀鼎力支持红会援助南京难民，这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使其顺利地与当时的江苏高层搭上关系，名正言顺地又一次发起了捐赈复产。在这其中，盛宣怀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孙中山、袁世凯、程德全甚至一直延续到张勋，都对盛氏有所倚赖。
这背后有南京临时政府为解燃眉之急，急需盛宣怀居间联络向日本借款的需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赈灾方面的长期耕耘和潜在势力，使得原本被革命势力视为落水狗的盛宣怀，最终成功上岸。还是捐赈复产挽救了他。随着盛宣怀把汉冶萍、招商局等实业股票在内的全部资产，悉数化为其义庄基金，可以说，盛宣怀生命中最重要的洋务与赈务，最终合理合法地合流。
《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
朱浒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晚清政坛与商界往事讲述者多矣，重复老套者多，新意迭出者少。朱浒曾经感叹晚清史研究的寂寞，号召深入检视既有问题意识及误区，融会贯通新旧资料，形成对相关史事的准确解读。《洋务与赈务》可谓这一主张的身体力行。作者长期浸淫于晚清赈灾与经济史研究，通过对盛宣怀档案赈务史料、《李鸿章全集》等资料的精耕细作，使得本书远远超出了既有的盛宣怀研究。
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正如同历史形势的波光诡谲，自有心细如发，才可曲径通幽。对于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命题，无疑都可以循着这一路径进行再探索，重读，重写，进而焕发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