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为什么英国人谈论《圣经》中的美好情感时，假装感同身受，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埃及），看到眼前同样的生活时，却又对它嗤之以鼻呢？”1862年，英国女作家露西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因为医生建议罹患结核病的她去“温暖而干燥的地方”。当时的亚历山大城生活着6万欧洲人，是总人口的1/3。
露西震惊地发现，在光鲜的亚历山大城之外，埃及农民已穷到“只有一件衣服，没有任何床铺，只能睡在干燥的泥巴上”；官员腐败，“钱不断地浪费，还不如扔进尼罗河”；西方考古学家们公开盗窃文物，“不是我偷，就是他偷”……可西方人却认为，埃及正飞速发展，即将成为“文明国家”。
1869年，露西病死在埃及。这一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统治者伊斯梅尔将5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良田；修了1.35万公里灌溉渠、1900公里铁路；办了4500所小学；建了64家炼糖厂……
可1882年，英国还是占领了埃及，开启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表面看，《黄沙下的世界：埃及学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英]托比·威尔金斯著，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3月出版）是一本讲述埃及学发展史的书。深入去看，它其实是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一部痛史。
通过埃及学，埃及被一次次书写成他者：埃及史至今被收编在西方史中，埃及学亦被埃及之外的人们主导。
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呈现了现代化更多、更阴暗的侧面。
埃及的财富属于那里的外国人
“光自东方来。”这是拉丁文的一句格言，意思是崇尚精神的东方，比崇尚物质的西方更智慧。从文艺复兴起，它便在欧洲流传。少有人注意到，其隐含之意是：东方是另类，不该像对待西方那样去对待它。
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东方”即埃及。
法国人向往埃及，原因有三：其一，《圣经》中提到了埃及，如能找到遗迹，可证《圣经》准确；其二，罗马皇帝屋大维曾征服埃及，将方尖碑带回罗马城，巴黎人想得到同样的荣耀；其三，英法争霸，得埃及可卡住通往印度的咽喉。
1798年5月，拿破仑率远征军出发，特意带上151名学者。法国人认为，作为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整个北非都属于法国，法国有义务搞清自家后院的事。1798年9月24日，拿破仑亲自参观了吉萨金字塔。他要求暂停清理工作，所有工人退出，他要在法老墓室里独处一会儿。
在军事上，拿破仑远征是失败的，却有两个意外成果：
一是埃及本属奥斯曼帝国，法军让军阀默罕默德·阿里趁机崛起。他是阿尔巴尼亚人，法军离开后，成了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名义上隶属奥斯曼帝国）。
二是发现罗塞塔石碑。石碑用古埃及文、希腊文、俗体文书写，为破解古埃及文提供了可能。法军投降后，石碑落入英国人手中，英法展开竞赛——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几乎成功，但笑到最后的是法国天才商博良。商博良被认为是埃及学的开山鼻祖。
从诞生第一天起，埃及学就是列强博弈的产物，并为列强利益而服务。
拿破仑远征奠定后来百余年格局：英国掌控埃及的政治、经济，法国掌控埃及的文化。两国学者争相发展埃及学——具体说，就是英国派出首席代表索尔特，法国派出领事德罗韦蒂，“考古场变成了两队向导与挖掘工的战场”。古埃及文物分别送往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开罗有了一句俗语：“埃及的财富属于在那里的外国人。”
没石料，金字塔上拆
英法都喜欢默罕默德·阿里，他“允许所有来访者搜寻文物，无论是在地面上的还是地下的，都可以带走”。
为感谢商博良写出《埃及史》，默罕默德·阿里将卢克索神庙前的两根方尖碑送给了他。商博良带走其中一根，重达246吨。它早就被盯上，商博良建议法国政府用40万法郎买下。他说：“在巴黎的某个广场上竖立起这样一尊令人钦佩的巨石的政治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自己名垂千古。”如今，它仍在巴黎的协和广场。
这让英国大感愤怒。相比之下，默罕默德·阿里送给英国的方尖碑太小，英国政府甚至拒绝运走它，认为会被法国耻笑。在英商帮助下，它才到了伦敦。和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一样，在潮湿环境中，文字与图案剥蚀殆尽。法国共带走13根方尖碑，目前只剩3根。
默罕默德·阿里并不愚蠢：他试图带领埃及完成现代化，需要英法帮助。
默罕默德·阿里派出20名埃及青年到伦敦学习，他们后来成为“埃及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坚；他让埃及农耕面积增加了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从250万增长到450万；他引进现代工厂、现代制度；甚至制定《文物法》，成立国家收藏馆。可“这些东西即便有人呵护保管，也会因地点潮湿而失去价值”。20年后，所有藏品都消失了，默罕默德·阿里把最后的藏品作为外交礼物，赠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
