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典型的冰川失稳灾害链。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研究发现，高位冰岩崩+沿程增容是造成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主因。
该研究相关成果论文，以“尼泊尔高位冰岩崩沿程增容形成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为题，9月1日在学术期刊《科学通报》发表。研究指出，近几十年来,喜马拉雅冰川普遍消融和退缩。过去被冰体覆盖或支撑的岩壁和松散沉积物逐渐暴露,冰川的运动状态也在不断变化。此次泥石流灾害涵盖了从高位冰岩崩，沟谷增容到泥石流形成的演变过程，是气候变暖背景下典型的冰川失稳灾害链。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春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冰川退缩会改变高山水热条件、地貌和物质供给。部分陡峻坡体中，退冰卸荷、冻土退化和冻融循环可能改变岩体裂隙水热条件与应力状态，并增加松散物源；是否失稳还取决于坡度、岩性、结构面、含水状况及地震、强降雨等扰动。冰湖受冰崩、岩崩、强降雨或地震影响溃决，可形成冰湖溃决洪水，并在下游转化为泥石流。
“因此，更应从灾害链和风险系统角度认识高山风险。”她说，冰冻圈变化主要改变致灾因子、物源和通道，风险还取决于暴露度、脆弱性和应对能力。不同流域可能出现“冰川或冻土变化—斜坡失稳—碎屑流或冰湖溃决洪水—泥石流—河道放大”等组合，但不是固定路径。狭窄陡峻河谷、丰富物源以及河谷内居民点、口岸和交通设施，会放大风险。
冰冻圈变化与高山风险
此次“8·26”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驱动冰冻圈持续退化、冰川失稳诱发链式极端灾害的缩影。
冰冻圈包括冰川和冰盖、冻土、积雪、河湖冰、海冰、冰架等要素。从事气候变化/冰冻圈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健康等领域研究的李春兰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冰冻圈总体变暖退缩，表现为冰川失冰、许多地区积雪减少或融雪提前、部分多年冻土活动层加深、海冰范围减少和冰盖总体失冰；但区域与要素响应并不同步。
亚洲高山区是冰冻圈变化最受关注的区域之一。世界气象组织《亚洲气候状况2025》指出，2025亚洲高山区23条受监测冰川全部出现质量损失，主要受偏高气温和偏少冬季积雪驱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数据显示，1990—2020年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面积约减少12%、估算冰储量约减少9%；面积小于0.5平方公里的冰川损失最为严重，其消融速度远超其他冰川。
青藏高原所在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常被称为“第三极”，分布着超6.37万条冰川，覆盖面积近5.58万平方公里。这些冰川为恒河、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等十多条主要河流的源头，为下游超过20亿人口提供生计保障。
针对人们谈论的冰川融水“虚假水资源红利”，李春兰说，这可以理解为“短期释放、长期透支”，但不同流域表现并不完全相同。冰川加速消融，是把过去储存在冰体中的固态水更快释放为径流，因此一些冰川融水贡献较高的流域短期径流可能增加；但这不是新增水源，而是在提前消耗冰川这座“天然水库”。随着冰体持续缩小，一些流域会经历“峰值融水”，之后冰川融水贡献逐渐下降。
同时，积雪减少、融雪提前以及降雪—降雨相态转换，会改变径流季节分配、泥沙输移和水质，并可能加剧供水波动以及洪旱风险。联合国2025年报告指出，全球约20亿人依赖山地水源。“真正的风险不只是“水变少”，而是水量、供水时序、水质和极端洪旱风险同步变化。”李春兰说。
即便同样处于气候变暖之下，喜马拉雅各段冰川消融进程并不均衡。李春兰解释，这种空间差异首先来自水汽条件与气候背景：区域西部受西风影响相对更明显，中东部受南亚季风影响更强，因此不同区域的温度和降水变化对冰川的作用并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海拔、坡向、冰川面积和厚度、积雪补给、表面碎屑覆盖、黑碳等局地因素，也会造成消融和失稳风险差异。
防灾仍存在不少堵点
当前，科研层面已经产出不少冰川、冰湖变化的监测成果，但落到防灾预警层面，现实中仍存在不少堵点。
“监测成果不等于可执行预警。现在‘发现变化’的能力提升很快，但把风险信息转化为有效预警和人员行动的能力还没有完全跟上。卫星可以发现冰川退缩、冰湖扩张和部分斜坡异常，但之后还需要判断危险程度、可能触发条件、洪水传播路径和到达时间，并把警报及时送达下游社区。”李春兰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条“监测—识别—研判—预警—响应”的完整链条。
她介绍，高海拔地区还面临站点稀疏、云雪遮挡、通信中断和现场核查困难等问题；跨境流域还面临数据共享、标准、语言和责任划分等障碍。“评价预警体系不能只看建了多少站、用了多少算法，更要看探测准确性、提前量、误报漏报、信息到达率和群众响应能力等。”
谈及“8·26”泥石流灾害，李春兰说，中尼之间已经有一定的科研合作、部门沟通和灾后救援基础，ICIMOD等平台也长期开展喜马拉雅冰川、冰湖及相关灾害风险研究。但科研合作和灾后信息沟通，并不等于已经形成覆盖“源区—河道—社区”的成熟实时跨境预警机制。
她认为，跨境灾害最关键的是时效性：灾害源区可能在一个国家，而受影响社区和基础设施在另一个国家。因此，下一步可建立共同认可的高风险冰湖、快速运动冰川和潜在冰岩崩源区清单，统一监测指标和分级警报标准，完善24小时联络机制，明确“谁发现、谁研判、谁发布、谁通知下游”，并通过联合演练和双语预警提高响应能力。最终目标不只是“数据共享”，而是让风险信息比灾害更早跨过国界到达下游。
灾害预警的最终落地，同样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李春兰提到，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居民熟悉河道演变、历史洪痕、季节性水流特征与传统避险路线，这些本土经验对识别本地风险具有参考价值。但在气候变暖、冰冻圈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经验存在局限性。更有效的做法，应由社区、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开展参与式风险制图，把地方地名、历史灾害位置和避险路线与遥感、模型结果结合起来，再通过本地语言的短信、广播、警报器和演练讲清楚“收到什么警报、什么时候必须走、应该往哪里走”。两者结合，才能真正打通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上文联合研究团队的研究指出，“8·26”泥石流灾害完整展示了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川失稳后，经沿程侵蚀和物质卷入演变为对下游河谷破坏力巨大的远程泥石流的过程。为防范并减轻此类灾害损失，后续应加强冰岩崩触发机制和灾害链动力学过程模拟研究,提升影响范围快速评估能力,同时构建环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多边合作的天空地一体化灾害链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并推进常态化风险排查,源头管控,科学避让和跨境联防联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