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

题记：2023年11月12日，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5期举办，本文根据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原教授齐东方的主题演讲整理。

今天我主要从考古学角度，结合考古实物来谈谈丝绸之路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丝绸之路，大体上是从中国一直到欧洲长达几千公里的一条交通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也是沿途各国共同发展起来的一条文化交流、商品贸易路线，但它又不只是一条线，而是像网络一样覆盖了很多地区，它们彼此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流，当然基石是商贸往来。同时，丝绸之路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中亚、西亚各国也都有丝绸之路示意图，还有以丝绸之路命名的饭馆、旅馆。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双向开放的路线，沿线各个国家都由此界定其与世界的关系。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在丝绸之路沿线，我们发现了很多文物，特别是很多汉唐时期从外国传入中国的文物，以及一些中国制造，但造型、纹样来自外国或者被完全融合难以分辨的文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具有双向馈赠的特点，交流才能使社会的物质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也不断丰富；交流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出创造和发展的能力；交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接下来，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介绍：

1.   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丝绸之路”；

2.   商品的魅力与东西方文化碰撞；

3.   从文物看文化的模仿、借鉴、融合与创新。

一、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张骞到隋炀帝再到唐初李渊、李世民两位皇帝，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顶峰的重要历史背景。

（一）张骞出使西域的多重价值

早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根深蒂固，也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先秦时期人们对地理的这种认识和后来有很大差别，当时把天下分为九州，并且都由天子统治，与华夏相区别的其他地区被称之为蛮夷，并进一步分成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后来被孔子进一步发挥为“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天子和华夏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地理观念更加固化。但是，公元前 2 世纪中国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张骞出使西域。之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使者前往华夏中心区以外的地方，这对后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骞第一次出使就到达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康居（今哈萨克东南）、大夏（今阿姆河流域）。紧接着他又去了第二次，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回到长安，此后安息（波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就历史事实而言，张骞第一次率领上百人出使西域一共13年，期间被匈奴人抓住当成俘虏，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脱逃，结果逃到大宛再次被抓，最后只有两人成功回国。可见，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物质、文化层面产生的影响其实有限，而当时肩负的最大使命是联合大月氏国攻打强敌匈奴，也不成功。

不过，张骞回到汉朝仍然带来了非凡的影响。他带回关于西方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让汉武帝及群臣的世界认知超越了《山海经》里的幻想，对中亚、地中海等外部世界有了现实的描述，打开了好奇心。他第一次出使西域还带回了军事情报级的信息——比如大宛出产良马，这对汉武帝很有吸引力，马在古代是重要的军事装备，人们常用“兵强马壮”用来夸赞军事实力。为此，汉武帝继续派张骞出使西域，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这次配备使团的同时还带上了很多礼物。

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开创了中国和西域诸国政府间的往来，这完全不同于以往小规模的民间交流；其次是带来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过去是把异态文明视为敌人，会采取极端方式对抗，之后人们对异态文明逐步走出满腹狐疑的防范心理，增添了试图了解和求知的渴望。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一代又一代肩负重任的使者往来于丝绸之路，试图寻找东西方文明对峙下的调解办法。

（二）隋炀帝的历史贡献

对于丝绸之路做出很大贡献但往往被曲解的另一个历史人物是隋炀帝。在很多历史书里，隋炀帝的突出标签是荒淫无道，明朝还有人撰写了一部《隋炀帝风流史》。实际上隋炀帝很有作为，做了不少惠泽后代的事，对其评价要综合客观。我在此列举隋炀帝在历史上干的几件大事：

1.  修凿大运河，从此以后中国南北交通贯通。唐代以后还有继续修建，至今大运河还在发挥作用。

2.  开创科举制度，打破世袭和指定，通过考试给人才更多通道。虽然科举制后期发展越来越局限，但一直是官员选拔的重要形式，即便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也受其影响。

3.  将扬州发展为第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并在此后相继发展出长安、洛阳两座城市中心，让城市不只有政治、军事属性。

