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年中国政府十大工作任务之首。从一季度相关数据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在一些产业、经营活动、产品上显示出新成效。
新质生产力为何提出？当前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哪些堵点？如何深化改革、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如何进一步提振民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信心？近日在第一财经《新质大家谈》节目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朱旭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与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围绕上述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宇东表示，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的跃升，它区别于传统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的生产力，要靠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生产关系，需要创新性地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目前，在生产关系的构建、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还存在一些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
“提出新质生产力，预示着未来国家会推动一系列重大的市场经济方面的改革。”朱旭峰说。
中国经济需要再一次解放生产力
姚洋、朱旭峰和田轩都表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内部和外部、国内和国际的多重原因。
姚洋表示，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劳动力、资本产生的。比如，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镇化率从不到20%增至66.16%，数亿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参加了整个国际大循环。
但2010年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现在到了以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
姚洋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可能还在5.5%左右，其中资本积累占大头，在3.6%左右。之后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会越来越少，最终收敛到一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依靠技术进步的状态。
田轩也表示，中国经济从2010年前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还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也就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预测，到2035年，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大概是2.96万美元，而2023年中国人均GDP是1.27万美元。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未来1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需要达到6.7%。但有研究显示，中国未来12年的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大概是4.3%。
也因此，要确保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增长，并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从价值链上游程度这一指标来看，“中国价值链上游程度是0.01，相对于美国0.29%的差距还很多。”田轩表示，价值链上游程度越高，意味着对原材料、核心零部件、技术的控制权越大，也因此，中国目前在价值链上还处于劣势。
再以今年第一季度中美两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企业对比，田轩表示，中国的市值前十大企业中，只有宁德时代一家是真正的科技型企业。而美国的市值前十大企业中，有九家是高科技企业。且中美的市值前十大企业的市值差距较大，贵州茅台市值不到3000亿美元，微软公司则是30000亿美元，是中国市值前十企业总和的2倍还要多。
“所以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田轩说，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起主导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摆脱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朱旭峰表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的发展。
二是积极培育新兴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要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优势；加快前沿新兴的氢能、新材料以及创新药产业的发展；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新的赛道。
三是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实施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的规模化应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意味着大量传统产业要更换赛道？几位专家都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为例，姚洋认为，平台经济也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提高贡献很大的力量。一方面，很多实体经济依赖于平台企业降低成本，可以说没有平台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流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本身会产生很多技术，平台经济的一个核心竞争要素就是算法，算法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平台经济来训练、培养，平台经济的发展会促进了算法的优化，算法的优化又会对基础研究提出要求，构成一个生态。同时，平台经济还有巨大的网络效应，大家在平台经济上都可以节约成本。
“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中国的创新速度就比较快，说明平台经济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姚洋说。
解决资本市场的长短期二元悖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也需要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
“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生产力。我们这次要加快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对于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还是要做调整，打通堵点，帮助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和发展。”田轩说。
田轩认为，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缺乏耐心资本的资本市场，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堵点。
原因在于，从0到1，从无到有的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三个特点，因此不能用传统的绩效合约来激励创新，而是需要一个崭新的框架，特别是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激励创新。
“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天然需要的是资本市场，需要耐心的资本、长钱，来支持科技创新，来支持生产力的提高。要有风险承受能力，要包容风险，要鼓励风险。”田轩说。
姚洋也表示，除了融资功能，资本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奖励创新。要允许资本市场造富，否则就不可能有长钱。
但当前，“金融和创新存在一个矛盾，就是长短期的二元悖论。”田轩说，创新的周期非常长，国内资本市场缺乏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更多的资本追求短期的回报。
田轩表示，从3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来看，资本市场越发达，对于创新的正面作用越大；信贷市场越发达，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但是我国目前新增社融的65%是信贷，金融资产90%以上是银行资产。
也因此，要想发展新质生产力，田轩表示，最主要的是设计一个市场，能够在短期内对创新失败高度容忍，在长期对创新成功要有巨额的回报，这样的资本市场组合才能激励创新。
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发展一级市场，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引入长期耐心资本，真正能够投早投小，允许科创型企业去探索，去试错。“我们现在的风险投资基金存续期也就3-5年，美国是10-12年，这么长的存续期，基金就可以投很早很小的项目，我们只能投那些靠后的，没有办法真正去鼓励创新，对失败的容忍度不可能高。”
田轩表示，由于美国的LP，98%是机构投资者，且大量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比如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养老基金、大学的捐赠基金，追求的是长期回报。但国内的LP构成包括个人、政府引导基金、央企、地方国企等，没办法做到长期耐心的资本。
同时，要加大二级市场，要对创新成功有高额的回报，让投资者有财富效应。这样才能够真正打通堵点，发展新质生产力。
此外，田轩认为，资本促进企业创新，需要一套组合拳，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以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要有完善健全的法治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进来，同时宏观政策要有连续性、稳定性。
中观层面，要设计一个对科创型企业友好的、“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也就是强有力的反对收购条款、比较低的股票流动性、持股较长的机构投资者、不太多的分析师追踪和不太频繁的信息披露。目的是把做创新的企业保护起来，不要受到短期资本的干扰。
微观层面，则是要容忍失败，要提倡企业风险投资（CVC）。要做好人力资本政策，通过股权激励等激励创新。
“我们的学术研究发现，CVC的被投企业，企业创新程度要比其他风险投资被投企业的创新程度来的要更高一些。”田轩说，如果一个上市公司用了更多的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的促进作用会比较大。
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新质生产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以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需要有效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但目前，田轩表示，民营企业家的长期投资、创新的动力不足，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堵点。
要激发民企的信心，发展新质生产力，姚洋表示，短期内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价格的下降。因此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是走出物价负增长的区间。
2023年，受国际油价下行、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充足等因素影响，全年CPI比上年上涨0.2%。其中，CPI自当年10月起，连续三个月负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CPI与上年同期持平。分月看，1月份CPI同比下降0.8%，2月份同比上涨0.7%，3月份同比涨幅回落至0.1%。
同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部分工业品需求不足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2023年PPI同比下降3.0%。今年一季度，PPI比上年同期下降2.7%。分月看，PPI同比降幅由1月份的2.5%扩大至3月份的2.8%。
在4月 16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从未来走势看，CPI会在低位缓慢回升。PPI将会继续呈现降幅收窄、稳中有升的态势。同时，田轩表示，我国法治化建设还有待提高的空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精神非常的重要，我们对于创新的企业家、创新的个人、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待提高。”
田轩表示，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从长期来说，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很重要的。通过41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企业家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来适应国家的宏观政策。但是，如果政策不稳定，企业家们不知道未来的政策是怎样的，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观望，做短期投资。
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发力点，还需要调整，从目前更多的“硬支持”，转向“软支持”。
所谓硬支持，田轩表示，是指给政策，给资金，给项目，给定心丸，但民营企业家更多的需要的是所谓软支持，也就是公平的竞争环境，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政策可预期，有稳定性、连续性。
姚洋也提出，要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可预期性，一些政策实施的方法要改进。比如房地产政策此前调整过快、过猛，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明显超调。
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3%~14%左右。因此，“这么大一个体量的部门，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恐怕方式方法要更加优化一些，这样让经济调整能够平稳着陆，能增加政策的可预期性。”姚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