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91%创历史新低，较之前高点下降近90BP。息差持续回落的原因主要是降息周期下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下行，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相对较慢。
本刊特约作者杨千/文
202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首次跌至2%以下的区间，数据显示，一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97%，首次跌至2%以下。
从2010年银保监会开始披露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数据整体区间位于2.03%-2.77%，分别位于2017年一季度以及2012年三季度。202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环比下降10BP至1.97%，向下突破2%创历史新低水平，四季度进一步降至1.91%的低位。
从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息差趋势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10年-2012年三季度，息差上行（2.5%-2.77%）：继2008年五次降息之后，央行从2010年10月开启加息周期，直至2011年7月五次操作共加息100BP至6.56%的利率基准，后续资产负债表重定价充分完成后，2012年三季度息差升至2010年 以来的历史新高水平2.77%。
第二个阶段：2012年三季度-2017年一季度，息差下行（2.77%-2.03%）：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于2012年6月开启降息周期直至2015年，依次是2012年两次、2014年一次、2015年五次，共120BP，至2015年10月贷款基准利率为4.35%。
此外，这一阶段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明显，央行依次在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宣布分别取消贷款和存款利率限制，并于2013年10月25日启动LPR集中报价的正式运行，之后LPR取代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基准。该阶段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持续下降，特别是2015年的五次降息花费商业银行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利率的重定价，至2017年一季度行业净息差降至2.03%的阶段历史低位。
第三个阶段：2017年一季度-2019年四季度，息差上行（2.03%-2.2%）：央行于2016 年年初起将之前的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称 MPA)。虽然该阶段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但央行和监管机构开启金融降杠杆操作，持续提升政策利率（2017年以来连续两次提升MLF、逆回购等政策利率水平），市场流动性总量偏紧、市场利率明显提升，同时MPA考核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持续上行，新发生加权一般贷款利率从2017年一季度开始提升，至2019年三季度提升了33BP，拉动该阶段商业银行的息差共提升17BP。
第四个阶段：2019年四季度至今，息差下行（2.2%-1.91%）：2019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LPR报价从2019年8月开始下调，到2020年4月降至3.85%，后因疫情的加剧 2021年年底又继续下调，截至目前该阶段LPR调降66BP，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29BP。从具体节奏上看又分为两个阶段，2019年四季度至2020年4月，LPR降46BP，银行息差下降11BP；但2020年4月至2020年年末LPR下降20BP，而银行息差下降18BP，降幅更大；其中2020年4月至2021年11月，LPR报价保持不变，新发生一般贷款利率最多下行6BP。
由此可见，2010年以来息差的变动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跟随基准利率同步变动，且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后传导更加通畅和及时，表现在2016年以来在金融降杠杆推进贷款比例提升以及推出MPA考核下，基准利率的传导机制和效率明显提升；其次，基准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定价引导以及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新发生贷款等资产的利率有很大的影响，但只影响新发生资产，存量资产重定价规模不大，整体的影响相对不大。
银行息差分化明显
根据华西证券的分析，2017年以来，虽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息差都震荡下行，但行业内分化非常明显，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有大行净息差基本保持稳定，区间为1.9%-2.14%，上下限变动仅为24BP，低于行业29BP的区间变动幅度，但整体水平一直低于行业。2022年四季度的净息差为1.9%，略低于行业1BP，回到2017年一季度的水平且创新低。
第二，2018年以来，股份制银行净息差整体向上提升，区间为1.76%-2.2%，最低点为2018年一季度，最高点为2021年一季度；2018年开始伴随零售业务转型，息差开启上行 趋势，从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处于行业内最低，到2020年升至行业水平。2022年四季度略降至1.99%，仍处于各类别银行第二位，比第一位的农商行低11BP。
第三，城商行净息差整体下行，区间为1.67%-2.11%，2022年四季度是区间最低点， 最高点在2019年三季度，区间内降幅44BP。相比同业，城商行净息差持续低于行业，且 2019年一季度被股份制银行超过后一直处于行业最低水平。2019年开始被股份制银行反超，这主要是金融降杠杆环境下本身的负债结构致负债成本上升、以及资产端零售转型较慢的综合因素影响。
第四，农商行净息差仍保持行业最高但大幅下降，区间值为2.056%-3.02%，分别是2022年三季度和2018年四季度的水平，整体下降幅度接近100BP。横向来看，农商行净息差持续高于行业，但差距明显缩小，2022年四季度仅高于行业19BP。
从2015年开始，上市银行中首次出现净息差低于2%的银行，为江苏银行；之后42家上市银行中（有数据披露的），2016年有11家净息差低于2%，包括5家城商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各2家；净息差最低的是江苏银行（为1.7%）。此后2017年、2018年息差低于2%的银行数量增多，期间最低水平为上海银行的1.25%；2019年、2020年开始减少，但2022年又回升至16家，最低水平为交通银行的1.48%。
