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总量依然坚挺，但贸易路径、企业策略、出海的结构与形态已发生深刻演变。
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加速重塑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中国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双向演变。
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伴随跨国公司不断深耕中国市场，引资形势稳中向好。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
对外投资的规模也稳居全球前列，并呈现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过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四个领域，近年来则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拓展。
在这一双向演变进程中，作为成立于1970年的非营利性国际贸易促进机构，世界贸易中心协会（WTCA）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纽带角色。协会网络覆盖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主要城市，通过会展中心、经济发展机构、物流枢纽和自由贸易区等载体，构建起庞大的“国际生态系统”。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工作，正是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与双向投资贸易促进——既帮助中国企业对接海外商业网络、获取目标市场准入，也协助海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推动贸易与投资的深度融合。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副总裁、北京代表处（亚太区办事处）首席代表王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对外经贸与投资格局正在从传统单向贸易，转向更深层次的双向投资与产业链整合。
外资来华从“单向输出”到“全链条融合”
在近期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将当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新趋势概括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当前，外商投资中国已不仅看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成本，更关注高效的产业生态、优越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绿电、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供给，以及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和高素质的人才供给。“这些优势都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他们在全球形成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他说。
王迅也观察到，随着全球分工与经贸格局的演变，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逻辑已发生转变。早年欧美企业进入中国，主要把中国定位为全球制造与组装基地，或围绕庞大的初级消费市场提前卡位，重在开拓市场，对商业网络服务的诉求也集中于此。当前，这种在华投资逻辑升级为“投在中国、销在中国、深度整合中国本土产业链”。
二是从“填补空白”到“锻造实力”转变。凌激表示，早期跨国公司主要是瞄准中国的资金和供给的“缺口”，从引进资金、成熟技术到商业模式和管理就可以在中国较快获得成功。随着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应用场景的丰富和日趋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有的还形象地叫做“健身房”。
王迅认为，创新与技术能力的双向互动是更具风向标意义的变化。“过去，跨国公司主要将欧美的先进管理模式、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带到中国；如今，在新能源、智能制造及消费市场运营等诸多前沿领域，中国本土的创新活力与迭代速度已走在全球前列。”王迅称，跨国企业开始主动向中国市场汲取经验，而最佳途径便是通过加大在华投资，全面融入中国的创新生态。以汽车工业为例，面对本土新能源车企在产品迭代与综合成本上的压倒性优势，外企正持续加码在华研发与本地供应链采购，试图通过全面接入本土供应链体系来弥合显著的成本差距。
三是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凌激称，过去，很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都是搭建自己的研发和供应链体系，依托跨国公司内部的产业生态来完成供应链的配套。所以过去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都是大进大出的。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日趋完备和高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在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本土化水平不断提升，与中方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日益加强。
王迅也观察到，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结构也在动态调整。王迅表示，过去主要是中国向新兴市场输出工业制成品，并从当地进口大宗初级原材料或农副产品。但这种格局正在转变。“一方面，中国企业主动将部分产能直接布局到当地，带动当地工业化进程与税收就业；另一方面，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海外特色企业也开始深耕中国市场，比如从早期单纯向中国代理商大宗出口咖啡豆、葡萄酒等农副产品或特色产品，升级为在华自建分销渠道与服务网络。”王迅介绍说，通过自主掌控终端客户与渠道资源，企业所获取的产业链增值空间大幅跃升，从而实现了在华深度扎根。
中企出海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的主体与形态也在改变。王迅表示，全球贸易总量仍具韧性，但贸易路径、企业策略与出海的结构与形态已发生深刻演变。
首先是出海主力的更替。当前的主力已不再是追逐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是具备先进制造能力与较高技术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后者在海外面临的贸易壁垒更高，需要通过主动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换取当地市场准入，从而实现从单纯出口向跨国直接投资的战略跨越。同时，单纯在越南等海外基地设厂加工、再全量出口至欧美等第三方的粗放模式也正在改变。
其次是出海方式的变化。王迅称，企业的出海形态已从过去单打独斗的海外建厂，演变为“产业链整体协同出海”。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在于庞大且完备的产业集群，脱离了上下游的配套支撑，企业的成本与交付优势便会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供应链上的配套企业也有深入海外一线市场的实际诉求。
第三，出海逻辑正从“单纯走出去”走向“深度本地化与全方位合规”。王迅提到，企业需要考量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把国内的资金、技术和产品搬出去，更在于如何在海外建立合规且可持续的日常营运架构，不能把国内的经营打法简单套用到海外市场。他引述相关专家观点称，出海不是单纯的“走出去”，而是要真正“走进去”，实现深度的本土融合。
衡量本地化成色的三个环节
在王迅看来，中国企业目前正处于出海探索与转型的关键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痛点各异，核心命题却相通，即系统性提升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经营能力。他说：“过去外部环境红利期、业务顺风顺水时，企业往往缺乏主动自我重塑的动力；当外部环境趋紧，变革就成了必然选择。”
他称，多重挑战之中，最核心的命题是国际化如何在具体落地中转化为真正的本地化，企业必须摒弃“业务走向了海外，管理理念与营运模式却照搬国内”的惯性思维，否则在海外处处碰壁。
具体来说，进入一个新的国别市场，关键在于成为当地主流商业社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味依赖国内单向输出人员和粗放模式。“许多经验丰富的老牌跨国公司已积累了成熟的制度范例，比如在产权结构与职业管理权之间建立清晰的权责边界，同时全力推进人员雇佣的本土化。”他补充道。
王迅总结说，企业需要学会按照东道国的商业逻辑和规则体系合规营运，构建本地化的产业链生态。他称：“衡量本地化成色的关键环节有三个，也都极具挑战性：在顶层公司治理架构层面，能否吸纳当地有声望、有实力的商业伙伴成为股东，充分借助其本土资源与社会能力护航发展；在人力资源层面，能否真正落实人才本土化，任用并充分信任当地雇员与管理层；在供应链层面，能否主动整合当地的零部件与配套资源，形成利益共同体。”
“无论去往哪个海外市场，当地政府与社会各界普遍期待外来投资带动本地就业与税收，构建互利共赢、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生态，而不是由外来人员包揽一切。只有真正融入当地，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才能行稳致远。”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