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辜负鲁迅的嘱咐 更不愧为鲁迅的儿子

他没有辜负鲁迅的嘱咐 更不愧为鲁迅的儿子
2021年09月26日 00:00 北京青年报

◎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时,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独子周海婴。时间过得真快,海婴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

我因工作关系,与鲁迅家人结缘。我亲眼送走了鲁迅的五位亲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鲁迅的三弟周建人、鲁迅的侄女周晔、也见到了周作人的最后一面、十年前又送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

我见到鲁迅的亲人一个一个离我们远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特别是周海婴同志,我与他联系最多。记得1968年在许广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到许先生家吊唁,海婴同志出来接待我,在交谈中我谈到我用小本记录了许多问题,准备向许先生请教的,没想到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当时海婴同志还安慰我说:“当人活着的时候,总觉得什么都来得及,不会料到事情的突变。”十年前的4月11日我送别海婴同志的那一刻,我又清晰地想到那一天,那一刻,同样感到,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年海婴同志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使人们感到既震惊又惋惜,我总感觉海婴同志还活着,他还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要编辑和出版的书籍,还想着有许多工作和很多事要去完成……海婴同志是一位不知疲劳、忘我工作的人,对一些事情他都很较真,不弄清楚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对父辈的事业确实是尽力尽责的,从不懈怠。

我想说一说我所了解的海婴同志。

为了保存鲁迅的大批文物和藏书,他们母子吃尽了苦头

周海婴同志的一生是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首先是保存了鲁迅的遗物。这有许广平先生的功劳,更有海婴同志的功劳。在上海沦陷时,他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帮助许先生把鲁迅重要的手稿四处收藏。

那时他们生活困难,住在霞飞坊64号,原住三层楼,后来两层都租给别人,母子俩搬到三楼。这里又住人又放书。海婴同志曾和我聊起,有一天晚上许先生出去开会,让海婴看家,他坐在床边,正要打盹,看到床前的书箱正向前面倾斜,他本能地向床里边一跳,顷刻间,书箱就倒下了,正砸在他坐的地方,等许先生回来一看,铁管儿的床架都砸弯了,小海婴险些遭难。为了保存鲁迅的大批文物和藏书,他们母子是吃尽了苦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许先生将全部手稿、遗物、故居都献给国家,保存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四个纪念馆里。这些遗物数量很大,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中能保存这样多遗物的,可能只有鲁迅一位吧!这些文物是我们国家千秋万代的财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他们母子的功劳,所以在1950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褒奖状中就写明:“许广平先生暨其子周海婴君以鲁迅先生故居全部捐献人民政府……”奖状最后还写到:“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兹许先生暨其子周君把他的故居和生前的文物公诸人民,使人民得以永远地参谒纪念。这种爱护鲁迅爱护人民的精神足资矜式,特予褒扬”等语,其中就明确提到海婴同志。

在许广平先生去世以后,海婴同志还主动地将家中尚存的鲁迅手稿捐赠给博物馆,其中有鲁迅辑录的《易林》手稿,404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改本,是1933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版,书上有多页鲁迅修改的手迹。这也是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最后修改本,在这之前是鲜为人知的,这样1935年6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版,就是此书最后的定本了;他还将鲁迅题赠许广平的18册鲁迅著作版本捐赠给博物馆,在这18本书上都留有鲁迅对许广平各种不同的称谓,是研究鲁迅与许广平的最珍贵的史料文物。当年鲁迅博物馆只给海婴同志一纸收据,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特别的答谢。海婴同志做出了贡献,祖国感谢他,人民感谢他,子子孙孙都会感谢他的。

有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不弄清楚,等将来我死了就要以讹传讹了

海婴同志对发展鲁迅研究事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绩卓著。正如在他的悼词中所说:“周海婴同志是新时期鲁迅精神的传播者。”他出版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鲁迅和鲁迅以后五十五年间的历史,是研究鲁迅、许广平、周海婴以及那个时期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海婴同志也是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家,多年来他积极参加国内外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在鲁迅研究事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挠时,他上书毛主席,毛主席亲笔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为此,鲁迅研究工作得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北京鲁迅博物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出版了史无前例的《鲁迅手稿全集》,并将鲁迅博物馆列为中央国家单位。海婴同志本人担任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而后又被聘为鲁迅博物馆名誉馆长。

