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善用在应用能力方面的优势，把握智能经济机遇。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力量。在此背景下，智能经济30人论坛日前在深圳举行。
来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及产业界代表，围绕AI对经济、就业、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展开深度对话。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AI将对产业、社会带来多层次的影响，历史规律表明技术替代终将催生新需求与新职业；大模型正从语言交互向“能说会做”升级；需通过完善治理平衡创新与风险，依托制度优势化解技术冲击带来的社会矛盾。
智能经济30人论坛日前在深圳举行 图/第一财经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原院长、经济学家樊纲认为，AI的出现首先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冲击，这种冲击正通过三个层面逐步渗透，重塑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第一个层面是产业内部的冲击。部分传统企业将被淘汰，掌握新技术、具备更高效率的新企业会对老牌企业形成挤压，导致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新企业份额则不断攀升；第二个层面是产业结构的重构，表现为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推动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层面的冲击，反映在经济领域是收入差距的变化。
樊纲进一步阐释，随着工作时长缩短，人类闲暇时间大幅增加，由此催生旅游、健身、宠物经济等精神文化与体验类消费需求。这些领域高度依赖人际互动、情感共鸣与主观判断，恰恰是AI难以复制的“人性维度”。
樊纲认为，技术冲击的同时必然催生新产业与新需求，这正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尽管当前无法预判传统产业被颠覆的规模，但按照历史路径，旧产业消亡与新产业诞生始终相伴相生，部分产业对人力需求下降的同时，新的就业需求会在其他领域增长。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深入技术底层，描绘了智能经济的演进路径。他认为，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LLM）的核心能力仍停留在“预测下一个词”的文本层面，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未来突破的关键，在于实现“预测世界下一状态”，即模型不仅能理解语言，更能延伸至实际操作层面，展现出更全面的功能价值。
薛澜还谈到AI风险。他将AI风险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恶意滥用风险，即人为利用AI技术实施违法违规行为，其潜在危害范围广泛；第二类是技术内在缺陷风险，典型表现为AI幻觉等问题，可能导致决策偏差；第三类是系统性社会风险，AI的大规模应用将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社会议题产生深远影响，需警惕其引发的社会矛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曹钟雄指出，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去”，是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中国AI产品必须走向全球，要在起步阶段就坚持高标准、高信任水平，做到让用户可知可控可用可靠，建立“数字信任”。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单寅认为，每一次技术跃升都会带来治理上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要在治理方面布局谋篇，为新技术新业态保驾护航。各方要遵守合规底线，加强安全能力建设，通过产学研各方的协作来实现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繁荣。
这一观点得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的呼应。后者强调，不能陷入“外国开飞机、我们守着自行车”的落后困境，必须紧跟技术发展浪潮。如何通过科学的技术治理平衡利益格局，弥补受技术冲击群体的损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中国有望在全球智能经济竞争中实现领跑。华为、腾讯、百度等企业已在AI领域积累深厚技术，但若各自为战，将导致生态割裂、重复建设。国家应扮演“智能经济神经系统”的搭建者角色，打通企业间技术壁垒。中国应善用在应用能力方面的优势，把握智能经济的发展机遇。
智能经济30人论坛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起，旨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家，搭建一个非官方、公益性、开放性的智库交流与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