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有了盈利才能实现技术突破创新，才能形成下一轮的竞争力。
“全球碳中和行动已经从目标设置迈向执行阶段。尽管如此，各国执行的差距依然很大，亟需加强技术、政策和资金支持。”
10月17日，《2024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下称《报告》）正式发布。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研究中心主任王灿在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他强调，当前各国碳中和行动目标进展显著，瓶颈在于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首次全球盘点中，呼吁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至3倍。但目前超过一半的国家尚未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装机增长目标难以完成，各国需要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
为系统盘点全球碳中和行动进展，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环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机构研究人员编写了《报告》。在2023年的基础上更新完善“目标-政策-行动-成效”量化指标体系，《报告》系统评价了全球197个国家在碳中和承诺、低碳技术、气候投融资、国际气候合作等方面的进程，为推动各国深化碳中和转型、弥合全球碳中和进展与《巴黎协定》温升目标的差距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零碳技术是各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报告》提出，单一的零碳路径无法适应各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法律体系和技术路线的差异。弥合全球碳中和进展与目标之间的执行差距，需要充分尊重各国碳中和路径的多样性。当前，发达国家在插电混动汽车、生物柴油、CCS等技术中具有优势，依赖技术创新和经济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水电、生物乙醇、森林碳汇等技术上更具优势，依赖当地资源。政策上，中国和美国强制与激励政策并行，欧洲国家更依赖激励政策。
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报告》认为，应采取差异化的碳中和措施。“气候能力者”应保持技术和政策落实，尤其在化石能源转型和技术创新方面。“低调减排者”应提升碳中和目标的雄心，强化政策支持。而“低碳成长者”则需尽快制定脱碳路径，加大技术引进和政策布局，争取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走上低碳发展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在发布会上表示，不同于诸多发达国家先解决环境污染再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中国强调要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抓手，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减污与降碳协同推进的依据在于，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因此通过在政策层面上打破传统的单一治理思维，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实现环境质量的综合提升和碳排放的有效下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尽管中国已经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达到全球领先的规模和产业水平，但在绿氢、CCUS等产业发展上依然面临技术和经济性的多重挑战。王灿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准确传达政策信号以确保社会整体的预期是实现碳中和的首要前提。“如果能形成一个社会共识，无论多难我们都要转型，那么就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来做系统创新。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协同一致地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才能事半功倍。”
四年前，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之后，以光伏、风电、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打价格战、内卷式竞争的产业乱象。对此，王灿认为，政府和市场应及时发挥关键作用，避免企业陷入恶性竞争，以起到扩大市场和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
“任何一个行业，当社会整体对它抱有很高期待的时候，人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动机和冲动就会很多，所以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会发生供给大于需求。但是在这个规律之外，政府和市场也应协调一些环节，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而非恶性竞争。以国内现有的技术水平，至少从成本和市场的普及度上来看，离我们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要的水平还有差距。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保证这种竞争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盈利，再用盈利去突破技术壁垒实现创新，形成下一轮的竞争力。”王灿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