4.  亲自西巡，率领文武百官历经半年艰辛最终到达张掖。队伍在中途遭遇气候突变，人员、牲畜冻死冻伤大半，隋炀帝的姐姐也不幸遇难。抵达张掖后，隋炀帝接连会见了西域27个国家的君主和使臣。作为皇帝，这是罕见之举。回来后，隋炀帝又借西巡的东风在洛阳隆重举行大型交谊会，更多国家使团参加。文献记载当时盛况称“昼夜不歇，灯火辉煌”持续一个多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对中外文化交流是一次大促进。

（三）唐初积极主动外交

隋朝之后，初唐更加开放，外交也更积极主动，而且目的更明确，这和唐朝皇帝思想观念的变化密不可分。

唐高祖李渊有一次举办宫廷宴会，看到各民族聚在一起喝酒、跳舞特别高兴，感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可见，唐高祖心中已经不再有明显的华夏和蛮夷之分。

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已经战胜劲敌西突厥，他表示“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可见，战乱平息之后他想到的是贸易、交流，对此“诸胡大悦”。唐太宗还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残酷的战争之后，和平通商和友好交往是最终的目的，境界已经大不一样。

总体来看，历经汉魏隋唐，基于丝绸之路的功能有所演变，可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1.  汉代丝绸之路开启政府层面的交往和商贸往来，但仍附属于军事和政治目的；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单纯的商业交往增多；

3.  隋唐时期，在物资交换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化交流。

（四）从考古实物看丝绸之路发展

汉唐时期，一代代的使者穿梭在非常艰难的沙漠、戈壁通道上，在这些交往当中，主要是用骆驼和马来运送物资。在考古材料和这个时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骆驼，到唐代完全可以用千姿百态来形容。骆驼数量、形态和背负物品的变化，都反映出“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早期的骆驼形象比较粗糙，主要用于拉车、搬运货物。到唐代，骆驼数量增多，诗中也有关于骆驼的诗句，如“无数骆铃遥过碃，应驮白练到安西”。这个时期的骆驼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大都满载生丝或丝绸，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文献中记载的出口贸易原料和成品的实物形象。

总的来说，骆驼是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是汉唐时期的文化象征，而且骆驼通常和胡人搭配出现，这些牵驼佣通常是深目高鼻的胡人。

除了复杂的自然环境，往来丝绸之路还有各种危险，充满艰辛。即使在现代交通发达的年代，很多人重走丝绸之路也会觉得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在条件恶劣、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在缺乏水源和食物的丝绸之路上往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因为丝绸之路还充满人为的困难和挑战。由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众多，相互间的争斗和冲突时有发生，路上常有盗贼出没，旅行者们要时刻担心遭受攻击和抢劫。敦煌莫高窟45窟盛唐壁画《胡商遇盗》，还有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对此都有记录。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交通，后来设立了烽火台和城堡。这些设施除了驻军用途，更主要的目的是控制路线以收取过路费，同时威慑盗贼和降低其他威胁。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从开放以来就是一种双向交流，有助于扩大视野。见多识广后人的观念就不一样，心态也会更包容和开放。古代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顶峰，和唐代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度密切相关。唐李贤墓出土的《客使图》，描绘的就是唐代外交官接待外国使者的情景。这样的图像也说明唐王维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九国衣冠拜冕旒”属实，唐代确实和世界好多国家都有来往。

如果说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主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到唐代它演变出包容开放的精神和治国方略，人们在不断交往当中解决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交流中找到前进方向。

二、商品的“魅力”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丝绸之路上为商业贸易做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是胡商。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受中国政府的管控，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头领（萨保），而且价值观和中国人也不一样。为什么说他们做出的贡献更大呢？因为汉民族一直强调以农业立本，“重农抑商”观念将人分成士、农、工、商不同等级。即便经商者非常富有，同样会受到很多限制，包括骑射、服装、科举考试等。胡商就不受这个限制，因此在物品交易过程中作为更多，同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中国人那么有吸引力，以及这些东西都来自哪些国家和地区？

