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存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年轻时脱离主流的评价体系，成为一名高山攀登者。他们中有名校肄业生、工人、自由职业者，也有白领、酗酒者、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渴望自由，向一座座危险的山峰进发，曾有过登顶的喜悦，也曾目睹伙伴坠入深渊。
宋明蔚的《比山更高》就是一本关于攀登者的书。在近期出版的中文非虚构作品里，这本书是笔者心目中的佳作。它的写作难度很大，作者在搜集写作素材和完成叙事上，应当说下了很大的苦功。但最耗时的并非真正写作的时间，而是创作者对一个门类建立扎实认识、对近二十年一个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如数家珍所需要的时间。《比山更高》是一部关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佳作，是作者对中国自由攀登史建立了深刻认识后，才有笔力完成的作品。
被遗忘又被记起的严冬冬
《比山更高》记录了中国自由攀登者“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的历程。这本书的叙事跨度从2002年到2022年，除了前言、尾声、注释之外，其主体由《自由之魂》《刀脊探险》《白河十年》《梦幻高山》四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当作一篇信息量极大的非虚构特稿。
在这四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第一篇《自由之魂》——它最好看，也是最具有改编潜力的一篇故事。它的主角是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他是一位过早逝去的天才，曾在2008—2012年间名扬攀登界，创造过多次奇迹，但在2012年意外去世，此后逐渐被大众遗忘。《比山更高》让我们重新了解了他的故事。
严冬冬生命前十八年是标准的“别人家孩子”。他考进清华，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在毕业后走主流的精英路径。但他在大学时做了一个令老师费解的选择：那就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登山社团协会中，甚至为此落下专业课进度。
他一边疯狂地参加登山培训，一边靠翻译挣生活费。他曾独立翻译《城市嬉皮士实地观察指南》，也因为嫌译者翻译得太烂，自己重译了《滑雪板》。从登山运动员的角度来说，严冬冬体能平平、身体条件一般，算不上很有天赋。但他渴望登山，与在山野中的自由相比，他认为在教室上课“没有任何意义”。登山让他找到了一种极为私人、强烈的“存在感”，也寄托了他对自由的向往。
因为沉迷于登山，他落下太多专业课，校方曾多次找过他，并在大三结束后下发警告：如果要拿到清华本科的毕业证，他在大四必须努力学习，至少保证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做毕业设计，按时完成毕业答辩。这些，严冬冬都没有做到。最终，他虽然拿到了毕业证，却失去了本科学位证——由于没有参加毕业答辩，他的学位证自动转成了专科。
如果按最简单的叙事，在最后的意外来临之前，严冬冬的人生是一个忠于自我、缔造奇迹的童话故事。他成为大家眼中的怪人，却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登顶珠峰，一次次创造登山界的奇迹。然而，在这个故事里，最打动我的是过程中的颗粒感，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成功与失败、主流与怪人。
比如为了省钱，他曾经合租在清华西门附近的一间小平房，平房内没有暖气，他只能和室友在屋里烧煤取暖；在通过层层选拔、进入珠峰火炬接力队时，他曾参加极为压抑的高强度训练。他在日记里写道:“集训队里弥漫着功利性的竞争气氛……我觉得窒息，我想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攀登，不是这些东西。”当他和同伴抵达通往珠峰顶峰的最后100米雪坡时，“远处的天际线被一丝光亮刺破，划开的口子逐渐照亮整片天空。繁星隐去，东方渐白”。等到真正站在珠峰顶端，严冬冬的第一念头是:哦，终于到了。
当登顶珠峰的热度过去后，严冬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也只是维持他个人的生存而已。他物欲不强，一门心思都在攀登上。他喜欢那种山里的孤独感，在跟暴露感、恐惧感、孤独感打交道时，撞击一种真切的生命力。为此，他先后挑战了田海子山、玄武峰、幺妹峰、玉龙雪山、宁金抗沙峰等山峰——其中在幺妹峰的那次攀登，也堪称一大壮举。那些年，他成为许多攀登爱好者眼中的勇者。
只可惜，2012年的那个夏天，他坠入西天山一座4400米高冰川上的暗裂缝。搭档周鹏竭尽全力，没能将他救出。
命运之神先是给予严冬冬恩赐，又开下这残酷的玩笑。严冬冬之死是一桩悲剧，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当初选择登山是错误的呢？读完这个故事时，我特地搜索了严冬冬的微博账号，发现哪怕到2024年——在他去世十多年后，仍会有人在他的最后一条动态底下留言。而换一个角度去想，他在大学时就找到一生所爱，甘愿放弃更大概率的成功路径，去追寻他内心的高山。这份笃定与践行，与其用二元视角下的成功与失败去形容，不如说，他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一次充满信念和勇气的叙事，宛如泳者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次绝美的横渡。有这一次，这一生不就比许多昏昏度日的生命更精彩吗？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严冬冬的故事依然在感召新的攀登者。
