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通读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__财经头条_

安妮·卡森在读书和创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从碎片的角度，来感受她读到和写下的东西。

“我们靠挖地道而活，因为我们是被活埋的人。我看啊，你们挖的地道会像被连根拔了的兰花，显得莫名地漫无目的。但那芬芳却不死。艾米莉·狄金森在1883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几天前，有个小男孩从阿默斯特跑了出来’，被问到要去哪时，他回答：佛蒙特州，或者亚洲。”

这段话，大概一般人都会“看不懂”。把它正式出版，列为“诗集”，大概能引来一声“哦？”封面烫上金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大概看到的人会打开翻阅几页，然后碰巧读到这段话，大概会说：“艾米莉·狄金森？听说过，好像也是个诗人。但这段话在讲什么？不懂。”

这本诗集叫“Short Talks”。short talk，是安妮·卡森对自己这类文字的称呼，中文翻译不了——无论是字面直译的“短谈”，还是现成的词汇如“断片”“随想”“警句”，都不合适。《Short Talks》是卡森1992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收入了她精选的一批short talk，虽被归为“诗集”，但也十分勉强。现在好了，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书可以正大光明地归入“诺奖作品专柜”之中了。

卡森的身份和经历看起来都很简单。她是个学者，她读书、写作并教书，教的还是古典学，不死心的人大概会追问她“搞过什么考古发掘”，然后得到一个导致自己死心的答复。《Short Talks》有个简短的导言，她在其中说，她要让出自自己之手的文字“避免一个故事的乏味无聊（boredom）”——这句话饶有深意：“一个故事（story）”为什么会乏味无聊呢？我们所说的“文学”，难道不就意味着许多作家写的许多故事吗？

但反复读本文开头这段short talk，大概能体会到卡森的意思：这几行字，不包含任何一个“故事”：卡森提到了挖地道、兰花和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封信，但句和句彼此不挨着，谈不上“叙事”。大概你会问：靠挖地道而活（live），和“被活埋（buried alive）”不是矛盾吗？地道又怎么会引出兰花？然后，1883年的一个阿默斯特小男孩出走，说“要么佛蒙特，要么亚洲”，这又和挖地道有什么关系呢？

卡森甚至没有提到，艾米莉·狄金森在写信的那年做了什么事情（那样恐怕就会出现“故事”了）。她大概就是在读狄金森的书信集时，觉得这句话很有趣，记了下来。然后，她又觉得“活埋（buried alive）”这个短语包含了有趣的矛盾。她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有人在挖地道，在施工，而从外边看，这些人挖着挖着，像是自己就渐渐埋在坑里了……她开始写，开始组合不同的文字，把它们摆放在一起……

然后大概她又忽然想到，自己在书中读到过：狄金森最为着迷的花卉之一，是长在野地里的兰花。

我写下了很多“大概”，猜测卡森的读写状态。但有一点是我确知的：许多杰出的女性诗人、作家，都是狂热的读书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是典型中的典型。100年前的1926年，伍尔夫将她写的文学评论、随笔、书评整理成一本书。在起首的一篇千字短文里，她用了18世纪大学者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评定诗歌水平高下的问题上，普通读者有发言权，只要他们‘未受偏见影响’。”伍尔夫遂以“普通读者”来命名自己这部集子，7年后又出了续集。她谈论过的书，有《简·爱》，有契诃夫、哈代、蒙田、约翰·邓恩的作品，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种体裁，只要她能读到的，她都有谈论。

伍尔夫读过的书，我们基本上也都能读到。《普通读者》出版70年后，又一位嗜书之人——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获得了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从她给报纸开专栏写下的众多短书评来看，她比伍尔夫更广采博收，只要一本书是用波兰语写的，不管它是原创还是译本，不管它是小说、童话、史诗还是科普读物，不管它讲的是电影、音乐、政治八卦、人物传记还是科技，不管它是世人皆知的经典还是很快被淹没的通俗读物，她都会去读。如果有想法、有话要说，就随意地写一段长短不等的文字。

比如，读了一本名叫“狗日笔记”的书后，辛波斯卡写道：

“‘狗日的’就像许多别的很形象的骂街话一样，是一种日常用语，如果它表现了人与人友好关系的加强，那么它还是讨人喜欢的。但字典里没收它……”

而读了一本写“纸书的历史”的书后，辛波斯卡写道：

“纸的前身是羊皮纸。如果一定要强调它来自驴，来自羊，那么我们顶好就别去怀想，我们读它上面书写的那些富有崇高的思想啊、精神啊的文字是怎样的情景……”

大概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辛波斯卡既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她哪怕是写一张便条，都得看作“文学”。她的这类读书后写下的字，连“评论”都不能算，可是，它们反映的作者的性情、知识面、敏感性，以及写作时的状态，是读者能够感觉到的。它们不反映作者的“文学成就”，却会令人感到她的亲切，仿佛她近在身边，谈吐尽在眼中。

那么安妮·卡森呢？她和伍尔夫、辛波斯卡那样的“普通读者”，有本质的区别吗？

会有一点。因为，卡森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了“纸书”最原始的样子（刚刚从驴、羊或是纸莎草那里转化过来时的样子）：15岁那年，她在书店里注意到了萨福的诗，希腊文原作和英文译本摆在一起。这里的妙处在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存世诗作都是一些碎片，一些断章，因此令卡森产生兴趣的，不仅是诗文的内容，更是承载内容的形式。纸和文字是深度绑定的。