行业息差持续回落的原因主要是降息周期下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下行，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相对较慢，净息差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银行自身战略和业务结构变化。2022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91%创历史新低，较之前高点下降近90BP。
从资产负债两端的利率水平来看，华西证券以38家上市银行期初期末生息资产余额均值粗略测算，2022年生息资产收益率为3.7%，较2014年的高点下降约1.2个百分点，而同阶段负债成本率下降0.5个百分点，虽然中间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影响，单从趋势上来说，净息差下行受资产收益率波动拖累较多，而负债成本率体现出一定的刚性，具体又受到以下几个层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资产端收益率处于下行区间。伴随2015年以来整体经济的下行，GDP增速降档下，政策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以及10年国债收益率等均趋势下行，降息周期银行整体生息资产的定价基准持续下调。
伴随利率定价传导机制改革持续畅通和深化，LPR的推出以及MPA考核等政策的落地，政策利率到信贷利率传导的有效性明显提升，贷款上浮的比例明显下降。特别是2020 年以来息差持续下行，主要是疫情爆发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监管以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刺激需求恢复为出发点，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和利率定价政策的考核，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明显下降。
但在宏观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通过调整资产摆布以及贷款的结构对收益率形成支撑。一方面引导银行业务回归本源下，资产配置向贷款倾斜，上市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整体由2011年50%左右提升至7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伴随居民加杠杆和银行零售转型深化，贷款中个贷占比2011-2021年十年间提升约16个百分点。
其次是负债端成本率体现出一定的刚性。
负债结构基本平稳。上市银行存款/付息负债的比例2015年以来基本维持在75%左右。一方面，2013年以来金融脱媒、存款理财化趋势加剧存款外流，存款占比下行，但另一方面，在金融去杠杆、银行回归传统业务的趋势下，银行通过加大存款产品创新、交易场景建设促进存款留存，因此2015年以来银行负债结构相对稳定。
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相对较慢以及存款竞争激烈下成本易升难降。存款利率定价机制的调整晚于贷款利率市场化，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同业揽储竞争、监管加强负债稳定性管理、以及理财产品分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银行通过存款定价处于较高水平揽储，较难跟随市场整体资金面变化而下行。
从存款期限结构上，存款中有1/4左右为活期存款，本身定价低，对利率调控的敏感程度小，故在加息或降息周期中利率变动幅度有限。且伴随居民储蓄意愿近年来持续上行，存款定期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过程，也从结构上极大地制约存款成本的下行。2015年后存款基准利率未再调整，但2017年以来上市银行存款成本率上行。
业务和客群差异所致
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息差的走势出现分化，表观体现在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成本率的分化，短期是对于市场利率走势敏感性的差异，长期是不同类型银行的业务模式、资产配置、客户结构、风险偏好、定价能力等方面差异的综合体现。
结合上市银行数据来看，2022年较2014年净息差降幅排序如下：农商行>城商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息差收窄压力。
资产收益率降幅排序如下：农商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国有大行。
农商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水平高，主要是聚焦在长尾特定客群，客户的金融服务密度低以及信用评估复杂，赋予小银行较高的资产风险溢价，尤其是上市农商行大部分位于江浙地区，受益于区域发展环境好、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活跃，净息差整体高于其他类型银行。
但从整体趋势看，中小银行资产收益率大降、向行业平均水平回归，农商行降幅最高。一方面是2017年以来农商行和城商银行的贷款/生息资产的比例显著提升，降息周期下定价层面的下行压力更突出；另一方面贷款结构中高收益的信用卡、消费类等零售业务发展较慢，基本没有通过贷款结构调整对冲重定价压力影响的能力，相反，股份制银行从 2016年以来积极进行零售转型，加大信用卡和消费贷款的发放，整体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从2017年开始有一轮提升。
从业务和客户结构分析来看，中小银行在小微客群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监管引导小微贷款增规模、降利率，从2015年提出“三个不低于”，到2018年“两增两控”的新目标，再到2019-2021政府工作报告对国有大行的小微增速提出量化要求下，大行以更积极的态势进入小微服务领域，在普惠小微贷款的市场份额由2019年年初的26.2%提升至2022年年末的37.4%，在2021年一季度已经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份额。
虽然农村金融机构小微贷款规模仍能保持15%以上的增速，但国有大行凭借资金成本优势，超越了中小银行的定价优势。2022年，六大行新发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4.03%，交行平均利率最低为3.75%，明显低于同期银行业同类贷款平均水平。
负债成本率降幅排序如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国有大行。
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负债成本降幅最小，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降幅较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体负债结构来看，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负债端中低成本的存款占比高，而且整体负债的稳定性高，叠加成本刚性较强，所以成本的波动性低，降幅就相对有限。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较低，高成本的主动负债占比较高，导致整体负债成本率较高，波动幅度较大。
