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我们奔赴在全国各地事件现场，目睹和记录变化的发生，在冷眼和热血中交替。
这一年，我见识了各种“规则”与“潜规则”，也周旋于其中。
“有些事，我们只做不说”，一位地级市商务局领导面对下属的请教，在电话里如此回答。
能做不能说的事，一般叫“潜规则”，也可以叫“常规操作”。在一些地市，地方商务局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外贸出口目标，便联系当地的外贸从业者开设空壳公司。这些公司具备出口资质，从沿海报关中介手中购买数据。这些数据形成于没有资质的中小出口商家，他们不关心以谁的名字报关，买数据的也不关心出口的究竟是什么，而商务部门更不关心空壳公司有没有人员参保、有没有缴税，财政局也只是根据名单和数额给企业发放奖励资金。
这些“无主”的数据像新大陆，被需要的地方占领瓜分，换来掩耳盗铃的政绩。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十数年，已成常规操作，但依然无法摆到台前，不然不会“只做不说”。直到政府“帮手”身陷囹圄，我们才通过采访知道了行业秘辛，也才得到前述商务局长的通话录音。
我们引述了企业主及家属、公检方、报关中介、商务部门官员和律师的看法以及大量的裁判文书和部委条文。报道发出后，行业内外的一些朋友给出了“扎实”的评价。
以上是我做出口数据造假报道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潜规则”的利益相关方没有理由向公众媒体袒露运行规则。要做采访，甚至是各方采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当利益平衡被打破时，共赢无法实现，媒体作为读者的眼睛才得以看见矛盾激化背后的深层肌理。
这一年来，我们奔赴在全国各地事件现场，目睹和记录变化的发生，在冷眼和热血中交替。
伪造学历迈入顶级医学殿堂的“4+4”董小姐；挪用少林寺资产、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释永信；被反复使用，时而中标时而参赛得奖的“最忙五人组”；流传数百年被收藏家后代捐给博物馆却又出现在拍卖会的仇英《江南春》……
2025年，这些“潜规则”被晒在太阳底下，老成世故的人也许会说“没有新鲜事”，但更多的人表达了愤怒和对实事求是的渴望。向来如此的事情，如果禁不住公众的审视和媒体的监督，那便不该如此。毕竟，戳穿谎言，寻求公正，是人最朴素的认知。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唯一常规的是常规被打破。
记者视为常规的操作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去调整，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往往是突破关键；再“真实”的视频也需要加以甄别；同事马纪朝第一次拿起直播设备，漫步之中捕捉下少林新住持的珍贵画面。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转眼过去，我从幼儿园毕业到而立之年。新闻的主要传播介质已从报纸电视转向移动互联网；下一个25年，执笔创作的甚至大部分已不是真人——AI创作的“记者手记”已经见诸报端。人们曾天真地以为，信息的极大丰富、检索的极大便利，会让谎言无处遁形，也会让常识根植于世人内心。但现实提醒我们不宜过分乐观：眼见为实的可能只是AI幻象，满屏刷爆的也不过是一个人的信息茧房，价值观割裂导致的冲突远多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逃避可耻但是有用”或许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我们是否依然有理由相信，打破常规、打破潜规则、追求真相的调查报道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习惯性的怀疑与自我怀疑也确实是这一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改变。
这样的拔高和追问出现在记者一年回顾的文章中，略显空泛狡猾。不过，即便是记者，追问的权利在有些时候也已奢侈。
今年12月，一位知名政商人物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流传，当我致电当地主要领导得到模棱两可的答复后，我思考再三又拨通了政府官方电话，接线人出人意料地怒不可遏，将此事当成不可触碰的禁忌，并怒斥我想害他丢掉饭碗。我这才认识到，敷衍搪塞并不是最坏的表达；当“等通知”成为常态，选择追问就已经是怪异的举动。
如果有一天，不追问成为了新的“潜规则”，甚至“常识”，我希望打破它的时间不会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