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载优老之礼事
《玩菊图》（局部陈洪绶）
重阳节，又名重九节，指农历九月九日这天。现今说起传统的“敬老节”，首先会想到“九九重阳节”,尊老、敬老、优老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相沿传承。 典故 不解吹愁吹帽落 恨杀西风 九月初九 东晋“孟嘉落帽”名场面 明露浴疏桐，秋满帘栊。掩琴无语意忡忡。掐破东窗窥皓月，早上芙蓉。 前事渺茫中，烟水孤鸿。一尊重九又成空。不解吹愁吹帽落，恨杀西风。 ——蒋捷《浪淘沙·重九》 初读蒋捷这首《浪淘沙·重九》，不过平常，是蒋捷见疏桐承露，秋意满窗，心中生出悲秋之感，琴也弹不下去了。可做点其他什么罢，也没什么好做的，便静坐看它时光流逝，窗缝隙处明月光，三三两两，点滴漏下——“掐破东窗窥皓月”，这“掐”“窥”二字尤其妙，真有百无聊赖漫度光景的惆怅之感。 蒋捷便在这怅然中见它月落日升，天光乍亮，隐隐约约，池中芙蓉开正好。可叹开正好！因它终究要零落，仿佛前尘往事，当年热闹，如今已渺然不可闻，故人都成模糊剪影，仿佛江南烟水，朦朦胧胧，而自己，则是这剪影里唯一一点墨色，孤鸿展翅，天涯漂泊。即便应该阖家团圆的重阳佳节，也只能叹一句伤离别。思及至此，不免要恨它西风不解意，吹愁吹帽落，可恨至极了！ “不解吹愁吹帽落”，用的是东晋“孟嘉落帽”的典。单说孟嘉，很多人不知道；但要是加个前缀，“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便有些“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了。关于孟嘉，史书本传记载很少，最有名的，就是蒋捷在词里引用的“落帽”故事。 说某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桓温在龙山（今湖北江陵西郊）宴请群僚。忽然一阵风来，将他府中幕僚孟嘉的帽子给吹落了。孟嘉此时沉浸在美酒美景之中，还没发现头顶空空。旁人见了，正要提醒，谁知桓温促狭一笑，眼神示意，便罢了，只坐着憋笑看好戏。 孟嘉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过一阵起身上厕所去，众人这才大笑。桓温让人写了篇文章笑孟嘉，连帽子一块儿放在孟嘉座位上，看他回来时的反应。谁知孟嘉回来后，容色不变，甚至还要纸笔——这是要回敬了？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赶紧拿来纸笔，孟嘉“了不容思”，挥笔立成，文章还非常漂亮，叫众人赞叹不已。 一篇文章而已，便赢得满座赞叹？似乎有些夸张，但在当时，孟嘉确实有名。很多名士都想认识他，东晋外戚、权臣庾亮还夸他有盛德——虽然这“盛德”，在后世看来，有些不负责任：“一问三不知俗事”！为官为吏，问他风俗如何，人们安居乐业否？孟嘉缓声答：“恐怕要问我手下的小吏。”言下之意，我不知道。 这后世不堪容忍的玩忽职守，在魏晋南北朝时，却是被人推崇的名士风范。那时世家大族大多就任这种不管杂事的清闲职位，只有出身寒门的人，才每天周旋于琐碎俗事中，忙碌非常。所以庾亮笑，说孟嘉有盛德。 真实又自然 深受外祖父孟嘉影响的陶渊明 不过，孟嘉并非空有名声，而无才学之人。他玄儒双修，尊重长辈，友爱兄弟，为人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深得州郡赞叹。也因此，庾亮兴办学校时，将孟嘉擢为劝学从事，推广儒学。只可惜，孟嘉志向在野不在朝，担任桓温幕僚时，更是经常驾车出行，一个人去往龙山。“山气日夕佳，众鸟相与还”，四季美景，趣味不同，不必说还有美酒在侧，可谓人间至乐！不免流连忘返，至晚方归。也因此，面对朝廷的任命、皇帝的接见，孟嘉一一拒绝，后来更干脆辞官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不过，天伦之乐，于孟嘉而言，只是一乐。还有一乐，就是饮酒。孟嘉爱酒，常常喝到大醉，只是他就算大醉，也不见举止有何失态；更不必说适量小酌，任怀得意，胸襟洒然开了。桓温曾经好奇问：“孟郎君！酒有什么好？见你杯不离手，见缝插针地喝！”孟嘉悠然笑：“杯中有真趣，桓公不知道罢了。”桓温撇撇嘴，又问：“我平时听音乐，总觉得弦乐不如管乐，管乐呢，又不如听人家唱歌，这是为什么？”孟嘉惜字如金：“渐近自然。” 无论弦乐还是管乐，都要依赖乐器这些外物，有外物，就有限制；何况要把乐器演奏好，一定得勤加练习，有练习，就有刻意，如此一来，弦乐与管乐，便成了“人工之乐”。与之相对的歌声，是从人喉咙里发出的自然之声，即便五音不全，唱歌走调，但并不会被外在条件约束，不影响歌者抒发自己的感情，因此显得真实、自然，不做作，如同孟嘉的一生。 陶渊明在外祖父家长大，很明显被孟嘉这种“任自然”“任天真”的性格影响，后人说他，“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岂非正是得了孟嘉真传？