在鲁迅研究的工作上,海婴同志是非常尊重史实的,既严谨又求真。他不只一次和我谈到,如果有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把它弄清楚,等将来我死了就要以讹传讹了(当时我还觉得他说得太远了)。

海婴同志从不放过对史实的考证。如1988年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一篇署名周燕儿写的《鲁讯亦擅刻印》一文,该文将《蜕龛印存》作为鲁迅的文章来论证,并大谈鲁迅刻印。他为此写信给我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真十分吃惊,竟有人这么地随心所欲乱捏造鲁迅。而且还用‘周燕儿’笔名,似乎与周家有什么关系。”为此他还专程找王蕴如婶母证实,还让我写文章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去澄清。

还有关于鲁迅的棺木到底是谁买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海婴同志都一一考证,求得史实的准确。再如为弄清“文化大革命”中鲁迅手稿遭遇的真相,他曾到监狱去找戚本禹,也曾访问过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等等。他也曾非常仔细地多次纠正我写的稿件中史实的不准确,如1995年我在纪念许广平先生的《许广平》一书中写了一篇《难忘的恩泽 永远的怀念》,海婴同志在台湾看到这篇文章中的错误,特意写信给予纠正,信中写道:“由于我们没有在京寓,使妳不能核对一些日期,在第96页11行、17、18行之中,1967应是1968,‘同仁’医院应是‘北京’医院”(见海婴信1)等等,对于这些不准确的提法,他都从不放过。

另一方面,他看到你的成绩也热情地给予鼓励,如他看到我与杨燕丽写的《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一书,就写信给我们,信中写道:“你们写的书极好。几个儿女每人一册,如果还有可能,望再给我二本,予先谢过。”(见海婴信2)

为了核实一些问题,海婴有时还会这样问我:“我妈妈是怎样说的?”听到这样的询问我很感动,这都反映海婴同志对待事业、对待工作的严谨认真的作风。

海婴同志再一个贡献就是摄影,他终生爱好摄影。1943年海婴十四岁时,用母亲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方匣镜箱开始学摄影,有近七十年的摄影经历,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如1948年从香港回来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侯外庐、沈志远等人在旅途中的照片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还有许多各个时期反映人民生活的照片更是非常难得的。实践证明,记录历史最好的见证之一就是照片。他曾将自己的作品编辑出版了《镜匣人间》《朝影夕拾》等。2009年在国子监为庆祝他八十诞辰举行的摄影展,更是他摄影成就的最好展示。

“鲁迅的儿子”这个事实使他受到不少制约,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无端的指责

海婴同志不愧为鲁迅的儿子,他为人光明坦荡,实事求是,不屈不挠。为弘扬鲁迅的事业尽心尽力,在重病中仍关心《鲁迅大全集》的出版。海婴同志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生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的。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又深感海婴作为鲁迅的儿子是很不易的。这并不像媒体所说的,他是在“鲁迅的光环”照耀下,似乎是像现在的“富二代”享受着父辈的荣华。相反的,“鲁迅的儿子”这个事实,或者说这个“头衔”使他受到不少制约,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无端的指责。

我仅举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1948年他和母亲许广平从香港到解放区后,当时的东北书店因曾出版《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给他们补付了稿费,开了一张支票,付给他们294万元(旧币)。这事如果发生在上海,他们是会理所当然地收下,但在解放区的沈阳,他们深感和国统区不一样,因而一而再地表示不能收,但出版社反复来劝说,他们母子又提出捐赠,但回答是公家不好办理,最后是马叙伦先生表示,请许大姐一定收下的要求,他们才将这笔款收下。对于捐赠的事,他们想下一步自己处理。