这导致了什么呢？会导致虚无的感慨，像是“唉，所有的文字都会化为碎片”吗？

并没有。这导致了卡森后来在读书和创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从碎片的角度，来感受她读到和写下的东西。想一想，萨福的激情，是人们在一堆文字碎片里识别出来的，就连“萨福”这一名字（包括更有名的“荷马”）都是偶然留下的——这难道不奇妙？一个研读萨福的学者，不仅能阅读完整的作品，更能把彼此不相干的任何句段、词群放在一起阅读，并产生种种感受，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的创造力？

如果你还无法理解这一点，那就请你比较这样两个人，两个都是艺术发烧友：第一个人，会在某天跑到卢浮宫，高高伸出自己的手，挤在无数只高高伸出的、拿着手机/相机的手之间，“咔嚓”一声，拍下长77厘米、宽53厘米的一幅油画：《蒙娜丽莎》。

另一个人，同样去过卢浮宫。但当他坐船在海上时，面对海面瞬息万变的零波碎浪，他能忽然辨识出一幅若隐若现的“蒙娜丽莎”。他时常观看海面，都会觉得，这里那里在显现出画面，有的画面他似曾相识，像某幅画或是画的一角，有的画面则是第一次看见……

二人之中，谁是拥有创造力的那一个？

安妮·卡森就是那个想在海面上辨识画面的人——那个想在各种文字的碎块中找到节奏、看见画面、创建意义的人。为接近这一目的，她一直做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阅读。她不仅是诗人，更是伍尔夫所说的“普通读者”；像辛波斯卡一样，她拿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后写下一些什么。

在《Short Talks》这本书中，你看到的与其说是卡森的渊博，不如说是她的“普通”。因为她提到的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找到、读到，并且不难读懂的。比如，找一本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集，就能读到她的信；找一本狄金森的传记，随便翻翻，就可能注意到狄金森爱植物，爱花，特别是爱野生的兰花；狄金森发现一株野地里的兰花会激动无比，她还始终记得第一次捏住兰花花茎的时刻……

仔细读，甚至还会发现：狄金森那封提到一个出走男孩的信，并不是像卡森所说，写于1883年，而是写于1881年，是写给好友霍兰德夫人的。在书的面前，我们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指出她的错误，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把这一错误看得无关紧要。

在另一则short talk中，卡森还说起了卡夫卡和他那著名的女友菲利丝：

“卡夫卡喜欢把手表调快一个半小时。菲利丝总是不停地帮他调回正点。‘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爱对方本来的样子，’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同时还提到了她的金牙——在1912年，那些金牙在他眼中闪烁着地狱般的光泽。整整5年，他们几乎就要结婚了。他列了一份清单，列举了支持结婚与反对结婚的理由，它们包括‘无法承受自己生活的冲击’（支持结婚）以及‘看到晚上10点半父母床上铺好的睡衣’（反对结婚）。大出血救了他一命。当疗养院的医生建议他不要说话时，他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地玻璃句子。其中一句写道……”

卡夫卡的书信、日记早已公开并被翻译成各大语种；他和菲利丝之间纠缠了5年，书信往来不断，最终也没结上婚，无数文学爱好者都知道这些往事。卡森和每个普通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卡夫卡——通过读他的文字。

只不过，她通过原产于卡夫卡的“素材”，感受到并且勾画出一些具有独家辨识度的画面。什么叫“大出血救了他一命”？“地板上的玻璃句子”是指卡夫卡日记里透明而稀碎的文字吗？

《Short Talks》的前言里，卡森还有一句话：“我愿做一切来躲避乏味无聊。这是毕生的任务。”很多人引用这话，却只是视为一种低姿态，或是视为诗人表达她的“不走寻常路”的勇气。这实在低估了这话的严肃。卡森想说的岂止是文学上的创新；她分明是想说：她愿一次次回到15岁初遇萨福作品时，自己被点燃的热情之中。那是初始性的热情，所有后续的道路都从中生长出来。

任何一种志业，不论始于多么高昂的热情，都难以避免地要渐渐归于无聊。她教古典学，貌似是得偿所愿，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哪怕是天天讲授自己心爱的诗人，写作关于希腊史诗的论文，并批改学生作业，一个人的热情也会很快被耗尽。唯一的自救之途在于创造，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创造。为此，作为读者的卡森才写起了诗，才开始进行所谓的“实验性写作”：出人意料地摆置文字，把句和词精心修剪、组合，就像当初，考古专家摆置萨福的残片，让现代读者了解文字背后的诗人。

她的阅读，她的文字“实验”，都是出于迫切而又普通的意愿。《Short Talks》是这样写成的，《红的自传》《丈夫之美》也是如此。她还写了《萨福断章》，却绝非“致敬”之作；她甚至冷冷地讲“我不探究萨福的内心世界”。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文字背后并非没有真实的人，但文字本身同样是真实，和驱散无聊的意愿一样真实。安妮·卡森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读同样的书，关注同样的事，也会时时被无聊侵袭；只有创造力上的独到，才使这位“普通读者”，终于显得不那么普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