（一）外来商品的“魅力”

先说货币。货币有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还有波斯银币。这些钱币通常被发现在墓葬、塔基和教堂中，数量并不多，有的还会被做成装饰品，这主要说明人们对这些外来钱币的好奇和珍视。也有成批发现的情况，比如在中国新疆无人区石头山缝里曾经发现2000枚钱币，这表明这些钱币在当时具有流通性。此外，敦煌和吐鲁番等地还有出土文书，也大量提到此类钱币。可见，它们至少在中国西域地区可以进行贸易流通，也证实当时的双边贸易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不过，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交易往来当时政府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制度。在此制度下，外国人带来物品不是为了商业交易，而是表达敬意和奉献；作为回应，政府会给予朝贡者赏赐。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交换，但双方的心态和期望值却大不相同。赏赐物品的价值往往远超所贡献的物品，商人们因此愿意冒充使团前来朝贡，结果朝贡贸易的利益甚至可能超过正常的商业活动。与此同时，民间贸易也在发展，但是对统治者来说，在重农抑商政策背景下，商人是一个不稳定的流动群体，如果他们积累了财富，可能会对统治构成威胁。

除了钱币之外，还有其他外来物品，如玻璃珠、玻璃器皿等。这些玻璃珠非常漂亮，通常被用作装饰品。它们最初主要来自西亚和中亚，传入后中国人很快就学会自己制造。

考古发现了许多玻璃器皿，其中有些出自罗马帝国，这种玻璃制品需要采用吹制技术，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无法制造出类似的玻璃。还有些属于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的玻璃制品，其历史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北朝到唐朝初年。萨珊王朝的玻璃工艺非常精湛，制品传到中国后备受珍视，考古发现，它们都出现在高级贵族的墓葬或塔基里。这些玻璃制品还代表了当时该地区最高的生产水平，可以称之为高科技产品。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个时期最新、最好的玻璃制品通过丝绸之路迅速传播到中国。

就中国出土的玻璃器皿而言，其学术价值并不低于外国的同时期文物。因为中国古代墓志很常见，对墓主身份、去世时间都有记载，是确定文物年代的重要线索，这样我们至少能知道墓葬中器物制作年代的下限。目前，中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且通常是一组多件的形式出现。这些保存完好的玻璃器和成套文物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发现。对于研究伊斯兰玻璃的专业人员来说，这些文物是标准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由于过去国家开放程度不足，很多西方学者并不了解这些文物的价值，对于我们能清楚地讲述每个玻璃器皿的制作年代感到惊讶。

其实玻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对科技进步有深远影响。众多科学发明、实验都需要用到玻璃制成的工具，包括显微镜、望远镜，我们日常佩戴的眼镜早期也是玻璃制。古代中国可能在瓷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并没有充分发展玻璃制品。直到明清时期，玻璃制造业在中国仍然相对落后，如今有中国企业将玻璃制造推向世界市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总之，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往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同时，我们通过商品背后的故事，包括商品的制造者、来源地、当地的文化等，增进我们对彼此的认识。可见，在文化交流、文明融合的进程中，商品的价值非常重要，很多商品本身也非常珍贵，陶器、玻璃、丝绸、金器等商品上的特殊的纹样和图案，同样可能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会引发一些模仿行为。

（二）从商贸到文明交流、文化融合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示意图，主要有三大主干线，分别是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它们的盛衰时间各不相同。其中，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大致在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尤其是草原丝绸之路。那时发生了一场怛罗斯之战，高仙芝被大食击败后，中国便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而国内也出现了安史之乱。此后这条路就逐渐衰落，而南海丝绸之路逐渐兴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道。早期，南海丝绸之路主要运送金银、玻璃、丝绸等大宗商品，八世纪中期以后主要是陶瓷和茶叶等商品。

