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多大、多好或多坏的事，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是这件事的影响。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你质疑的，你也有份儿
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多大、多好或多坏的事，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永远是这件事的影响。
今年不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发生了很多本身就足够大的事。但这些事，再大都不及它引发的后续影响大。
比如近期的红码事件。能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强烈关注的，显然并不是那些不幸储户的经济损失，并不是那些被红者的行动困窘，甚至也不是这一案件背后的地域乱象——而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诸多底线挑战。比如，当健康码居然可以不再局限于健康时，首先被冲击的就是宏观公信力与微观安全感。
但任何事，不论好事还是坏事，其发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积累出来的。如果是好事，那是社会持续进步的成果；如果是坏事，则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因为，在这一切好与坏的积累当中，你我一定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间。只不过，我们往往不知不觉。
作恶与排队
比如，丰县事件与唐山事件在今年会引发众怒，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太过丑恶，乃至于连环丑恶，其实还潜移默化和我们在过去用20年逐渐习惯了排队上下车，有很大关系。当我们自己已然变文明了，那些21世纪的野蛮才更显刺眼和痛心，并忍无可忍。
在老舍先生的丰碑之作《茶馆》里，既有买卖妇女，也有公开抢劫，还有官匪一家。但那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即便王掌柜自豪地声称自己的茶馆已经“文明了”，他依然会被敲诈，依然会挨饿、挨耳光，最终依然会被迫上吊。大家也都见怪不怪，诚如他自己早年讲的：“现如今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老舍先生也正是因为看清了本质是宪法的缺失，才慨然创作出了这部不朽的《茶馆》。
但21世纪的新中国早已完全不是这样。也因此，20世纪无人敢管的丑恶，在21世纪就会举国喊打。虽然暴露的是丑恶，但彰显的却是进步。
抽烟与诚信
再比如，中国人在21世纪的一大文明福利，是高铁。高铁上，大家悠然而坐，安稳疾驰，比起当年闷热拥挤，乃至坐下皆是人而无处下脚的绿皮车，不只是提高了速度与效率，营造了舒适和美好，还大大提升了作为人的尊严。
但是，好事里包裹的，未必都是好事。我们在高铁上一定有意无意地听过一个充满磁性的大妈播音，大意是友好地提醒乘客不要在车厢里抽烟，否则一旦引发警报导致停车，不仅个人要担负刑事责任，还要“被有关部门计入个人征信系统”。预计至少99%的中国乘客，是不介意甚至是非常赞同这样的“提醒”的。
不错，相信100%的中国乘客都赞成：为了行车安全，为了社会公德，应该在车厢内禁烟；也相信100%的中国乘客都赞同：一旦有人违反，理应受到严厉惩罚，乃至入刑。但是，有没有1%的中国乘客曾深想过：“车内抽烟”这一明显错误和有害的行为，又究竟与“个人诚信”，有什么切实关系吗？
这里的“诚信”，理应是指当事人在明知其约，且承诺不为下，进而恪守约定。然而，不论是我们买票时，还是我们坐车时，进而个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车内抽烟时，我们与他，是否真的是基于前述背景下所呈现的“不为”和“作为”呢？应该都不是。我们不抽烟，不是为了守信，而个别人抽烟，也不是意在违约。这里，其实只与“错”或“罪”有关，而与“诚”及“信”无关。也因此，对这一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写入《刑法》毫无问题，但计入“个人征信系统”，则实应商榷。
刑法与诉讼法
况且，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抽烟进征信”和“要钱赋红码”之间，完全没有隐隐约约的内在逻辑关联。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洞察到的：“规定得严，解释得宽”。
其实，对这些做法，我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其背后都隐含承认一个同样的事实：这样规定，这样做，很管用！《茶馆》 里王掌柜所哀叹的“管不了”，这一下就都立马“管得了”了。
只是，“管用”就代表了一切吗？就代表着正确吗？如果我们对此疑问尚有迟疑，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潜意识里承认另一个逻辑：管用，只代表着作为工具有效。而工具有效，并不必然代表价值正确，不必然代表正义，不必然代表文明。正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前者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罪的，以及如何罚罪；后者是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确认这是有罪的。律法自古就有，只代表有效，并不代表文明；而只有诉讼法，虽不保证效率，却真正代表着文明。
由此可见，只有当工具使用始终与目标一致，始终为目标服务，且又始终被目标所约束时，目标才会真正得以实现，工具才会真正促进文明，社会才会真正持续进步。
而反过来，假如我们既定的价值目标，包括使命初心，一旦在另一个需要与名目下，开始不知不觉走向“工具化”时，虽然短期内看似“管用”，但长期看一定最终会被“异化”，其长远影响也一定是“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
因此，一个文明国家，一定有宪法，同时一定有诉讼法。宪法至高无上，就意味着价值目标至高无上，而诉讼法不可或缺，则意味着工具手段必须受制于价值目标，不能为了实现价值目标而不择手段，也不能让价值目标自身沦为工具手段。
管用与不管用
作为企业家，这一点尤为值得深思。
因为企业家，特别是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不同，都是不缺少情怀，不缺少梦想，不缺少初心，不缺少目标的。但偏偏是企业，又是各种社会组织里，最讲究“管不管用”，也就是最关注效率与效益的一种。所以，企业文化也是各种文化载体里，最容易流于形式或变形异化的。
因此，当企业家不断理直气壮地树立与宣扬若干“伟光正”的企业价值观时，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察人省己：本来为了实现美好的目标，是不是正在以同样理直气壮的各类名目，被别人甚至被自己，潜移默化地加以工具化，和异化？古今中外都证明：但凡目标成为工具，信仰沦为手段，最终都迟早会酿成群体悲剧。
这里不只是起点上关于信念目标层面的坚定问题，还是过程中长短期利益间的博弈问题。一个企业家或一家企业，会怎样使用工具，会怎样约束手段，决定了这个企业家和企业内心真正相信和真正要实现的，究竟是什么，也进而决定了他和他们，究竟能够走多高，走多远。
因为眼前“很管用”的，最终都会“不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