所以宦海沉浮之后，陶渊明归去来兮，终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他外祖父一样了。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归隐田园，有时难免生计局促。有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按理该喝点儿菊花酒，可陶渊明一看，家中已然无酒！怎么办？只好坐在菊花丛中，一朵两朵采菊花。菊花酒，菊花酒，酒没有，采些菊花满手香，权当美酒落肚皮了。谁知过一阵，前方影影绰绰，白衣乍现，醇厚酒香迎面扑来。抬头望，老友来，手上提着一坛酒！陶渊明大喜，站起来迎接，两人就着菊花饮美酒，大醉而归。白衣送酒，真可谓济人之急，解人之馋，因此后世传为美谈，也成了重阳典故之一。唐代杜审言写《重九日宴江阴》，就说“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 赏菊登高辟邪 还要吃“重阳糕” 不过，要是他俩来到宋代，白衣人送的酒，恐怕就要不够喝。 宋代重阳节，到处都是菊花，什么“万龄菊”“桃花菊”“木香菊”“金铃菊”……光叫得上名儿的菊花，就有160多种！抬望眼，近前出，家庭内外，酒家门口，处处菊花架！你要是不养不插，门窗素净一片，人家都要掩口笑：“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朱熹回答人家有关祭祀的事儿，便拿重阳说事，“端午难道不吃粽？重阳怎么可以不喝茱萸酒？不先祭祀祖先，就自己享用美食，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重阳节，就得喝菊花酒、饮茱萸酒，这是规矩。为什么？茱萸别名“辟邪翁”，菊花绰号“延寿客”，这两东西吃下去，能消“阳九之厄”——重阳重阳，九月初九两九重，阳气达到极盛。正所谓物极必反，极盛之后，必要走向衰退，所以人们相信，重阳之后，阴气渐生，诸病渐起，所以要在九月初九这天辟邪消灾。 菊花么，清热疏风，明目解毒，宋代以前人们就知道了。陶渊明写诗，“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长期服用，据说能延年耐老。茱萸呢，更不得了，井上种茱萸，叶子片片落到水里，能防瘟疫；要是屋子东边种上三株白杨、茱萸，延年益寿，邪祟不敢来！若种树不便，拿茱萸子挂在房间里，也能驱鬼。驱不驱鬼不知道，但茱萸温中理气，强身健体，却是真的。所以宋人把茱萸果捏成小粒儿泡到酒里，重阳时喝一口，驱邪消灾！也戴茱萸囊，“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嘛！ 但要说人们多么看重菊花、茱萸辟邪的功效，那也未必。因为从唐代开始，九开始代表永恒，重阳节辟邪的意思逐渐弱化，到宋代时，说是承袭古风，服菊花、茱萸辟邪，大多数时候还是为了好玩儿。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登高。 重阳登高辟邪，起初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萧梁的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记载，说汝南有个人叫桓景，跟人家学神仙术，结果有天师父告诉他：“今年九月初九，你家必定有灾！赶紧回去，让家里人做些红色锦囊，里面装好茱萸，配在胳膊上；再到高处去，喝一喝菊花酒，才能免灾。”师父都这么说了，徒弟还能不从？桓景赶紧照做，晚上回去时，见家里鸡犬牛羊死了一屋，算是替他们偿了命。 从此，重阳登高的风俗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但宋代和魏晋南北朝时可不同。毛驼冈、独乐冈、愁台、砚台，可以理解；仓王庙、四里桥，竟也成了登高妙处！可见这登高，已不完全算登高，像是庙会一般的娱乐活动了。既然像逛庙会，那自然少不了各种美食。其中一种糕，专门在重阳节吃。一种做法，粉面加些小果儿，什么石榴籽儿啦、银杏啦、松子啦，蒸好后插上剪彩小旗。另一种呢，五色米粉做成狮子蛮王形状，周遭围一圈小彩旗；下方是加了麝香、糖、蜜的熟栗子粉捏成的糕饼小段，生动可爱。这糕名字简单，就叫重阳糕；寓意可不简单。“糕”，就是高，吃了糕，登得高，走得高——把做好的片糕放在小孩子头上，百事皆高！吉利话一说，满屋子的人都笑，唯有蒋捷凄楚叹息。 他没有孟嘉、陶渊明那样的悠然自得。眼见重阳节热闹，身边无关紧要的人越开心，便越衬得他自己形单影只，孤单寂然，因此不免用冷意，写热景，埋怨西风，恨杀西风。文并供图/谢玩玩 传统 且向长眉拜瑞年 优老制 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子孙法外开恩 中国官方优老礼制，可追溯到夏代，当时按年龄级别给老人以尊贵地位，类似做法在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有所传承。