另一方面，从不同类型银行的规模、业务种类、牌照资源和客群结构来看，在揽储上国有大行有网点和账户结算优势，小银行网点和规模品牌上处于弱势，存款竞争压力大，且存款定价能力相对薄弱，部分银行出于稳定存款的目的，将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有一定的刚性，降负债成本的难度更高。股份制银行整体大负债管理的能力比较强，综合营销能力强，表外业务可以承接一些表内高成本的居民存款，另外在企业的活期存款上营销和管理能力相对较强。
海外银行业净息差历史表现
从息差趋势来看，海外主要国家银行业的净息差大多呈现下行趋势。从绝对数值来看，主要国家的净息差水平差别较大，截至2021年年末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口径，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还保持在2.5%以上的水平，英国、韩国均在2%以下，德国、日本已经在1%以下。
历史上，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最低点在二战时期，降至1.5%的低点，随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延续回升，5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保持在3%以上，最高点出现在1992年的4.3%。之后逐渐回落，2020年已经低于3%，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2022年收录于2.9%。
美国银行业净息差的变动与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经营模式的变革等因素息息相关，目前银行业的生息资产收益率在4%以上，其中资产规模在1000亿美元-2.5万亿美元的商业银行的生息资产收益率在不同规模银行中相对最高，在5%左右。
2000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净息差处于2%以下，2012财年开始低于1%，目前2021 财年处于0.58%的历史低位。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开始失速之后政策目标利率降至0 利率，之后2006年开始略有好转但又受金融危机冲击再度回落，2016年年初政策目标利率降至负利率-0.1%的水平。为此生息资产的收益率自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回落，2012财年以来已经降至1%以下。
德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都在2%上下波动，之后伴随经济的下行以及银行转型等因素明显回落，1995年以来正式步入“1时代”，之后受损于负利率的宏观环境，息差降幅走阔，2020年测算净息差1.05%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1年基本稳定于1.06%）。
韩国银行业的净息差趋势与基准利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从2000年以来延续上行，到金融危机之前达到2.66%左右相对高点，之后整体回落。2010年短暂回升但之后持续回落，2014年开始低于2%，2020年创1.46%的历史最低水平，2022年略有回升。
息差持续下行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有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净利息收入增速回落，营收增长承压下影响风险抵补能力和盈利能力。
从业绩层面看，与净息差下行同步的是净利息收入增速的回落。2012-2017年宽信用周期，上市银行息差和生息资产增速均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速由16.5%显著回落，尤其是 2016年息差降幅走阔拖累利息净收入增速转负（2016年同比增速为-5%）。2017年后银行生息资产增速震荡上行，以量补价对利息净收入形成支撑，但息差下行趋势下利息净收入增速延续放缓，伴随2021年以来净息差进入“1时代”，利息净收入增速也降至5%以下区间。
考虑到利息净收入贡献上市银行营收的七成左右，息差收窄下营收整体表现承压，2016年有非息快增的支撑，营收增速降至1%，2022年债市波动拖累非息收入表现下，营收增速降至0.7%的低位。
营收动能的放缓也降低了减值计提和利润留存的空间，上市银行ROA自2019年以来持续低于1%，2022年为0.86%，较2010年下降0.33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削弱拨备积累和资本留存，目前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水平的提升已经趋于乏力，其中，国有大行和城商行2022年年末的拨备覆盖率分别较三季度末下降1.5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后续经济回落阶段银行的风险化解和抵补能力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盈利的波动性也会提升。
此外，长期低息差或影响中小银行的风险偏好和抗风险能力。从海外国家不同类别银行的息差分化情况来看，中小银行的息差大多高于大型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在行业冲击的背景下也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原因有区域聚焦、资产结构、客群聚焦等因素，但整体来看大的经营环境对中小银行而言是相对稳定的。
从中国不同商业银行的息差表现来看，城商行的净息差处于行业最低水平，之前高于股份制银行从2019年开始被反超，以及农商行的净息差出现大幅的下降，主要是疫情以来，中小银行的经营环境面临一定的挑战，虽然说市场的竞争会加快行业的发展变革和业务创新等进程，但同时也增加了区域银行经营环境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对部分本身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相对不是非常强的中小银行来说，经营风险或有一定的提升。
由于小银行息差降幅更大，且中间业务收入对营收的贡献度较低，即小银行更依赖传统表内存贷业务驱动，对应ROA降幅整体大于国有大行降幅。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2022年ROA（四个季度均值）较2014年分别下降51BP、34BP、61BP、94BP至0.9%、0.86%、0.62%、0.58%。而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受益于综合化经营，手续费净收入正贡献ROA，一定程度上对冲息差下行的缺口。
面对长期低息差以及盈利能力的下降，小银行为了稳定或者提升息差空间，或提升自身的风险偏好，客群定位更聚焦和下沉，潜在信用风险加大，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下降。近年来，城商行、农商行存量指标，包括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的差距加大，尤其是尾部小银行疫情冲击以来面临一定的不良反弹压力。
