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式的苦难,需要被更多人看见和反思,而不是质疑

《隐入尘烟》式的苦难,需要被更多人看见和反思,而不是质疑
2022年09月01日 12:27 鲁吁视野

文/鲁吁

有一些人说,电影《隐入尘烟》与现实严重不符,比如现在已没有条件那么差的农村农户;还有贵英落水那段,全村竟然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现实中农村人没那么冷漠。

我昨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这恐怕又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丑化”农村和农民了: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落后的村庄呢?农民怎么可能会如此冷漠呢?果不其然,早上我就刷到了一些质疑的帖子。

我个人的看法,首先,这个电影的背景是2010年前后,我可以说,中国其实大概是从2015年以后,大家的幸福感才“蹭蹭”地提升的。其次,这个电影只讲了一个村庄的故事,是不能代表全国农村,但是也不代表不存在这样的冷漠和荒诞。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进城的打工族,你或许不知道会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在同频的人之间,他们的确不存在冷漠一说;但是在不同频的人之间,弱势一方会处处遭嫌弃和排挤,你的生死与我何干?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当然,但往往现实很打脸,就比如刚开始谁也不会相信,上海在疫情期间会表现得那么糟糕,但结果呢?在唐山烧烤打人事件没曝出前,可能谁也不会相信,唐山会形成那么严重的恶势力勾连。

又比如,前几天被曝出的“陕西老人索要土地承包费遭群嘲”事件,如果没有曝光,你愿意相信人心会如此冷漠、一帮年轻人会那么无德吗?

人与人的认知,是因为地域环境和阅历而存在偏差的,任何事总有概率的存在,不应夸大,但也不可全盘否认。

社会何其之大,一个社会问题(现象)往往并不会同时在整个社会上浮现开来,它可能只存在于社会一隅,有可能被曝光,有可能永远不会被曝光。

我曾写过一篇小县城的公务员在办公室打麻将、对来访群众极尽敷衍的小说,一位在市民政局工作的女性朋友读到了,她质疑我写的不符合生活现实,说现在哪有公务员敢在办公室打麻将的。我说大姐啊,你是市级的公务员,管理上跟县级乡级的自然不一样啊。其实这篇小说,我是看了某地一个县级单位公务员办公室乱象的新闻报道后,经过艺术加工写出来的,可不是我无中生有。而且这类新闻网上一搜,你会发现各个地域或多或少都有。可是我这位朋友她没看到这篇新闻,可能平时也不怎么去关注这类社会问题,她只是以自己的眼界为限,就认定我写的不符合生活现实。

在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或现象,其他地域的读者没见证过,便会认为这个事件或现象是讲述者虚构的,读者和讲述者存在了一个地域空间上的鸿沟。

所以那些说《隐入尘烟》“丑化”的,质疑不符合现实的,请先到几个边远农村走走看看,甚至住上一段时间后再说话;要么到城镇的一些工业区,去了解一下那些打工族,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活得安然自在?

电影讲的只是一个切面,但是它也代表那些通常被人所忽视甚至无视的角落,电影和文学艺术,它们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揭开和反映那些鲜为人知的、没有光能照到的角落。

其实还有很多角落,是还没被作家的笔和电影镜头给捕捉到的,而生活在那些角落的人,他们早已或终将悄无声息的隐人尘烟,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世人所看见和知晓。

当然了,我这么一说,那些人又会说:生活谁不苦?谁容易了?但也没见谁会埋怨,心里黑暗的人永远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

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有何话可说呢?个体的痛楚对你们来说是如此无关紧要,讲述的时候是不能带眼泪的,要不就会认为是是渲染,是夸大苦难。讲述的人会像“祥林嫂”一般遭到嫌弃,所以是连提都不能提的,谁提谁就是罪人。

可在我看来,个体的苦难是需要被看见的,是需要被关怀的。有苦不允许倾诉吗?痛了不允许哭吗?看见苦难不允许讲述吗?遇到不公不允许摊开吗?如若这都不允许,那你是不是就是傲慢和冷漠?

在那些不被光照到的角落,如果说“我”的苦难和眼泪对你来说毫无感触,那你的光明对“我”来说也同样毫无价值,因为我感受不到!是的,鲁迅先生说得没错,人类的悲欢的确是不相通的,对于“我”的哭泣,你只会觉得吵闹!

我们国家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好了,社会的发展我们都看得到,人们的幸福感我们也都感受得到,但还没好到让所有人都衣食无忧的地步。不应凡是对苦难的“看见”,就给贴上“渲染”和“丑化”的标签。

客观地讲,你们所认为的“丑化”,总比你们的“粉饰”来得让人清醒,它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更加努力和进步,才能消灭贫穷,让苦难远离。

对个体苦难的关怀,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如若对苦难的个体连提都不能提,那也请那些心生自豪和偏见的人们,不要跟我们提你们所谓的文明和自豪感,因为我只看见你们的虚伪!

《马尔克斯》谈到《百年孤独》的创作时说:这不是魔幻,这就是拉美人民的历史和现实。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部分人认为的魔幻和荒诞,恰恰就是另一部分人不被看见或是直接被无视的过去与现实。

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个难题,确切地说是一个疑惑。2011年我写了一部打工妹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愿我们终会与幸福相见》,2017年小说在掌阅文学签约自出版后,平台加渠道收获100多万阅读,97%的好评率,在以网文为主的网站,苦难现实又小众的题材能有这个成绩,也还算过得去。

读者的留言几乎都是认可和感动,表示太真实了。但是也有部分读者表示,那个无望的结尾太悲伤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沉重,希望我以后多写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的作品。

我开始反思,对于那些无望的人物和现实,我们作家到底该不该遵循现实,将它们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世人看,从而唤醒更多人的关注和反思?还是为了照顾读者的感受、为了给读者创造希望的出口,我们不能再写沉重的题材,就算写,也必得给小说的结局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安上一个光明的未来?

可是有的人终其一生,真的都没能迎来光明、没有未来的啊,他们不应该被还原真相吗?

后来呢,经常看到描写苦难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被批判是“丑化”和“抹黑”国人形象,我就更疑惑了:作家和艺术作品,真的是不能讲苦难、不能反映那一部分现实吗?

我们的读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们的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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