清代官方曾颁布了一系列尊老敬老优老的法令，成为了历代官方优老政策的集大成者。 《大清会典》中这样规定：百岁老民赐银30两，建坊里门题以“升平人瑞”四字，若是老妇人，则题“贞寿之门”四字，逾百岁者加赏银10两内府币；一百有十岁者，倍之；百二十岁以上者，请旌加赏不拘成例。 不仅对待长寿老人有这样礼遇，对孝子贤孙们也同样会给予表彰。京师及各地都建有节孝祠和大坊，凡是孝顺父母及祖父母的人，均由各地官员报告礼部予以褒扬并赏给银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孝顺的子女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同时，清代官方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子孙法外开恩。在处理刑事案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留养承嗣”：年老父母尚在，对其子孙后代要“慎刑”，如果死刑犯是独子，其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其一死以便侍奉老人，改判重杖一顿并枷号示众三个月。 不仅有律例上的规定，还有一些“特事特办”也体现出了优老之策。清宫档案中有一份乾隆朝的上谕档，将优老政策和会试举子们联系起来，档案记载称当年会试多士云集，发现其中“庞眉皓首”者不乏其人，虽然有的都已过耄耋之年，依然赶来会试，于是下旨将本年会试举子中90岁以上的郭毓麟著加恩赏给国子监司业职衔；80岁以上的鲁道传、郑兆球两人俱著加恩赏给翰林院检讨职衔；还有70岁以上的五位举子也都加赏了职衔。面对这些已经年迈仍孜孜不倦的士子们，乾隆帝施以恩泽，宽慰他们的“寒聪绩学之志”。 对于身边的老臣，乾隆帝亦是非常敬重，曾有一位80岁的老臣申请退休回家休养，乾隆帝特发谕旨：“听其自为酌量，如一二年后，精神清健，仍可来京办事，以昭优老念旧之意。” 饮酒礼 古代最为隆重的敬老活动 乡饮酒礼制源于周代，延续至清代，是古代最为隆重的敬老活动，意在“正齿位，序人伦”，举“长幼之序”为纲，以倡扬“敬老尊贤、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和乡党”的美德。 清代重视乡饮酒礼，相关制度经过不断发展最终成型。以京师（顺天府）乡饮酒礼为例：顺治二年（1645年）“定京府每岁于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举行乡饮酒礼，设宾介、主人、众宾之席，以府尹为主人”，“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长幼之节”。顺天府尹作为京师乡饮酒礼的主人（主持），在行乡饮酒礼之前负责各项筹备工作，每逢乡饮酒礼之期，顺天府尹须预先选举宾介，“访绅士之年高德劭者一人为大宾，次为介宾，又次为众宾，皆由州县详报府尹核定举行”，“每岁由顺天府具题，将所举宾介等姓名、履历呈部存案”。清初，在京旗人并不参加乡饮酒礼，康熙九年（1670年）起满汉一体参加京师乡饮酒礼。为保障乡饮酒礼能够切实有效地举办，雍正元年（1723年）特命礼部堂官前往监礼，遂成定制。 地方的乡饮酒典礼也大致相同，由各地方官在学宫亲自主持，仪式按老龄齿序，设主宾、介宾等席位，仪式上地方官和主宾间相互揖拜。此外，乡饮酒礼上还会特别邀请乡居显宦观礼，令当地生员案前行揖拜礼，又召集不尽孝道和品行不端者前来听律令，“以申戒尤”。 敬老节 祭祀之外还要演出应景剧目 重阳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当时人们主要是为了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地、祭祖，后成为历代相承的传统节日。因为“九”是单数中的最大数，又谐音“久”，重阳节逐渐具有了长长久久、长寿尊贵的敬老寓意，具有了“敬老节”的内涵。 在清代皇宫中，也有重九节的祭祀活动。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立春端阳重阳等节，于奉先殿后殿陈香镫每神位前，设酒脯果实，毕内监启神龛，内务府掌仪司司官一人具补服，上香行礼。重阳日，掌仪司郎中一员，在各神位前贡香三次，行三跪九叩头礼，若郎中有事，员外郎行礼。其供献之物，俱由奉先殿饭房、茶房预备；至祭献帛、酒，令侍卫供献。 清宫的重阳节，依然离不开敬老的主题。比如这日的承应戏中，就有《九华品菊》《众美飞霞》两出与“祝寿”相关的剧目。《九华品菊》说的是九华先生令催花御史在众香国挑选花仙18人（数字寓意重九），贡入神京为宫中的皇太后献舞祝寿之事；《众美飞霞》说的是众花仙在朱儒子、康风子两位仙人前试演为皇太后的祝寿歌舞一事。两出剧的情节紧密衔接，场面热闹，烘托出了重阳节敬老、喜庆的气氛。