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6月6日，在中国东盟中心和朝阳区政府指导下，由朝阳区政府外事办公室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朝阳区政府建外街道办事处、全球化智库（CCG）共同主办的2024北京CBD论坛“区域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对话会”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对话会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国际组织代表，东盟使馆外交官，有关学术专家，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企业、商协会代表等100多位嘉宾参会交流。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发表了体位“把握国际形势变化趋势，构建互利共赢新格局”的主题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区域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对话会，并借此机会谈一点个人当前研究的成果。
本次演讲涵盖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第二，如何看待我们面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挑战；第三，对加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提几点建议。
从国际环境的变化看，过去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讲是深刻复杂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有四个变化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入讨论或关注这四个矛盾的变化，可能对我们把握国际局势会有积极的帮助。
第一个矛盾是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相互交织。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后来讲大国竞争，现在一是冷战思维在发酵或者是在上升，还有就是阵营对抗的雏形正在显现，我们不赞成冷战思维，我们也不主张阵营对抗，中国对此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我们放眼观察，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这种微妙的变化，或者是未来是否会走向这些方面？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然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把握，如何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我们提到冷战思维，包括美国的总统拜登也不赞成冷战，中国在多个场合也表示不赞成冷战和冷战思维。但实实在在地观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对策似乎都隐含着某种冷战的思维、阵营或者东西方对抗。在中国国内要特别谨慎，不要把这种情绪引向东西方对抗，或者阵营对抗，因为从大的宏观来看我们不需要冷战思维，也不需要阵营对抗。有学者经常说中国可以统领全球南方加强和北方的对抗，或者说统领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去对抗。这些言论都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至少在思维模式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矛盾是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似乎在发生着某种联系，或者说贸易保护主义和去风险似乎有更加紧密的联系进程，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所有人都不赞成逆全球化，我们都主张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还在，而且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现实中，逆全球化确实在发生。有人把区域的集团化理解成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是可以的，但逆全球化的集中表现就是美国推动的G7搞的一些去风险，这背后是和中国切断联系，是去掉中国风险。这种趋势的结合，导致国际经济贸易合作遭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不利。前两年俄乌冲突导致了原材料市场的波动，美国的加息冲击了国际市场，甚至出现了货运价格的上升、通胀这些矛盾，所以如果不矫正国际合作中存在的过度壁垒和一些限制的话，全球经济的复苏目前看来非常艰难。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到了负面影响在收敛的过程，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了微弱的复苏迹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各种限制措施进一步上升，将非常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这点值得关注。
第三个矛盾是WTO的规则体系。我们经常讲多边规则体系，但我们注意到WTO的规则确实是被美国给冲击、破坏了，它的规则体系还在，但它的作用影响确实在下降。另一边升起来的就是RTA区域贸易的合作趋势。WTO第13届贸易部长会还在研究如何推动、完善WTO的改革，这两天关于上诉机构的改革还在谈判，美国也参加了，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问题在于现在新兴起的区域贸易合作机构也有很多的规则和条例，应该说有些条例是在WTO之上的，叫WTO plus。CPTPP是典型的，其实北美的《美墨加协定》也是超越了WTO，甚至有逆反的动作在里面，例如毒丸条款之类。现在的矛盾是如何来综合全球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和WTO原有的规则体系，形成一个新的能够主导全球的规则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对WTO改革是寄予厚望的，但难度又是很大的，因为坦率地讲CPTPP的规则体系是很高的，也是能够代表21世纪国际经贸的新规则体系的，中国也提出来了要积极申请加入，也正在对标，但客观的矛盾是全球能否接受这么一个高标准的体系？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矛盾。如果不接受，WTO现有的规则体系确实有些领域是空白，包括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新兴起的一些产业竞争和产业补贴等领域都需要完善。我们在这对矛盾面前，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立场方向十分关键，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四个矛盾是当前的全球金融市场看似辉煌实则非常脆弱。看起来美国在大涨，日本和印度也在涨，金融市场看似是在频繁波动甚至向上的，但确实很脆弱，给这种脆弱性增加风险的更重要因素就是美联储频繁改变的货币政策，一会要加息，一会要降息，徘徊在加息和降息之间，为的就是给市场制造一些新的震荡。实际上这种“震荡”很可能对美国是更有利的。这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因为除了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当前是无法左右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方向的，只有美国会影响到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波动。
这就是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的四大变化，这四大变化正在持续演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实际上这四大变化很多是带有负面的变化的，我并不赞同这种变化，希望我们选择一个方向来支持它。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外向型经济正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中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进出口贸易受到了外部市场波动的挑战，特别是欧美市场的挑战。我们可以说4月份还增长了5.7%，美元统计增长了2.2%，全年维持了二点几的增长，但在增长的结构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跟东盟的贸易是持续高增长，今年稍微降下来一点但还是保持了正增长的，但美欧的市场确实是有市场份额回落的过程，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美国市场并没有缩减，它的市场整体的进口和国内的消费在扩张，中国的份额下降只能说明欧洲、墨西哥、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有所增加，所以才导致了我们的份额下降。这个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和欧洲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加在一起将是我们外向型经济遇到的最大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改革开放过来的人都知道，中国整个的快速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先搞了加工贸易后搞了合资企业，最后国营、民企、外资，加入世贸之后走向国际市场，才出现了中国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巨大变化。现今如果外向型经济收缩，06年最高的时候进出口占GDP的56%，现在只占大约28%，已经收缩一半了。当然，中国的国情确实也在变，国内的中高端收入在上升，国内的消费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国内消费的扩张和外向型经济的收缩要有一个合理的旋转和衔接，如果这个衔接是这边增长得慢，外向型的经济落得快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很难维持一个高速或中高速的增长。
