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重点工作的首位，并从多维度出台提振消费举措。
2024年，我国消费增速呈渐进回落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也逐季走低。考虑到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2025年可能面临的外部冲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重点工作的首位，并从多维度出台提振消费举措。
消费日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扩大内需”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任务之一。2022年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列为首位，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3年排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之后列第二位，“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并提出要推进“以旧换新”政策。
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旧换新”政策在2024年渐次展开。2024年2月23日，二十届财经委第四次会议指出“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3月7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旧换新”政策正式启动。
经历了第一轮落地实施之后，2024年7月以来，中央以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扩大补贴范围、加大补贴力度，继续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随后，包括汽车、家电、家居在内的耐用品消费增速明显反弹，对于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企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整体来看，2024年消费保持回落态势。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3.5%，低于2023年全年的7.2%，也低于疫情之前两位数的平均增速。从最终消费对于GDP的拉动点数来看，2024年第三季度仅为1.35个百分点，为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非疫情时段的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净出口的拉动。
因此，2024年9月下旬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促消费成为着力点之一。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会提出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对特定群体的支持力度；二是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大宗商品消费持续扩大；三是扩大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这一政策思路也延伸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由于“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具体来看，2025年提振消费的重点将继续沿着三条脉络展开。
一是加大对特定群体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居民收入的兜底。会议提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从收入端加大对消费倾向高的特定群体的支持力度，将是2025年提振消费的首要工作。
二是加力扩围“两新”政策，推动大宗商品消费扩大。会议提出“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在财政政策部分要求“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这些都预示着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将会继续扩大，且将会拿出更多资金支持加大对“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
三是更重视服务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会议提出要“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这些均与服务消费相关。比较而言，2023年会议提的是“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2022年会议提的是“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可以看出，服务消费在稳消费政策中的权重在不断上升。
提振消费的政策考量
稳消费之所以继续围绕改善收入、扩大大宗商品消费以及促进服务消费这几个方面展开，背后有着更为全面细致的政策考量。
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提振消费必先改善收入。2023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在5%～6.5%的区间内震荡，低于疫情之前9%左右的平均水平，成为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拖累因素。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作为2025年的发展目标之一，并将“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作为提振消费的首要工作。
除了特定群体之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涉及收入的各个方面均有相应部署。对于依赖就业的工资性收入，会议提出“要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对于依赖资产价格的财产性收入，会议要求“稳住楼市股市”；对于依赖企业经营的经营性收入，会议要求“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对于依赖财政支出的转移性收入，会议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预计2025年将通过加大财政对终端消费直接投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多种方式，推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其次，“以旧换新”政策收到了积极效果。历史上，我国曾经出台过“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这些大宗商品价格高、占比大，适宜作为短期拉动消费的抓手，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2024年的政策实践来看，经过两轮“以旧换新”政策提振，汽车消费同比增速由6月的-6.2%回升至11月的6.6%，家电消费从6月的-7.6%大幅提升至11月的22.2%，家具消费从6月1.1%回升至11月的10.5%。1月8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明确，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由汽车、家电、家居等进一步扩围，智能手机、电子信息产品等一般消费品也被纳入以旧换新行列。
最后，发展服务消费有助于改善就业和消费分配，也是新的消费增长点。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在2024年的放缓更为显著，如餐饮收入放缓斜率要超过商品消费。从价格端看，2024年服务业GDP平减指数出现了历史首次下降，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0.13%，为历史最大降幅。作为对比，第二产业GDP平减指数虽然也在下降，但幅度仅为以往低通胀时期平均水平的一半。
服务业属于人力密集型行业，且收入分配更偏向于居民端。比如，根据广东省2023年企业调查，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14.1%，而13个服务行业的平均比重是25.5%，最高超过40%。因此，支持服务消费，可以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从而带来收入增长和消费改善。
此外，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型消费也能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已对新型消费进行探索。比如，上海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已优先对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作出部署；吉林省聚焦于冰雪经济，要“把‘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河北省致力于“拓展文化旅游、体育赛事、假日休闲等多元化消费场景”。这些新型消费，有望成为消费的“第二增长”曲线。
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
展望2025年，随着政策的多维度发力，消费有望得到提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也将逐渐改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中的慢变量，弹性不及投资，而且容易受到消费者信心等短期因素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因素影响。要切实提振消费，还需“慢工出细活”，做好各项配套工作。
首先，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这种转变有两重含义，一是转变“只有形成固定资产才是有价值的”传统思维。过去政策主要面向生产者和企业，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比如，将投资重点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的投资等。二是转变“提振消费要立竿见影”的观念。消费是慢变量，跟就业、收入、预期等密切相关，很难像拉投资一样一抓见效。
其次，形成以稳消费为目标的增长模式和政策体系。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应从过去的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我国原有的稳增长模式更多侧重于基建投资，已经形成了从地方政府、审批部门、项目筛选、金融支持、建设央企、地方平台的一系列配套体系。稳消费政策体系可以参考借鉴。
资金来源方面，可将财政支出重点由建设转向公共服务，更多资金用于民生领域。执行部门方面，不能仅仅依赖主管流通的商务部，而是要将更多部门纳入进来，形成一体化的协调和考核机制。服务体系方面，不一定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服务，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公共服务等。
再次，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通过构建一、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夯实居民养老、医疗保障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消费、惠民生”的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十四五”规划提出2025年末我国要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目前仍在向这一目标奋进。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还明显偏低，2023年为55.6%，同期美国为81.3%、日本和韩国分别为75.4%和67.8%。我国居民消费率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大力提振消费”还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展开。
（温彬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静文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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