默罕默德·阿里急于建设现代化，忽视了文物保护。缺乏建筑材料时，他让工程师从吉萨金字塔上拆。他建了18座硝石厂，其中一座用的是从卡尔纳克神庙拆下来的碎块。
“考古家”成了“破坏家”
英法对默罕默德·阿里交口称赞，称他是开明君主，却忽视了：
其一，埃及农民们是激进变革的受害者。默罕默德·阿里下令，农民必须按官方指令种植作物，首次违规鞭笞25下，第二次50下，第三次100下，农民因此越来越穷。
其二，默罕默德·阿里试图将开罗建成一座欧洲城市，与埃及历史毫无关系。民众并不感到自豪，且许多建筑是豆腐渣工程。
在埃及的英法人整日躲在屋中，根本不愿看到当地人的痛苦。来自英美的“考古家”们则埋头拆迁，不记录地层信息，烧木乃伊取暖，在金字塔下搞爆破作业……无数古迹消失了，仅1810—1828年，就有13座神庙被毁。
德国崛起后，也成埃及学的拥趸。德国人莱普修斯从埃及带走1.5万件文物，并抱怨说，当地人已习惯从古建取石料，“每天都有一整队骆驼从附近的村庄来到这里，然后又排成长队，满载着建筑石料返回。这实在令人震惊”。
以为莱普修斯在怜悯埃及，那就错了。申请到考古许可证之前，他已偷拆三座神庙。
考古学家布雷斯特德说：“法国人的流氓行径，英国人的市侩冷漠和德国人的缺钱，三者结合在一起，正逐渐让埃及惨遭掠夺和洗劫，再经过一代人，埃及将一无所有。”
背叛了埃及人的埃及学
柏林迅速成为世界埃及学的中心，让法国恐慌。它不得不劝说埃及建博物馆，任命法国人马里耶特为馆长，禁止文物出口。
马里耶特也曾无证挖掘塞拉比尤姆神庙，并将230箱文物送到卢浮宫——这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个重大发现。马里耶特还把一些文物埋起来，等拿破仑三世的堂弟访埃及时，让其亲自“发现”。
马里耶特讲原则，任埃及博物馆馆长后，严防文物流失，为此与卢浮宫关系紧张。他擅长搞关系，英国考古学家找到文物时，他会允许他们带走一部分……
几经争取，埃及博物馆终于有了新馆。外墙致敬者中，有6个法国人、5个英国人、4个德国人、3个意大利人，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各1，只有1个埃及人——阿拔斯二世，当时埃及的统治者。
埃及学究竟是什么，不言而喻。
默罕默德·阿里与之后的主政者全力迎合英法德。美国崛起后，埃及方尖碑再次被“荣幸地”惦记：1880年，“克里奥佩特拉之针”（误定名，与艳后无关）被送到今纽约中央公园。
埃及之所以巴结美国，是因自身债台高筑。据学者金寿福在《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中钩沉：“及至1861年，埃及的外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萨义德不得已解雇大批官员和职员，军队的人数降到可怜的2500人。为了逃避来自欧洲的逼债人，萨义德甚至躲进停泊在尼罗河上的游艇里。”
人人尽知的图坦卡蒙墓发掘，赞助人便是美国人戴维斯。他与美国政客特威德关系密切，后者“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客”。戴维斯干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是为看清木乃伊的面部，将蜡烛靠近，差点将其点燃。
不论古埃及的文物怎样震惊世人，埃及政府怎样讨好列强，却并没赢得尊重。1910年，刚卸任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埃及要实现自治还需要很多年，也许是几代人的时间。”这，引发埃及人首次反美示威。
警惕“光自东方来”式忽悠
埃及梦想成为现代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得到的却只有苦难。1910年，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男性识字率仅8.5%，女性仅0.3%。
正如著名学者赛义德所概括：列强先用“光自东方来”，灌迷魂汤；进而以“神话破灭”，要求改变；再用欧洲解决方案，逼其效仿；路走不通，则委过于“文化劣根”……每个环节都在收割。
既然对方是另类，与我不同，则偷窃他、伤害他、侮辱他，岂不是理所应当？
清末中国人称赞埃及人：“道德则质朴而高。如勤勉信实，爱情从顺，秩序正义及慈善等，皆其理想之事，其在家庭之内，颇有尊敬妇女之风。”可在列强眼中，埃及人成了“人类中最堕落的人，缺乏感恩之心和各种美德……对他来说，暴政就是优越者的标志，他只尊重这一点”。
幸亏还有露西。她诚实地写道：“饥饿、痛苦，没有希望也没有回报的劳动，以及无能为力的怨恨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痛苦。”可她的声音很少被关注。在辉煌的埃及学榜单上，几乎不会提到她。
本书确实写了很多了不起的考古学家，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乃至古埃及文明逐渐被认识的过程，但它真正动人心魄的，是真实呈现了埃及学作为人造概念，如何忽悠、掠夺、背叛埃及人的，如何将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引诱他们在发展的幻觉下走入死胡同……当许多东方学者还在为“光自东方来”式的话术而沾沾自喜，以为正在被别人追捧、可用来解决当下问题时，本书犹如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