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霍尔攻克了居民消费端的微观预期，伍德福德则把这块拼图装进了涵盖企业与中央银行的完整政策框架中。
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官方公报，两位得主的研究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使人们能够解释并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类模型如今被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使用。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博导、人本健康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谢丹夏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位得主的核心贡献在于为宏观稳定政策筑牢了微观基础。“霍尔将随机游走与不确定性机制引入消费决策，深化了永久收入假说；伍德福德则奠定了现代新凯恩斯主义与央行货币调控的核心框架。”他称，两人沿着理性预期的脉络，让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石变得更加坚实、精细。
《比较》研究部主管、经济学博士陈永伟也解释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表述听上去颇具技术化，背后折射的却是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次范式演进：研究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胀，不能只盯着几个宏观总量数字之间的机械统计关系，必须追问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企业为什么这样招聘和定价，以及微观主体对未来抱有怎样的预期。
给宏观大机器装上微观零件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建立在宏观总量变量之间统计相关性的假定之上。例如，失业率高时通胀往往偏低，反之亦然；消费也被认为直接由家庭的总可支配收入决定，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带来更高的消费。在这一假设下，逆周期调节宛如简单地踩油门与踩刹车。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这些关系变得远不如此前设想的稳定——西方世界陷入低增长、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依赖这些统计关系的稳定政策随之失效。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随即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如果政府调整政策，公众和企业的预期就会随之改变，原有的历史统计规律便会失效。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弄清楚拥有理性预期的家庭和企业究竟如何做决策。但如何在模型中将无形的“预期”落到实处，这构成了当时学界的巨大挑战。
霍尔将研究思路颠倒过来。他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家庭消费受制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及其相关考量，那么他们的当期消费决策本身就是其预期最好的反映。陈永伟通俗地解释称：“假如你已经知道明年会涨薪，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今天就会把这个预期纳入考量并平滑消费，而不会等到明年工资到账才突然改变生活习惯。如果明天没有新的不可测消息到来，明天的消费就不应发生出人意料的改变。”
1978年，霍尔提出了震撼学界的著名假说：在理性预期和永久收入假说下，居民消费的变化无法被预测，消费路径近似遵循“随机游走”（Random Walk）。他用美国总量数据检验，发现这一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成立。陈永伟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罗默在《高级宏观经济学》中记载，霍尔初次报告该成果时，甚至有宏观学者开玩笑称他写论文时“一定是嗑药了”。
这套理论确立了现代宏观消费分析的标准基准。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首次用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这一假说，发现纯粹的永久收入假说被拒绝：家庭消费对当期收入存在“过度敏感”。在此基础上放宽假设，两人估计，消费中约有20%随当期收入同步变动，即“手停口停”的量入为出型（Hand-to-mouth），其余约80%与前瞻性消费理论的预测一致。这类对家庭异质性的微观证据，后来也成为“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等前沿研究的源头。
从理论到央行
如果说霍尔攻克了居民消费端的微观预期，伍德福德则把这块拼图装进了涵盖企业与中央银行的完整政策框架中。
“伍德福德面对的是卢卡斯批判带来的理论冲击，但他没有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洞察——价格和工资不会瞬间调整。”陈永伟解释，伍德福德的突破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
