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她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

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契机，剥离掉源自家庭的负面牵扯，让大学成为滋养年轻人成长的坚定力量，是作为教师的黄灯一直琢磨，但并未解决的问题。

【编辑的话】

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之中，二本学生是一个数字庞大，面目却有些模糊的群体。黄灯长期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她将自己一线教学的经历和观察、走访汇集成两本书《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于2020年，有黄灯十几年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有近100位二本学生的倾诉，展现了这批年轻人的青春、犹豫、困惑、天真和挣扎。在近期出版的《去家访》中，黄灯进一步走访了学生的原生家庭，探访他们的成长环境，在这些散落在中国地图上的小城、乡镇、村落中，她看到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也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了教育的意义。

随着黄灯实地了解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家庭教育的差异给孩子施加了完全不同的影响。黄灯发现，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父母常年陪伴长大的孩子，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甚至出现在同一课堂，但从他们的状态看，那些缺乏陪伴、独自成长的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为内向、不自信、容易紧张，而那些父母陪伴长大的孩子，性格上则要舒展、自信和从容很多。

此外，与家乡的关系紧密与否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选择。源盛来自广东农村，他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流动、迁徙的过程。毕业之后他留在了城市，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做过各种兼职，与室友挤在狭小的出租屋内，也曾遭遇骗局……在经历各种波折之后，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来自云南乡村的章韬则选择了回乡创业的道路，他与拥有木雕手艺的父亲合作开办了木艺作坊。与其他工坊老板不同，念过大学的章韬展现出的思想和人文素养，让他获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黄灯注意到，对于很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上大学依旧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然而，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也很容易让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陷入新的迷茫。她也注意到，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在大学里依然无法拜托原生家庭的桎梏，在沉默中走向社会。黄灯希望能够找到方式去帮助他们剥离这种负面的牵扯，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从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具体情况开始。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大学教育如何帮助这位女生与原生家庭达成和解

黄灯/文

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跨入大学前，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每一步都是险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

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并产生了剧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张力，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而她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则让我从教育要素的层面，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坚定勇气，更看到了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成功破除。

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

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想起来，正敏的真正觉醒，源自妈妈越南人的身份，总是无端受到亲戚、邻居甚至陌生人的轻贱。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到陂面镇没多久，隔壁一个老头总是八卦妈妈的事情，甚至当着爸爸的面煽风点火：“这样的老婆要来有什么用？”爸爸没有维护妈妈，一旁的正敏怒火中烧，她冲到老头面前，指着鼻子回击：“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家怎么样，关你什么事？”老头被正敏吓住，从此不敢正眼看她。

对于爸爸的糊涂和懦弱，正敏也不是一味忍让。初中时，哥哥常在学校打架，爸爸的方法不是管教，而是不顾家庭的实际情况，让他放弃寄宿，每天花一个小时用摩托车接送，正敏对此表达了明确的不满。尽管爸爸对哥哥的宠溺从未改变，但在正敏成绩明显领先哥哥的状况下，对于妈妈外出打工供正敏念书的选择，他并不敢有任何怨言。事实上，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中，正敏的功课，始终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爸爸从没管过我，全靠自己悟”。在尝到优异的成绩可以被别人称呼为“越南阿香的女儿”后，正敏觉察到“让妈妈骄傲，是一件幸福的事”，通过学习回报妈妈，成为她滋生力量的根源。

初中阶段，和其他叛逆的女孩一样，在寄宿生活中，爱的匮乏，导致正敏陷入了拍拖的漩涡。男孩父亲知道正敏妈妈来自越南后，明确对儿子发话：“他们家庭这个鬼样子，如果你不跟她分手，就是最大不孝。 ”尽管这只是一段青涩的插曲，但成人的世故，却早早让正敏洞悉到家庭对她的羁绊，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正敏坚定了一个想法：“我发誓一定要考个好大学，让他们见识一下。”

这次青春的反抗，以正敏的胜利告终，她高考的分数超过一本线，而男孩却比她低了几百分。

在答应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她进入大学内心所面临的风暴。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乐观大方的姑娘，在熬过中学阶段的种种艰难后，从踏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将对妈妈及其背后更为庞大人群的审视，当作了大学阶段自救的开端。