清代档案里记录和反映的敬老传统，蕴含着长辈慈爱、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文并供图/鲲帝 诗词 学他年少插茱萸 唐代诗人王维14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故乡，只身前往长安游学。在17岁那年的重阳节时，他写下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对于一位身在异地的17岁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情感能比思乡怀人之情来得真切，于是，他在诗中道尽了思乡之苦。王维在诗中提到了古人重阳节时的习俗，那就是“登高”和“插茱萸”。因为重阳节时要在头上插茱萸，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在插茱萸时难免会瞥见或联想到自己那苍苍白发，这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些愁绪。 宋代文学家宋祁晚年被贬到地方上为官，辗转多个军州任职。他平生热情好客，总能以豁达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路上遇到的挫折。有一回的重阳节,他和朋友们一起宴饮，吃饱喝足后想着重阳节要插茱萸，便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白头太守真愚甚，满插茱萸望辟邪。” 宋代的文学家姚孝锡面对白发时也忍不住有些怅惘，但他的心态却很年轻，也跟着年轻人将茱萸插上鬓发，而且还自我宽慰道：“且插茱萸慰衰鬓，莫将诗句挠回肠。”将茱萸插上白发来慰藉那日渐斑白的头发，别老是写诗发牢骚，即使愁断了肠也无济于事啊！ 但并不是所有人面对白发都有着好心态。比如唐朝的大诗人李白，他在重阳节插茱萸的时候便发起了牢骚：“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九月九日重阳节，茱萸熟了，他也拿起茱萸插上自己的鬓发，结果发现自己还不算上了年纪，鬓发却已经白了许多，不由得感到十分伤感！ 和李白一样发愁的，还有唐代诗人朱放。话说朱放上了年纪之后，有一年的重阳节突然想去爬山，结果刚要出门的时候却感觉精力不济，顿时兴致全无：“欲从携手登高去，一到门前意已无。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本想着和身边的年轻人一样拿起茱萸插在头上，摘下帽子，却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然所剩不多，剩下的也已经白发如雪了，不由得悲从心来。于是将摘下的帽子戴了回去：一把年纪了，还学那些年轻人将茱萸插在头上干啥？ 和朱放一样怕摘帽子的还有杜甫。话说杜甫上了年纪之后过重阳节也免不了惆怅：“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害怕风儿一吹帽子掉了，把自己的短发给暴露了出来，所以风吹帽子时，还得笑着请旁人帮忙正一正。所以和朋友们重阳节聚餐喝酒，也只能“醉把茱萸仔细看”。 拥有类似烦恼的还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耿湋。话说他晚年时也面临着“脱发危机”，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拄着拐杖勉强出游，看着年轻人在插茱萸，他也忍不住说了一声：“发稀那更插茱萸”。 南宋词人吴文英也惆怅，不过相比于杜甫对于形象的注重，他对自己的穿戴倒是没有那么在意：“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谩细将、茱萸看，但约明年，翠微高处。”白发已苍苍，只因愁绪万千，所以任由着狂风把帽子吹去。自己也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看着那茱萸，但愿明年能够再登临那山峰高处。 还有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沈榛，重阳节到来之际也插上茱萸，看见那日渐苍白的鬓角，不由得伤感地说道:“眼看菊蕊黄金笑，首插茱萸白发愁。”眼看着菊蕊灿烂得如黄金一般，再看看自己的满头白发，怎一个“愁”字了得？ 除了插茱萸愁，有人登高时也会发愁。春秋时期重阳节还没有定型，不过有一次，齐国的齐景公到当时的风景区牛山游玩。正玩得兴起，大伙都高高兴兴的，齐景公却突然痛哭流涕。原来，他向北一望，看到了自己那金碧辉煌的宫殿，不由得伤感起来：“我的国家多美呀，我要是长生不老该多快乐呀！”其实，古往今来有谁能不老的，何必像齐景公那样自寻烦恼呢？ 文/邱俊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