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国人通常使用靛青作为衣物染料，但这种天然染料经不起漂洗，容易脱色泛白。20世纪初，拜耳公司研发合成染料“阴丹士林”，德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颜料输出国，而中国市场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阴丹士林染料销量巨大，以致当时的蓝色布料都被称为“阴丹士林布”。
在这股蓝色旋风中，被称为“颜料大王”的贝润生是其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贝润生是江苏元和（今苏州）人，生于1870年。贝家原为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人，后于明朝嘉靖年间移居苏州南濠街，乾隆年间开始家业昌盛，有“南濠四富”之说。近代后，由于战乱的缘故，诸多江南富族被重创，贝家也在劫难逃。好在族人贝晋恩于战乱中赴杭州投军，后在左宗棠幕中建功立业，贝家才得以稍稍复兴。
贝晋恩告老还乡后，在狮林寺巷购屋近百间重设贝家祠堂，并捐田五百亩创办“留余义庄”，以租米周济贫困族人。义庄规定，每位无以自存的族人可每月领取20斤米以维持生计。此外，义庄还举办义塾，免费供族内子弟求学，如考取秀才则有四千文钱的奖励。在这些受益的贝氏贫困子弟中，就包括后来的“颜料大王”贝润生。
由于时代原因，贝润生幼时家境极为贫寒，全靠“留余义庄”接济为生。16岁那年，在姐夫赵雨亭的引荐下，贝润生来到上海并进入奚润如开设的瑞康颜料号开始学徒。当时，奚有两个学徒，一个是贝润生，另一个则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上海大亨虞洽卿。学徒期间，贝润生待人友善、诚信厚道，由此获得了奚润如的认可和信任。1898年，奚润如因为年老体弱而将瑞康颜料号交给贝润生经营管理（师兄虞洽卿此时已出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是年，贝润生年仅28岁。
清末民初是国内纺织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巨大的行业需求下，不但德国颜料生产商发了大财，国内经营颜料的各商行同样赚得盆满钵满，贝润生掌管的瑞康号也不例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东西方此消彼长，国内民族工业更加兴盛。由于担心供应中断，贝润生抓住机会囤积了大量颜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相当有远见和商业眼光。1917年，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很多德国洋行因为担心资产被租界或中国当局没收而纷纷将存货廉价处理，或者将资产托管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名下，贝润生和其他颜料经销商们也趁机“吃”了一大笔。等到一战结束，颜料价格因为德国战败、进口中断而暴涨，贝润生的财富也因此剧增并成为沪上知名的“颜料大王”。
在此期间，贝润生也开始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1909年，贝润生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1912年出任上海总商会协理，1915年成为全国商联会副会长，1916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此外，他还屡次担任洋货公会总董及平江公所总董、苏州旅沪同乡会会长等。
如果只是经营颜料生意，贝润生恐怕还不能达到如此地位。民国之后，沪上房地产日益红火。一直以来，贝润生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后代子孙手里现金充足，往往会形成奢侈挥霍的习惯，家业很快会败光；但要是以卖房、卖地来换取享受，可能就会三思而后行。因此，贝润生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立刻在房地产领域果断出手，而且收获颇丰。
贝润生在地产界混得风生水起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英商泰利洋行老板白兰泰的密切合作关系。据张文骏在《英商泰利洋行及其买办》一文中所述：“贝润生晚年购置大量房地产，以永庆公司名义管理兼收房租，对外房票用泰利名义。如果发生纠纷，也由泰利出面打官司……白兰泰为讨好贝润生，虽然一年只有五、六百两银子收益，照样接受。贝润生常有几十万到几百万现银存在泰利，委托白兰泰代做放款。”在白兰泰的协助下，贝润生在房地产上放开手脚，大有斩获。据记载，贝润生最多时拥有各类房屋1000余幢，其中包括七层大厦约克大楼、石库门里弄合德里、西兴里、高兴北里、三美坊等，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上海购房之余，贝润生还在苏州乡下买田1500亩。
依靠颜料生意暴富后，贝润生不忘师恩，后于1927年将经营许久的瑞康颜料号归还奚润如的儿子，并在生意上对其多有关照和指点。之后，贝润生独任谦和靛青行总经理并相继投资滋康瑞记、瑞昶盛记、宝丰安记等钱庄，同时还担任崇信纺织公司董事。穆藕初兴办厚生纱厂、豫丰纱厂时，贝润生和另一个颜料商薛宝润也都曾参股投资。
贝润生发达后，也始终牢记当年贝晋恩设立的“留余义庄”对自己的恩惠。1917年，贝润生花费80万银元买下当年因战乱而荒废许久的狮子林及周围一千多亩土地。狮子林修缮一新后，贝润生又将田产全部捐出并在园内成立“承训义庄”以救济贫困族人。作为义庄办事处，狮子林同时也是贝氏家族的祠堂和族学所在地。贝润生曾说：“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他这样做，一是出于对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景仰（范仲淹曾创办范氏义庄救助赡养族人），二是为了报答家族对他少年贫寒时的资助，三也是他和祖父多年的心愿。
除了救济族人，贝润生在其他慈善事业上也同样乐善好施，一时被苏州人誉为“贝善人”。当时，贝氏族中还有另一位闻人贝理泰，两人曾共同捐资创办苏州城内的第一个新式幼稚园。后来，贝理泰出资修建了阊门到虎丘的大马路，贝润生则出资修建了苏州火车站南面的跨河大桥“梅村桥”（梅村是贝润生父亲之名）和部分主干道。梅村桥今名“平门桥”，仍为火车站通向市区的主要途径。
据贝氏后裔回忆，贝润生一生心怀慈悲，常常慷慨解囊，救助穷苦民众，做过很多无名的好事。他曾给中华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捐款，也曾效法前贤、捐资赈灾，救济过湖北灾情等。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上海公立医院、华洋义赈会等社会慈善团体的工作，在赈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1年，年逾花甲的贝润生在《申报》上发表声明，以年老体衰为由辞去各社会团体及商业机关的董事职位。但直至1947年贝润生去世，《申报》上仍登载有他的各种捐助记录。（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