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为AI经济的一部分，不能只做AI的消费者，而是要成为AI的生产者。”
在不久前的GTC柏林大会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对德国、欧洲发出这样的呼吁。黄仁勋欧洲之行分别到访了法国、英国、德国等数个国家。
黄仁勋希望欧洲接纳其AI工厂。他将其定位于构建和运营AI基础设施的综合平台，并称之为“我们帮助欧洲融入AI生态系统、参与AI经济的基础。”
黄仁勋的全栈AI工厂，确实有潜力成为欧洲企业的技术底座。但英伟达和欧洲众多企业如西门子、保时捷、欧莱雅等合作中，后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者，而非新技术的共创者。
黄仁勋和英伟达，对于欧洲本土人工智能的技术繁荣，所能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核心原因并不在于英伟达技术不够先进，而恰恰在于英伟达太过强大了。
英伟达向欧洲交付的全栈AI工厂是集成化的平台，而非单一高性能芯片。这套系统涵盖GPU硬件、CUDA-X库和模型。这些高性能芯片、CUDA-X，以及模型层都是欧洲企业无力参与构建的。欧洲企业即便接受它，能做的也是由德国西门子或法国欧莱雅等企业在上面构建自己的应用层。
英伟达也无法刺激欧洲企业开发与之相似的竞品。
英伟达的能力如此突出，以至于欧洲几乎没有任何企业与之正面竞争。这与美国、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美国有AMD、英特尔开发加速卡，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和谷歌也开发自己的专属芯片；中国受到高端芯片进口限制，一个由华为、寒武纪、沐曦科技等企业构成的本土算力生态正在成长。
市场竞争刺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英伟达丰厚的利润显而易见，本应吸引更多欧洲企业同台竞技。但欧洲企业似乎放弃了雄心壮志，不愿挺身与之一战。
芯片如此，大模型类似。
据我所知，一些在中国运营的大型德国企业，底层接入的要么是美国Anthropic、OpenAI的模型，要么是中国阿里模型。欧洲代表性的模型企业是法国Mistral AI，但它目前没有获得全球认可的迹象。
欧洲的职场环境，也不利于技术迭代。一位访问过Mistral AI的中国科研人员对我表示，在中美研究人员焚膏继晷地把大模型推向前沿之际，Mistral AI的员工休假制度显得过于奢侈了。
欧洲的人工智能后备人才不如美国和中国富足。诺基亚曾在手机领域如日中天，西门子也曾有过手机业务，但它们都错失了移动互联网浪潮，相应的软硬件人才在欧洲失去了壮大的土壤。
新技术和创新企业不是凭空产生，创造者往往来自上一代技术和产业。奠定人工智能基础的Transformer架构，诞生于谷歌员工之手，而谷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王。Anthropic的创始人Dario Amodei的职业履历更是包含了百度、谷歌和OpenAI。
欧洲初创企业的融资也不如中美便利。
黄仁勋表示，近期将再向欧洲追加20亿美元的投资，此前已经向欧洲投资了80亿美元。这可能会使英伟达成为欧洲人工智能的最大投资者，缓解当地初创企业的融资困难。
这笔资金分散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涉及十余家甚至数十家企业，企业平均所获资金数量不会太大。英伟达投资的企业，也多是医疗健康、商业软件、机器人等英伟达产品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芯片、模型以及数据。这些领域的美国企业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融资，比如OpenAI现在谋求300亿美元的融资；中国企业沐曦上市前融资超过100亿人民币，DeepSeek则被传出正在融资1000亿人民币。
即便欧洲诞生人工智能的幼苗，它们也不容易在欧洲本土找到类似美国、中国的充足资金。
2014年，DeepMind被谷歌收购的时候，欧洲人工智能的融资困局就已经很明显了。这家公司成立于英国，创始人Demis Hassabis曾试图让它保持独立，但难以在英国这个欧洲金融中心得到风险资本支持，之后才被谷歌收入囊中。Demis Hassabis也加入了谷歌，并在2024年凭借“蛋白质结构预测”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美国、中国是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的两大中心，而欧洲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地带，这是历史上产业断裂、人才积累不足和资金匮乏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黄仁勋希望英伟达的AI工厂为欧洲企业所接纳，他也带来了一大笔资金。但这些对于欧洲产生本土的AI生态作用有限。
欧洲人工智能赶超美国或者中国的步伐，似乎难以完成的任务。欧洲企业最好的办法依然是拥抱美国、中国的技术，并在应用层面尝试突破。一些欧洲企业，已经在中国积极开设机器人研究中心，与中国企业一起研发，打通这一新兴产业的链条。
欧洲不应再过度监管人工智能，尤其当美国和中国将技术进步，而非监管作为优先选项的时候。必要监管是为了安全，但过度监管可能是杞人忧天，并把创新排斥在外。
如黄仁勋所说，如果一个产业都没有发展起来，那也就没有什么可监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