伍德福德在价格黏性的思想基础上，把前瞻性的消费、前瞻性的企业定价与利率规则整合进同一个可估计、可量化、可做福利评价的框架，并在2003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中加以系统总结和发展。这一框架最简单的形式由三个核心方程构成：第一个吸收了霍尔的前瞻性消费理论；第二个刻画企业因调整价格有成本而产生的价格黏性与前瞻性定价；第三个是央行的利率规则。伍德福德证明，只要央行对通胀的反应强于一比一，就能排除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福利最优。
谢丹夏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当今各国央行遵循的货币政策框架，本质上是将芝加哥学派经典的真实商业周期、卢卡斯的理性预期，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名义黏性融为一体的产物，最终凝聚成现代新凯恩斯主义，并为全球主要央行通行的“通胀目标制”提供了核心理论基石。
伍德福德的模型为政策制定者构建了一座可量化评估加息降息效应的“政策实验室”。他强调，央行不必执着于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可以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来影响经济：政策利率相对自然利率（中性利率）的高低，决定了实际利率缺口，进而影响需求与通胀。这为各国央行以利率而非货币数量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该框架最初服务于货币政策分析，后来也成为分析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
谢丹夏回忆道，他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工作时，曾在美联储工作多年的上级笑谈伍德福德的这本著作是“一本没有货币的货币政策专著”，因为书中的核心模型里没有传统的货币数量，主要围绕利率和价格展开。
在经典框架之外，伍德福德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拓展同样备受关注。谢丹夏表示：“在主流框架中，央行主要权衡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两大目标。但在危机爆发后，学界反思货币政策此前往往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内生脆弱性。伍德福德后续探讨了是否应将‘金融稳定’作为显性目标纳入央行目标函数，这也是我自己近年来持续跟踪并开展研究的前沿方向。”
殊途同归的得奖与学术声誉长跑
陈永伟表示，霍尔与伍德福德并不是长期合作者，甚至代表了宏观经济学不同的研究传统，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两人并列授奖，恰好勾勒出过去半个世纪现代宏观经济学一步步构建起来的脉络。
“凯恩斯最初关切的是失业与衰退等总体问题；随后学界意识到单纯依赖历史总量数据无法可靠指导政策，不得不向下探寻微观个体行为；最终再借助微观个体的预期机制，重新回到宏观稳定政策的制定中。”陈永伟总结道。
在他看来，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是一群“会思考的人”：家庭会权衡未来收入，企业会预判未来需求与成本，金融市场则时刻揣摩央行的下一步举措；政府的行为改变了他们的预期，而他们的预期又提前重塑了现实经济。
“这也正是今年诺奖颁奖词中‘微观基础’四个字的深意所在。”陈永伟表示，宏观经济并非一个会消费、投资与求职的抽象“巨人”，而是无数家庭、企业和劳动者相互作用的总和。“霍尔帮助宏观经济学向下找到个人，伍德福德又帮助它从个人重新回到中央银行。这也许正是两人共同获奖最容易理解的地方。”
谢丹夏也认为，此次颁奖遵循了学术荣誉层层递进的客观演进节奏。在他看来，霍尔与伍德福德是继卢卡斯等开创者之后的第二代理性预期学者，伍德福德更是新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开山鼻祖率先获奖之后，轮到这两位获奖也是水到渠成。
尽管学界普遍将两人的研究视作诺奖级经典，但本届评选在外部表现上依然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破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伍德福德在刚刚入选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的同一年便直接折桂，这种“当年双奖并揽”的巧合较为罕见。
统计显示，这打破了自2002年卡尼曼、2003年格兰杰与恩格尔组合之后，长达二十余年“引文桂冠无法当年直达诺奖”的历史惯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文桂冠奖通常在每年9月下旬揭晓，而诺奖评选委员会的决议早在当年5月前后便已基本敲定，因此引文桂冠的发布对当届诺奖委员会并无直接影响。
相比基于纯粹文献引用计量的外部指数，李仁贵更倾向于从学界权威同行评议构成的“内生风向标”中寻找线索，其中比较具有前瞻性的指标正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内默斯经济学奖（Nemmers Prize）。自1994年设立以来，内默斯奖仅颁发给16位学者，其中已有戴蒙德、萨金特、梯若尔、戈尔丁等11位最终问鼎诺贝尔奖，其超高的转化率揭示出顶尖同行学术声誉筛选机制的惊人准确性。
在李仁贵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向来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任何一位候选人的最终胜出，都必须依托主流学术共同体多年来层层递进的声望积累与背书。从这两位获奖者的履历来看，霍尔早在2010年便出任了代表美国经济学界崇高地位的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并于2017年入选引文桂冠奖。伍德福德则在2024年获得了内默斯奖这一关键里程碑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