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佳
苏州交响乐团受“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邀请，于1月9日晚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两部作品——E小调第十交响曲（1953）与电影《牛虻》组曲（1955）。作为曾经常驻苏州的苏交资深乐迷，当苏州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无限·肖斯塔科维奇》的开场曲由大提琴低缓奏出的一刻，我瞬间感知到那个熟悉又温暖的声音回来了，而苏交这次带来的并非吴侬软语，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黄钟大吕。在这个北国的静谧冬夜，陈燮阳先生与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优秀乐手组成的“交响黑马”，探索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的深刻与无限。
柏林爱乐乐团曾因演出肖氏的作品而备受好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也因首演了肖氏15部交响曲中的6部而闻名于世，其中就包括第十交响曲。卡拉扬、捷米尔卡诺夫这些创造力非凡的指挥家，将肖氏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个性化的诠释。此次的第十交响曲是陈燮阳先生于1985年3月10日进行中国首演及1999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合作后的再度执棒，在熟悉的场所演奏相同的曲目，讴歌和平与热情，可谓秋枯春荣；而另一组电影配乐《牛虻》组曲则是苏交在北京的首次演绎。
苏交在曲目选择方面充分展现了肖氏的双重专长：交响曲与电影配乐，这两大音乐体裁的创作数量之多、质量之优，足以证明肖氏风格之多样化：讥讽、甜美、咆哮、激情，以及他那近乎零血色的苍劲感与疾驰风格，总是在安静时刻令人沉思，激情时刻又犹如山洪暴发。许多评论者认为第十交响曲是肖氏风格逐渐走向自我内省，用音乐表达长久压抑后惩罚、报复以及强迫的欢愉。但他本人却说：“我想要表现的是现代人类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态度，因为人类在世上的使命是创造而不是破坏……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情感与热情。”
尽管肖氏说出了心向往之，但当年苏联社会各界仍旧对第十交响曲的意义莫衷一是，曾从不同面向解读它。陈燮阳先生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尖锐地切入人心深处，仿佛想要让听众感受到的是在残暴的战争下，人类关于爱与热情的热切渴求，而不是报复或强迫的欢愉。就像执掌16年莫斯科爱乐乐团的指挥大师基里尔·康德拉辛一样，陈燮阳先生的个人历程，也能够赋予他所诠释的俄国作品更多的说服力与权威感。
第十交响曲是肖氏在搁笔交响乐创作八年之久后的作品。降E大调第九交响曲（1945）曾因不符合政府对于标题声乐调性作品的喜好而被打压，肖氏一度心灰意冷而暂停创作。陈燮阳先生以他平稳克制的指挥风格开场，他表情凝重地拨动手腕，示意大提琴手模仿钟声从轻到重进行六个和弦的紧张拉弦。“钟敲了十三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不仅出现在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开篇，也存在于第十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同时这也是本曲的主题动机。
伏尔科夫在《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提到，肖氏曾说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顽强、无情，像一股险恶的旋风，是描绘“慈父”的音乐画像。或许在陈燮阳先生的演绎中，听众听到的更多是通过肖氏典型的滚动式音型表现出的战争的狂暴与冷酷，似乎几分钟内就能袭走一切。后经过弦乐与管乐的循环交替，使用定音鼓打出以其姓名的拼音缩写作为主题动机的DSCH音型，光辉地结束了全曲。战争者倒下，和平来临，肖斯塔科维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正如陈燮阳自己所说，“第十交响曲是‘人性在人间的凯旋’，它是我的挚爱。”这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及其“先苦后甘”的理念相同，又因如此，有人称肖斯塔科维奇为“20世纪的贝多芬”。
此前指挥家对于这个章节的音乐速度有不同的演绎，相较于左尔格·索尔蒂过于阴郁的较慢速与迈克尔·桑德林急掣的偏快速，陈燮阳先生在此处的速度处理可说是满而不溢，恰如其分。室内乐的气质在第三乐章得到彰显，尤其是木管与弦乐轮转的流畅度与声响间色彩的对比。
在下半场的电影《牛虻》组曲中，肖氏展现出与柴可夫斯基一般的旋律天分，苏交的乐手们将全篇中励志的、欢庆的、可爱的、舞蹈性的、浪漫的以及战争性的主题大书特书。陈燮阳先生用手指快速轻点，轻快的动作与乐队的表现相映成趣，萨克斯风、长号、大提琴、小提琴都独奏一出，层次鲜明。
返场加演的肖氏脍炙人口的第二爵士组曲中的第二圆舞曲，虽然短小，但用萨克斯风引出主题，没有切分音型，不和谐的和弦也极少，显得旋律感十足。另外，全曲在配器上极具特色，增加四把萨克斯风为主奏，呼应《牛虻》中的萨克斯风元素，其展现出的温暖的金属音质，可谓惊艳。
纯器乐曲本身便是最抽象的艺术表达，它的意义由得人们去肆意解读。肖氏的作品又因其深沉的音乐语言、特殊的年代背景及他本人从不分辩的性格，使得音乐的意义更加多义，如同无际无边的深渊。如果想要试图找到心之所属的语义，或许只能是：聆听。而陈燮阳先生与苏交对于肖氏作品多元性内涵的把握与高水平演绎，也给予了听众多一条路径去寻找答案。供图/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