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结合财政政策扩张中的举债资金运用，以及相关政策手段的组合，发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有针对性地消解一些有燃眉之急性质的问题，为增进社会和谐多发力。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复杂局面，正处于“引领新常态”中追求L形转换、实现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为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统筹结合中的必然选择，为中央一再强调。适当提高赤字率和在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动用国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把特别国债机制地方化的地方专项债这样的政策工具，正在取得托举经济景气、优化结构、改进民生和增强发展后劲的积极效果。
中国的公共部门债务基本是内债，基于研究分析包括比照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验，可知现仍有举债的安全区空间余地，而所筹资金的用途优化是关键。基本用途一是借新还旧形成可持续运转；二是用于有一定投资回报的建设项目（包括以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应一些弱现金流的项目，扩大内需并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三是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增进社会和谐，使百姓实惠更加可感可及。
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以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还能成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有效机制，并提供市场运行中的安全抵押品和无风险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特定“定盘星”作用。同时，这一可总结的实践经验也提醒我们：对应改善民生，调动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消费潜力和在“问题导向”下优化收入分配实施“社会政策托底”等公共政策目标，可以结合财政政策扩张中的举债资金运用，以及相关政策手段的组合，发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有针对性地消解一些有燃眉之急性质的问题，为增进社会和谐多发力。
当下于复杂局面中必须注重解决的重要问题至少应考虑：一是社会政策托底，有效保障低中端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助益全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在结构调整中安置好企业于市场出清中的失业人员，匹配优胜劣汰升级发展；三是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开创活力新局面。
从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上述视角切入，我们认为可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借鉴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可总结经验，实现对所有没有工作、没有失业救济金的居民发放最低生活补助。具体考虑，可利用中央特别国债所筹资金，财政部门通过人民银—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体系，以城乡居民社保卡为载体，直接点对点发放到个人。近段时间，我国统计得出的调查失业率为5.1%~5.2％，失业人员中已为保险救济金所覆盖的之外，由于特定原因无法取得失业救济金者，为数不会太多，所需发放的资金总量与国债筹资规模相比，并不构成明显压力，但对于实现社会政策托底的民生保障、社会和谐，以及政府形象优化可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十分值得看重。
二是用中央特别国债所筹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阶段性确保各级公职人员工资发放和基本运转，从而减少地方依靠罚没、倒查追索取得收入保工资、保政府运转的动机，消解其负面效应。这方面的所用资金量各地有别，但具有凭借信息系统掌握准确具体数量到人的充分可靠性，加上多重监督，对于防止虚报有绝大把握。
三是在以社会政策托底保人民群众特别是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并阶段性保障公职人员薪酬而消除扭曲的同时，应注重加大市场上无效企业于优胜劣汰中退出的制度和政策配套，促进企业收购兼并和转型升级。并可选择典型，公开处理侵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案例，使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更好更快落到实处，提振企业信心，改善市场预期。
在上述三方面工作中，我们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堵住资金跑冒滴漏，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调动群众路线潜力，保证民生数据和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