在贸易商品中，除了玻璃器以外，还发现了金银器等其他外国商品。

比如南越王汉墓出土的金花泡，这个名称是考古学家命名的，约小指甲盖大小，金丝编织而且是双股，上面还焊接了金珠，而且这些金珠都是立体的，边缘这种金丝编织难度很高，可见当时制造技术非常精良。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制造出这种物品，只能是外来商品。再如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银盒，其表面有突起的类似水滴的纹样，研究表明它很可能来自伊朗，鲜明的波斯文化特点和风格无可争议。

类似的器物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外来文物，大都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首先，它们有确切的出土位置，是通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其次，根据墓志记载，可追溯到这些文物的年代下限；再次，这些文物当时和什么在一起很清楚，组合关系明确；最后，大多数器物保存完好。对于未经科学发掘的文物，我们通常称其为传世品，它们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考古发现的这些外来文物，不仅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对研究这些文物来源国的历史也特别重要，在考古学和艺术学中具有标准器的价值。

三、从模仿、借鉴到融合、创新

大背景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对比唐代的文献和唐代以前的史书，可以看出唐人描述外国人的方式有所不同。过去常使用居高临下或诋毁的语言，唐代则更加客观，有时还有赞美之词。这说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已经产生，这是丝绸之路带来的积极影响，商品贸易活动已经转化为文化交融的过程。这种交融体现在模仿、借鉴、融合和创新等不同层次上，而且是双向发生的。

（一）中国受到的外来影响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曾接纳过哪些外来文化。对于外来品，我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筛选，那我们到底选择了哪些外来文化？同时，外来文化在本土扎根后，必定会因适应新环境而发生一些变化，否则可能难以在当地生存，那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文化是怎样重新搭配组合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比如刚才提及南越王汉墓出土的金花泡，其制作技术叫做掐丝焊缀金珠，代表了极高的工艺水平，至少在西汉以前，中国似乎还无法制造出这样的物品。然而，当这种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很快便掌握了这项技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金灶、金龙。为何能确定这是中国制造出来的呢？因为龙形装饰是外国人不常用的，这是中国的特色之一。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方面是担心大家难以识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示中国制造的工艺水平。

首先看到的这个物品，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冥器之一，包括井、仓、灶、磨、碓、猪圈等，这些是组合模型冥器的典型代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大型墓葬几乎都有这些模型，包括曹操墓里出土了猪圈，它们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死后生活的想象和期望。

再来看这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物品，来自东魏时期的墓葬品。显然，这是外来物品，研究发现唐朝就已经开始模仿。其纹样是中国式的，但并未流行起来，这可能与我们和国外的生活习惯、审美差异有关，这种凸凹不平、不光滑的造型在中国肯定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早期对于国外器物的一些模仿尝试。

最后看这件中亚地区的器物，它采用了锤揲技术，使器物内凹外鼓。中国更喜欢器物内壁光滑，而国外的大云盘内壁都有浮雕似的造型。这也再次证明了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的模仿能力自古以来就非常厉害。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外国工匠和样品得以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在观摩学习之后迅速掌握了这些技艺，并且实现了爆发式发展。所以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技术突飞猛进，制作精美，与丝绸之路上的模仿和学习密不可分。

唐代以前，中国很少有花瓣器物或花口器物。中唐开始，这些器物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是否与外来文化有关？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它出现之际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商品、文化传入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陶瓷器、金银器、铜镜等不同材质和功能的器物上，都出现了类似变化，并且时间恰恰与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相吻合。

陕西博物馆收藏的国宝级文物也显示了外来文化的痕迹。该器物嘴部可以拆卸，液体从中流出。这显然与中国传统不同，而粟特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昭武九姓）的壁画中，也可以看到使用类似器物的场景，这进一步证实该器物的外来属性。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如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波斯萨珊王朝银酒杯，保加利亚巴尔干半岛的青铜、陶瓷制品，都显示了它们的外来特征和使用方式。