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正敏曾经在知乎上和网友讨论过家庭的经济状况，网友的反馈，让她意外地确认了一个事实：当下社会，如果一个家庭拿不出两万块钱，简直不可思议。而在此以前，她一直认为这样的家庭是社会的常态。第一次，她隐隐约约觉得“社会给穷人的机会少”，隐隐约约觉得爸爸和哥哥的混沌、懒散、不作为，不能简单归结为不努力。她坦言大学的时光，自己看起来开朗、乐观，但内心有个角落，始终被自卑主宰，“我个子不高，没有才艺，更没有特长”，“我不愿意将老师、同学带回家中，我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引来同情的目光，勾起内心的压抑和自卑”。

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而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契机，剥离掉这种负面的牵扯，让“大学”成为滋养年轻人成长的坚定力量，是我一直琢磨，但并未解决的问题。

我不知道正敏做课题的动机，是源于对妈妈的同情，还是有意突围自身的困境，或者仅仅只是学业的需求。但当她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坦诚和我说起她的意思时，那双急切、充满希冀的眼睛，让我看到一个女孩主动向外寻找支持的努力。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虚构作品，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已经水到渠成。

——无论如何，这次意外的邂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正敏通过与家人的重新链接，不但学会抛开个人的情绪，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后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看到了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正在遭受的流动性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和妈妈的直接交流中，正敏看到了她身处异国他乡一直被遮蔽的痛苦、辛酸和懊恼，也看到了自己在妈妈生命中“犹如重生”般的意义。负载于课题之需的母女交流，第一次，妈妈说出在茂密的竹林，自己差点被滚石砸死；第一次，妈妈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来自爸爸的轻蔑和冷漠；第一次，妈妈不再隐瞒外婆的去世是她终身的遗憾和痛苦。在一次次奔赴重庆看望妈妈的艰辛旅途中，正敏切身感受到了妈妈没有合法身份所致的无限恐惧，她从妈妈遭受的困境中，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求学和她深刻的关联，理解了自己的成长给予妈妈的精神支持。

正敏由此萌生了对自我的坚定确认，一种内在的力量悄然滋生。

正是通过课题之需的调研，正敏看清了妈妈无人知晓的生命细节，在一种程式化的学术生活中，母女之间达成了真正的沟通和理解。最终，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并促使她拿起笔，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妈妈、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诚的表达，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前面提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看见”的神奇，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

她对此深有感触：“对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我愈是想要逃离、摆脱‘农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而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

我无法说清这次课题对于正敏的意义，更无法说清一种接通生命经验的写作，对一个孩子成长的价值，但通过和正敏的交往及观察，我真切感受到，在大学阶段，接纳真实的自己，是一个人成长的开端，下蹲的人生姿态，有助于年轻人滋生最原初的生命力量，迸发出难得的创造力和直面生活的勇气。而写作，也许是一个孩子激活与家人关系的契机，他们也许能从个体的困境，看到更为庞大群体的命运，而这种廓大的看见，对年轻的个体而言，是增强他们抵挡人生困境的可靠方式。

——作为教师，我时刻意识到，在应试教育将孩子们架空的漫长过程中，如何引导年轻的个体落到踏实的生命境遇，如何让他们在各自的成长中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当下考核常态化、管理表面化的教育语境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少有的写作课堂，最大的企图，也无非想通过有限的写作训练，去尽力达成这种效果，但唯有正敏，让我看到了结果，见证了包裹在写作中的生命实践所产生的可行性。

而这，也是我在教学中，格外重视非虚构写作的原因。

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

以前，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对坚硬的现实感到无能为力，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我并无坚定的认知。但现在，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

正敏的家庭，是我接触到的学生家庭中，极为艰难的类型，但她的成长和转变，让我坚定了教育的要义，正在于给年轻人提供摆脱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机会，并让他们在具体的契机中，滋生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在铁一般坚硬的群体固化趋势中，个体的努力，依然是撕开命运的裂缝、摆脱原生家庭的羁绊，获得更多发展的秘密。课题结束后，正敏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对于文字的热爱，她决定通过考研，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向新闻传播专业。2019年，她调剂成功，顺利入读西南某大学的硕士。妈妈的命运，因为女儿勇敢而真诚的书写得以改变，来到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越南新娘这个隐匿多年的群体，也因为正敏的书写，被更多人看见。

2022年，正敏硕士毕业，和男朋友落脚南方，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寻梦。

我想起家访过程中，正敏和我描述的人生梦想：买套两房一厅的小房子，养一个妈妈，养一只猫。我还想起正敏透露给我的，妈妈最大的梦想，是以合法的身份，早日回去探望日渐老去的父亲。

我相信，这些曾经的蓝图，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

（本文摘自《去家访》中《逃离生命的暗礁》一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