在高山上与死亡共舞
除了书写严冬冬及其同伴的《自由之魂》，《比山更高》的其他三个故事也值得阅读。
概括来说，故事二的主角是国内阿式攀登领域的开创者马一桦。通过他、刘喜男、王平等登山者，宋明蔚串联起“刀脊探险”登山队的故事。故事三《白河十年》写与“白河”有关的攀岩者，其中重点书写了两次死亡。故事四聚焦“梦幻高山团队”，描写了李宗利、黄思源、曾山、刘兴、小海等攀登者的梦想与实践。
这四个故事互相穿插，比如故事二的马一桦已经是故事一严冬冬等人的前辈，故事一中的周鹏在后面也被提到——他也是目前国内攀登界的顶级自由攀登者之一。故事二中的刘喜男，在故事三开头也被提及，只不过，是以被哀悼的形式。
除了自由，死亡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书中第三部《白河十年》写到这样一桩死亡。2004年12月底，王茁与新婚妻子“不必”计划攀登四姑娘山的骆驼峰。他们盼望用一次攀登成功作为蜜月礼物。结果在新年第一天，人们却在骆驼峰脚下发现了王茁和向导卢三哥的遗体。1月2日晚上，搜救队终于找到了失踪的“不必”。奇迹的是，“不必”尚存呼吸，被救出后全身上下并无大碍，但不得不接受爱人去世的事实。事后调查显示，王茁和卢三哥在12月29日攀登时遭遇雪崩。他们在一瞬间被雪崩卷走，从断崖坠落至海拔4800米的羊满台攀登路线上。
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指责幸存者“不必”，怪她的攀登技术和经验不够，不应该贸然去攀登骆驼峰。一个女性刚失去爱人，又迅速面临一场网暴。而“不必”说:“在各种表格里，要在丧偶这栏中打钩，感受只有打钩的人才能了解。”
四个故事里，我们都能看到死亡的暗影萦绕在主人公周围。登山者李红学在婆缪峰失踪时，同伴张彧听见有人“呜呜叫了一下”，七八秒后，就听到下面“噔”的声音。为了寻找失踪的孩子，李红学的父母在日隆镇住了三年，前后发动了四次搜救。作者写道:“失踪比死亡更可怕。死亡的痛苦可以被消解，可以被发泄。失踪却同时剥夺了人们尽情快乐的能力与尽情悲伤的权利。”
甚至，攀登者还可能死于恐怖袭击。2013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迦帕尔巴特峰惨案，十一人死亡，其中包括杨春风等中国攀登者——凶手正是恐怖分子。
在第四部分写到柳志雄的死亡时，作者宋明蔚进一步思考:攀登者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是，“他们选择远离这个安逸的美丽世界，走上一条遍布悬崖与荆棘的道路。路上的死亡悬崖属于自己，而路边的荆棘刺伤了离他们最近的人。在他们看似坚定地寻找自由和自我的路途中，也会有这般彷徨、怯懦、犹疑的时刻。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漠视这原罪的存在，而是清醒、痛苦地背负着它一起攀登。”
认清追求所爱的代价
在去世之前，严冬冬曾在一次登山前写下一份承诺书，声明自己为攀登所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自己的责任，与队友无关。
许多人谈到攀登者会率先想到自由、勇气，而我觉得，认清追求所爱的代价，并为之承担责任，才是那些杰出的攀登者真正令我佩服的地方。
实际上，《比山更高》讲述的绝不只是一个人在追求热爱的道路上独行，而是怎样在这条路上遇到同路人——他们携手并进，互相鼓励，乃至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何尝不是因梦想而缔结的友谊救济了他们？
比起登上最高点的奇迹时刻，占据《比山更高》更多篇幅的是攀登者们的联结，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亡友纪念日时，他们在“盗版岩与酒”论坛上发布纪念帖子，彼此相逢叙旧又分开；是攀登者开设培训班，想办法维持收支平衡，在日常的经营中，面临友谊的磨损与人生道路不同的取舍；也是“点盘毛豆、喝几瓶冰啤酒、吃几串羊肉串，谈笑风生地吃到半夜，回家倒头就睡”，转头又要支撑着各自家庭的生活。
生活是偶尔的悲伤与狂喜，更漫长的琐碎、隐忍与坚持。这使我想到“梦幻高山”里的黄思源——他高考失利后在流水线工厂工作。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里，《达摩流浪者》与《在路上》让他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决定付诸行动。那之后，他顺着黄河漂流，也跑过销售、做过船工、在西宁当保安、在乐山的户外俱乐部当领队、在太原推车卖凉皮、在成都双流机场分拣快递。这个外号阿左的男子辗转过太多工位，直到他确定了自己一生的爱好——攀登。
攀登，因为它几乎必然会遭遇来自亲人的劝阻，因为它本身成为一项收入方式的难度，以及它潜在的风险性（意味着你或者你的队友说不定哪一天就牺牲），使得那些立志成为攀登者的人，不得不与持续的悲伤和无力感共处。
说到底，这些向死而生的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优越而成为攀登者，只是恰好在这一程命运中热爱此路，进而听凭内心感受，去更真实地活着。就像登山者Stanley说的:“倘若要我跟随她（算命师）写下的剧本，不再去挑战这崇山峻岭，不再去置身于那浪涛之中，要我放弃与之的交流，拒绝去感受它脉搏的跳动，我将会失去那份让我活着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