对外来品的借鉴、模仿并不总是成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器物偶然传入，被视为稀有物品并进行模仿和学习，但是由于对其使用方式、制造方法不了解，模仿者未能完全掌握要领，或因文化、审美上有巨大差异，导致这些模仿品并未得到广泛流行和传承，仅在盛唐短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学习模仿并创新成功的案例当然不少，比如我们日常用的马克杯，其实来源于中亚地区。据考古发现，这种杯子主要来源于中亚两河流域的阿姆河或西洱河地区的粟特人，更具体地说，正是昭武九姓族人的日常用品。这个民族经常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器物的主要特点就是把手和指垫，它们的使用方式在壁画中得到了形象地展示，指垫通常采用胡人头像作为装饰，增加舒适感和承重感。

传入中国后，它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并开始模仿。模仿过程中，一些我们不喜欢或者使用起来不方便的部分被逐渐淘汰，比如连珠纹，它不易清洗，后来改成完全是中国式的缠枝纹，融入中国元素。随着时间推移，它的造型、纹饰都发生了更多变化。后来陶瓷器出现，使其得以大规模生产，从而在社会中普及。总的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杯子与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根据文献记载，传到中国的物品还包括大量水果、宝物、香料等。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的贸易往来，像是西红柿、辣椒、土豆和玉米等简单却美味的食品，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享受到。

（二）中国对外输出产生的影响

青花瓷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种瓷器，自唐代开始出现，元代制作技艺成熟，至明清时期兴盛，并一直延续至今。青花瓷很早就已经传入外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博物馆，展示了一个明代永乐年间的青花瓷器，他们曾试图模仿制造。这是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输出的表现之一。

另有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绘制的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场景，使用的洗脚容器就是青花瓷盆。史书记载，这种青花瓷流传至国外主要用于祭祀场合，而非寻常家庭用品，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反映出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尚未被破译前，陶器对国外而言是一个极为神奇的存在。一些资深馆长坦言，那时人们无法想象有人能够利用普通的泥土烧制出如此精美的陶瓷，在掌握其制作方法之前，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工艺。

出于对中国瓷器的热爱，欧洲有一个专注于静物绘画的画派，作品以高度写实主义为特征，并且每一幅静物画中都必然包含中国瓷器元素。在瓷器绘画方面，该画派的作品描绘极为精细，甚至会细致入微地描绘瓷器因胎和釉的膨胀系数差异而产生的冰裂纹。后来，欧洲成功破解了烧制技术，麦森窑等欧洲窑炉兴起，如今烧瓷技术甚至超越了我们。这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他们的深远影响和赠予。

在伊朗的高级餐馆中，有一种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具有宽边、薄胎、葵口的特点，并绘有分格及圆形开光，每个开光中有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名称的由来，据说是由于当时西方对中国瓷器非常着迷，许多船只将其运往海外，其中一艘葡萄牙船被荷兰人截获后，将中国运去的瓷器拍卖，但是不知道名称，就以船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克拉克瓷。后来中国专门生产这种瓷器用于出口，由于其大而薄的特点，深受外国人欢迎，尤其是高级餐馆里。

传到外国的物品，同样会受到当地文化、审美、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进而发生各种变化，增、删、创新之后，甚至和原来的物品完全不一样。元代青花瓷传到土耳其，日本正仓院修复的中国漆器，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还有中国的书画艺术，传到日本后并没有延续在原画上盖章、题词等传统做法，收藏者往往会使用更大规格的盒子，把前任收藏者的盒子装在其中。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独特性。

文化有着非凡的力量，带来沟通借鉴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误解，而这种误读同样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比如1700年法国人设计的化妆舞会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真实情况非常不符。这其实是他们眼中或者想象的中国人形象。此外，他们的地毯上描绘中国皇帝乘船航行的场景，画中的建筑、人物形象非常欧洲化，完全失真。不过这并非出于恶意或贬低，而是一种对神秘、浪漫的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想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交流各方总是误读彼此，交流就不会深入。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器物、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中的文化交流，也启发我们：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乃至融合，古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方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同的文化享有许多共同的美、共通的人性。外来文化不仅是补充，还将激起我们的创造力。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之路。

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