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来的容闳初见湘军主帅曾国藩，后者有意让他从戎做军官，但容闳自认为对军事一窍不通，而更愿意参与洋务方面的工作。曾国藩随后委派他赴美购买机器，容闳欣然从命。两年后，容闳采购回来的机器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机器工厂。
在容闳看来，中国要想强大，光向外国订购枪炮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制器之器”，也就是自己能生产机器，如此才能不受别国限制。可惜的是，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终容闳一生乃至之后数十年，工业立国、强国的理想都不曾实现。即便民国年后的民族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机器设备几乎仍是从外国进口。也正因为如此，国内率先自主生产纺织机器的大隆机器厂老板严裕棠才显得格外可贵。
严裕棠生于1880年，其祖辈大约在清朝中期移居上海。在严家上一代人中，严裕棠的叔父严介坪为英商老公茂洋行买办，其父严介廷先在洋人处做花匠，后在英商自来水厂当小包工头，最后为英商杨树浦水厂买办。19岁时，严裕棠进老公茂洋行当学徒，由此熟悉了洋行业务。两年后，严裕棠跳槽到公兴铁厂当跑街，一时做得风生水起。1903年，严裕棠自立门户，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合股开办大隆铁厂。
刚开始时，大隆铁厂主要为外轮做配修，同时也给缫丝厂和轧花厂做零配件修理。严裕棠因为会英语并善于和洋人打交道，铁厂利润相当高。然而，工厂虽然忙个不停，但年底账面上不见盈利，合伙人褚小毛认定严裕棠从中舞弊，后来竟闹到打官司。最终，严裕棠买下褚小毛的股份，大隆铁厂转为独有。
1907年后，外轮修配利润日薄而国内纺织业日渐兴盛，严裕棠于是将主要业务转向纺织机件。1913年，严裕棠在平凉路增建厂房，工人增至100余人，厂内拥有各式车床26部、20英尺大刨床1部、大号横臂钻床1部，车间里还有5吨手动葫芦吊车。在生产工艺上，大隆铁厂也已分设为木模、翻砂、机床加工三部分。
1914年一战爆发后，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尤其纺织业发展迅速。这时，无锡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也开到了上海，并将机器修配业务承包给了严裕棠。在此契机下，严裕棠也意识到，只有民族工业兴盛了，自己的业务才能做大做强。之后，大隆一方面尝试制造以柴油为动力的小型农用机械，另一方面也开始试制纺织机械。
1920年，严裕棠派长子严庆祥任大隆机器厂厂长，承制纺织机的全部传动装置，并试制各种小型机器。当时，大隆机器厂已经初具规模，其拥有大小车床100多部，工人和学徒300余人，已经拥有制造工作母机的能力。
1922年，严庆祥东渡日本考察纺织机器生产工艺，同时又向纺织工业的前辈虚心请教。当时纺织业的领军人物穆藕初向他毫无保留地介绍了国际织机的发展状况，而且还提供了一台美国织布机作为样机。随后，大隆厂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拆解研究，最终仿制出12台同样机器，后由荣氏申新纱厂购买10台，赠给穆氏厚生纱厂2台。然而，经过实际操作后，女工反映效果不佳。之后，技术人员结合日本丰田织布机加以优化，同时又根据中国女工的身材特点作出修改，结果一举成功，由此开创了国产纺织机器的先河。
试制织布机只是第一步，因为纺织机器是一个体系，其中包括50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1925年，严裕棠在光复西路购地60余亩建造厂房，并向机器制造全方位发展。1927年大隆机器厂迁入新厂时，已拥有工作母机200余台，职工1300多人。为了更好地提高机械设计和制造水平，大隆厂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机构并陆续引进相关技术专家，其中包括内燃机制造专家连忠静、机械专家黄朴奇等。另外，厂里还聘请了两位德籍工程师，与原有技术骨干共同组成总工程师办公室。经过不懈努力，大隆机器厂在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了从机件仿制向整机仿制和自行设计各类机器设备的重大过渡。
然而，当严裕棠以为自己的纺织机器能够大卖时，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凉水。原来，当时各纺织厂的技术人员多为外国工程师，他们不喜欢中国生产的机器，而大隆也不能像洋行那样提供丰厚的佣金。因此，大隆机器厂的纺织机器虽然生产出来了，但销路并不乐观。
在此情况下，严裕棠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办纱厂，自制自销，实行“棉铁联营”，为国产纺织机器树立榜样。1925年，严裕棠租办连年亏损的苏州苏纶纱厂并将之更名为苏纶洽记纱厂。两年后，严裕棠在大隆机器厂的基础上成立光裕公司，并以30万两白银的代价买下苏伦纱厂。之后，大隆机器厂对苏伦纱厂机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并用自制机器增设苏纶二厂和一个织布厂，同时向国外订购全套发电设备并自办发电厂。
苏纶纱厂重新开工后，由于机器购买和维修成本远低于其他纺织厂，纱厂因此焕发生机，转亏为盈。不久，苏伦纱厂的纱锭由2万锭增为4万锭，织布机由300台增为1000台。从1930年到1931年，纱厂销纱3万余包、布11万匹，年盈利达40万两。苏纶纱厂的成功，也意味着严裕棠的“棉铁联营”战略初战告捷。
30年代后，严裕棠连续出手，他不仅再次购入隆茂纱厂（后改称仁德纱厂），而且还投资于常州民丰纱厂、戚墅堰通成毛纺厂、郑州豫丰纱厂等企业。之后，大隆机器厂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并尽可能使用大隆自产的成套纺织机器重新投产。如此一来，各纱厂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提高，大隆机器厂的产品销路也得以解决。
在严裕棠“棉铁联营”的示范作用下，其他纺织厂家如上海永安纱厂、鸿章纱厂等也逐渐打消顾虑，并开始购用大隆机器厂的成套纺织机器。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华商纱厂机件损毁很大，这也给大隆产品的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光裕公司各下属企业取长补短、随机应变，一时拥有纱锭17万枚、布机2000余台、工作母机1000余台、工人数千人，严裕棠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大隆机器厂的纺织机器首次亮相，一时出尽风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大隆机器厂已经能够制造成套棉纺机器，年生产成套纺机纱锭4万枚。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裕棠的机器自制和技术自立之路，不仅有力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进步，同时也大长了国人的志气。（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