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史载，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秋，汉江大水，淹没城郭庐舍无数；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6月，汉江大水，毁坏房屋2万余间，百姓死亡无数；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汉江发生特大洪灾，“汉江溢，百姓溺死无数”，安康段洪灾为900年一遇。据统计，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南宋以后八百余年间，发生特大洪灾47次，平均每百年约6次，常常使“千家漂没，房屋无存”。自北宋至清同治近八百年间，安康盆地共发生造成决堤淹城洪灾15次，平均53年一次。汉江下游的江汉平原，河道蜿蜒曲折，两岸受堤防约束，河宽越向下越狭窄，河道泄洪能力逐渐减小。当长江中游水位处于高水位时，钟祥、潜江、天门、仙桃等县市自古以来大水频繁，常常泛滥成灾。
在滔天洪水灾害中，两岸百姓发扬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精神，奋力筑堤挡水，然而往往溃不成堤。资料显示，自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至1954年，汉江有188次溢溃，造成了百姓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汉江的堤防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襄阳古堤。《史记》载，汉江的堤防始自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间，楚令尹孙叔敖“堤防湖浦，收九泽之利”。后经汉唐三国南北朝直到宋代，汉江的堤防一直在修筑和加固。《宋史》载：宋初（公元960年至970年），“汉江水岁坏堤，害民田，常兴工修护。延进累石为岸，遂绝其患。”到了明代，修筑技术有了本质性提高，汉江堤防更具规模。明嘉靖年间，汉江下游两岸堤防相继连为一体。清顺治十年（公1653年）之后近三百年间，汉江下游的堤防屡次溃决，但屡屡修复，堤防保护有较大进展。近代以来，汉江堤防不断维修、加固、连接，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汉江发生大小洪水45次，全流域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较大洪水。党和政府针对汉江堤防堤身低矮、抗洪能力低等情况，按照国家防洪标准，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堵口挽月、加培填护、险段整治”，大大改善了堤基，加强了堤质，增强了堤防的抗洪能力。
迈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汉江的治理进入了“人水相亲”新阶段。在打造山清水秀、海晏河清总体治理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把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发展统筹考虑，一批防洪与交通、景观、市政建设有序展开，新建护堤工程、碧道工程、整体形象工程、景观工程等相继完成。往日“汤汤洪水，浩浩滔天”的千里汉江，已成为人水和谐的安澜典范。一江两岸的生态廊道、滨江景观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一江清水，浩浩荡荡向前奔流。
泽被四方。自“鲧堙洪水”始，中国人的水意识、水思维、水文明不断提升，逐步发展起“以水就人”“以水治水”而筑堤御水的“人水相亲”。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中国人开挖千里京杭大运河，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建堰闸截断“巫山云雨”，而“高峡出平湖”；创造“四纵三横”的南水北调而泽被四方。
居住在秦岭南北两端的古人类发明了原始农业，最早进入了农业社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因而秦岭两侧有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最早的水利工程可追溯到公元前246年，韩国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而后，西汉萧何修建的山河堰，汉武帝时修建的引渭诸渠工程，破解了粮荒，造福了民众，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利人水利”中，汉江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水利奇迹——被世界灌排委员会确认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就是古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
“汉中三堰”，是依托汉江上游两条支流褒河、湑水河而建的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万古萧何堰，褒斜北面南。石泾盆琢玉，川激水无蓝。星象开天汉，云龙寄斗潭。休登岩穴路，不忍见殽函。”这是《汉中府志》记述汉江上游修筑山河堰而良田广布、富甲一方的水利故事。山河堰位于汉中城北，褒河石门水库附近，是汉中历史上最早可查证的水利工程。
褒河也称乌龙江，是汉江的一条主要支流，其自身支流众多而密集，先后经过铁佛殿、马道，在河东店进入汉中盆地，在孤山附近流入汉江。据载，公元前206年，萧何跟随刘邦入汉中，当时中原地带修堰引水灌溉已经普及，但汉中还在用古老的桔槔汲水。萧何为了更有效筹集军粮，考察了当地的河流，与懿侯曹参共同主持修筑了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山河堰，也称“萧曹堰”“萧何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