二、对高科技的限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进行封杀，禁止各种合作，甚至诉讼。中国高科技领域，这个限制非常广泛，而且在不断地波及更多领域，欧洲还有跟风迹象。短期来看，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冲击影响，因为在最高端我们应用的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手机和汽车没有受到什么更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封杀和限制如果持续存在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在高端受到制约，会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压力。
尽管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断努力取得突破，但这一过程仍需时间。更重要的是，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也可以是开放搞合作。科研领域如果不开放是不可能突破的，或者说突破得更慢一点，关起门来搞还是需要更长时间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强调自立自强不等于封闭式的发展，一定是开放式的发展。美国也并不是全球独家垄断的，它也有很多技术渠道的多样性。
三、 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矛盾正在加剧。产业链与供应链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全球的产业分工与物流配送，其中88%至89%的产供链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实际上中国对产供链的变化无需过度忧虑，只要优化在华的营商环境，稳定并留住这些公司，就能避免很多损失。因此，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和稳定外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艰巨任务。
四、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了“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这一重要论述，该论述的含义深远，言外之意是尽管我们与美国存在竞争，不应与全球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与美国的竞争应促使我们更加妥善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已有所缓解，与东欧国家如立陶宛和捷克的制裁已得到解除。同时，我们正在积极与日本和韩国进行沟通。虽然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仍需努力改善这些关系，至少保持现状，以避免成为负面影响的起源。
第三，谈几点建议：
一、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全力巩固和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既是必然选择，也是基于客观分析的明智决策。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全面经贸合作关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贸易平衡问题。贸易失衡是不可持续的，作为贸易顺差方，我们必须主动维护贸易平衡，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原则理念。如果追求过度的顺差，最终将会自食其果、反噬自己，会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因此，妥善处理此问题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特别关注的任务。
二、加速服务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在最新一轮的谈判升级中，应将服务贸易的开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服务贸易的加速开放对中国和东盟都至关重要，中国需要，东盟更需要。因此，现阶段加快推动服务贸易的开放，对于我们深度融合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客观而言，中国的服务贸易想在美欧打出一片天地来面临挑战，但我们应对东盟市场充满信心，保持乐观态度。在人文方面，东盟能够容纳，在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及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方面，东盟市场都具备良好条件，这些服务能够支持并推动东盟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需要增加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三、要转换贸易发展的思路。虽然在制造业的部分领域越南等国家正逐步崭露头角，但中国制造业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全球地位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关注进出口的平衡之外，在投资方面也应采纳互利共赢的策略。因此，不应仅依赖独资模式发展，而应考虑合资模式，在当地投资吸引当地商人参与，即使放弃49%的股权也是可行的，吸收一点投资，剩下来的49%可以到另一个地区再投资。这是一个走得通的互惠共赢的商业模式。根据历史经验，欧美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是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当前，“新三样”产品在外部市场的表现强劲，但若不改变现有策略，将难以持续。业界已提出通过“农村保卫城市”的策略摆脱困境，我对这种思路表示赞同。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加强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力度，包括投资和贸易，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实力的发展，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的认可。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需付出代价的长远发展战略。因此，哪怕是在拓展东盟或亚非拉市场的过程中，也要转换思路，追求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不然吃独食要遭人恨。
四、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前两年在“新三样”100%增长的时候媒体问，中国已经成为了汽车主要出口国了，你对汽车怎么看？我当时就很冷静地告诉他们，最好不要高调去渲染，后续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和欧盟在议论，我们的增长率曾达到110%和98%，而去年仅为19%，今年面临的挑战更大。这要求我们要仔细反思这些风险，新能源产业也需意识到这些风险，主动调整。此外，建议扩展营销网络，因为我们的营销网络太单薄，尽管现有企业在产品制造方面表现强劲，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生产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但整体把握市场、开拓市场的能力，驾驭客户、培育客户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在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过程中，如果这一短板得不到改善，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时将面临更多的矛盾和挑战。
谢谢大家！
本文依据嘉宾在2024北京CBD论坛“区域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对话会”的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