于是第二天从交际处要了一辆车到银行将款取出,这些现钞足足装了半麻袋,因当时钞票贬值,便用通用的办法将现钞兑成金条(共兑了五根)。可是到了第二天海婴与许先生到餐厅用餐时,突然发觉人们的表情就不一样了,谁也不理他们,他们这一桌很长时间没人来坐,直到最后来了几位老者才坐满了。这个场景使他们母子感到极大的尴尬,海婴说他们当时是处于被误解和受屈辱的氛围中,多少年之后仍感到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后又经过他们多次请示,组织上才同意他们将这五十两黄金捐给鲁迅文艺学院。

再有关于卅万元鲁迅稿酬事,几十年来也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当年许先生和海婴同志曾表示过不要这笔稿费了,为什么现在海婴又要了?

事情是这样:1958年解放后第一版《鲁迅全集》出版后,冯雪峰同志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名义,多次劝说许先生收下这笔稿费,许先生也多次表示坚决不收。冯雪峰同志十分为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办法,总理意思还是劝说许大姐收下。后来行不通时,总理又提出“以鲁迅稿酬的名义将款从出版社提出,悉数存人民银行,以备将来母子需要时取用”。

但事情发展到1968年许先生逝世后,情况有很大变化。许先生去世后不久,国管局让周海婴一家搬出景山东街7号(可以理解,这是制度),于是,海婴夫妇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三里河三区一幢五层建筑的二楼。我曾到那里去看过他们,住所极其简陋,屋内没有什么家具。马新云老师曾告诉我,他们搬过来不几天,因下水道堵塞,粪便往上冒,整个屋里都流满了粪便和污水,实在是狼狈不堪。后来又得知亦斐和令一都得了肝炎,海婴同志身体也不好了。

那时海婴同志和马老师二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二十四元,养活六口人还要治病,确实困难。我从在广电部工作的韩文同志那里得知,广电部当年每月还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很难维持。后来我又从姜德明同志那里知道,王冶秋同志为此事十分着急,在一次和周总理在机场等外宾时,冶秋同志把此事告诉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从那卅万稿费中提出三万元给他们救急,并把海婴同志的医疗单位转到北京医院。这样似乎是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后来孩子长大了,因身体不好耽误了学习,未考上大学,待业了。无奈时也曾找过博物馆,请给帮忙安排工作,那时可能是弓濯之同志主事,认为不好办,没有给解决。以后是中组部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爷爷的钱资助孙儿,想用那余下的二十七万让他的孩子以“公派自费”的办法到日本去留学。这之中又经过好多的周折,最后是胡耀邦、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发话了,才将那二十七万交给他们,让几个孩子到日本去留学。

当时社会上的舆论也是很多,海婴是顶住了这些压力,泰然处之。

海婴同志也几次为稿酬事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告上法庭,对此事我也曾不理解过。但仔细想想海婴的勇气也是值得佩服的,他是敢于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无论结果如何,这种精神是可敬的。

再有就是令飞与台湾的张纯华女士结婚的事。这并非没有先例,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会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令飞是鲁迅的孙子,所以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当事人就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那时已是1982年了,而非“四人帮”时期。为此事海婴当时的领导对海婴颁发了三条纪律:一是最近时期不可会见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二是要与儿子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三是暂不准出国。对马新云老师则是停止了她的教学工作,直到四年后的1986年。

这些对他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重压,确实是一般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承受的。事实上张纯华女士也并非那时谣传的“台湾方面训练有素的女特务”,她的父亲也并非政界人物。相反的这位张纯华女士确是一位既现代又传统、既朴实又能干的女子,她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位经商之人。在真相大白以后,海婴夫妇对这些却依然能够泰然处之,这也是值得钦佩的。

海婴同志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经历了许多沟沟坎坎,也受到了种种的考验和洗礼,但他仍坚强面对,不气馁,不胆怯,不停地工作着。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鲁迅的嘱咐,更不愧为鲁迅的儿子,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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