存款利率市场化红利
从海外经验来看，高息差大多不可持续，长期来看是整体下行的过程，但存款利率市场化可以延缓整体市场利率下行对资产端收益率的冲击，从而平滑息差的下降幅度，减少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2022年以来，中国在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有了新的突破，2023年以来也有持续改革推进，这对银行整体负债端多年积压的成本压力有非常大的舒缓作用，从而有利于阶段性的稳定息差。
参照美国和德国净息差的趋势，在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负债成本能够跟随资产端收益率的下行同步下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净息差下行的斜率。
从近两年实施的政策和推进节奏来看，主要有以下变革：
第一，2021年6月，央行就指导利率自律机制优化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确定方式， 将原来的“基准利率×倍数”改为“基准利率+基点”。
第二，2022年4月，进一步就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利 率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在政策的引导下，国有大行引领、中小行相继跟进下调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
第三，2023年4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 订版）》，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情况纳入MPA和EPA的考核体系；同月，广东、河南等多家农商行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5月三家股份制银行跟进下调。
第四，5月10日左右，监管部门通知要求各银行控制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利率加点上限，进一步引导规范利率定价，之后平安银行、桂林银行、郑州银行跟进公告调整通知和协定存款利率。
因此，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商业银行须积极转型和构建业务核心竞争力，既然长期来看息差的下行是必然趋势，那商业银行自身还有哪些应对措施可以延缓息差下降的幅度？
从海外国家商业银行在面临资产端利率冲击下的资产配置变化，以及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战略转型目标来看，为了维持一定的息差和利润空间，银行一方面在资负两端积极调结构、依托业务和产品的创新，如提升高收益贷款占比，提升存款活化程度等业务变革，短期上来应对息差的下行。另一方面，长期来看通过战略引领构建业务核心竞争力，提升对客户需求的综合服务能力。增加客户的黏性是保持和提升市场份额的重要抓手，也是长期保持和提升定价和议价能力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整体经济在疫情之后开始进入复苏、回归正常的发展水平，整个经济体相对海外国家仍有非常大的发展韧性和空间。大型银行可以依托更多业务优势和综合化业务服务大型客户，同时也可以借助中收弥补息差的下行，稳定盈利能力和水平。而相对存贷占比高、以及业务牌照优势相对不强的中小银行，更需要积极构建自身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的深度，增强客户黏性，稳定自身的议价能力，未来能建立起相对较高的息差优势。
从结构上来看，未来中小银行的息差稳定性有望提升。华西证券认为，目前中小银行的息差水平均已出现明显的回落，未来还继续大幅下降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整体息差的稳定性有望增强，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面对国有大行业务的下沉，小银行一方面需要走差异化、专业化路径实现错位竞争，如美国小型银行通过客群精准定位和提升服务能力，保障一定的议价空间；另一方面借鉴德国储蓄和合作银行的经验，加强区域深耕、增强居民储蓄黏性，从负债端构筑自身目标客群的成本优势。
第二，从海外经验来看，中小银行也可以通过建立区域联盟的形式，如德国的储蓄银 行集团和合作银行集团，在集团层面设立资产管理、IT服务提供商等下属公司，为各地方储蓄银行进行集中式生产和清算，以降低总成本、实现规模化运作，各层级构成机构之间实现协同，从而提升经营层面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整体集团化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对区域发展实现更好的服务、更高效的资产配置和负债管理以及经营风险的管控，稳定市场份额，以及有助于息差管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中国区域银行也在推进整合，自蒙商银行、四川银行在2020年分别获批筹建开业后，已有四川、山西、陕西、河南等多地上演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以及多家地方农商行合并成立省级农商行。
通过对国外银行业的息差趋势、结构的拆解以及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到息差长期来看跟随各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持续回落的过程，但各个国家因为各自经济增速、融资结构、监管结构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息差下降的幅度有较大差异。
从对海外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来看，持续下降的息差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整体银行的盈利能力，结构上高息差的中小银行也面临更大的下行冲击，但仍能在行业中保持相对优势水平。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银行整体息差水平也持续回落，结构上中小银行息差下降的压力相对更大，对整体经营会产生相对更大的影响，未来需要提升关注。而且，息差下行趋势在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下，有望阶段性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减轻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未来也可以进一步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银行经营层面来看，随着行业竞争环境的加剧，商业银行需积极应对挑战，提升自身的业务竞争力，尽量保持自身定价能力的相对稳定或在行业内的优势水平。存款成本按上限定价的中小银行有望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相对受益，弥补之前资产端收益大幅下降的影响，有望率先进入息差的企稳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