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变局时代的战略定力——来自湘军的经验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宫玉振教授2024年9月21日在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95期活动中的主题演讲整理。

时值学院三十周年院庆，有幸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变局时代的战略定力”，并以湘军为例展开探讨。

变局时代的特点及影响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充满变化与挑战。这一变局导致我们所处环境的高度不确定。

过去的经营环境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用登山来做比喻。山就在那个地方，山体是稳定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确定好目标，规划好路线，做好充分准备，并组建团队开始攀登。虽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障碍，也可能会有路线的错误，但只要我们坚持攀登，不断调整、修正，大概率是能够登上山顶、实现目标的。

如今的变局时代，我们的环境更像是在冲浪。浪一波接一波，充满了动荡与不确定。

大变局中的这种动荡和不确定，会给管理者的心理与行为造成多方面的冲击。

一是焦虑迷茫。人性天然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和周边的环境是有序、可控、可预期的。动荡与不确定性会使我们陷入焦虑烦躁，迷茫沮丧，会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会让我们陷入情绪化的反应。

二是急功近利。环境是不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当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的时候，就不愿意对未来进行长远的投入，人们只能抓住眼前可以抓住的东西，因此就会短视，甚至会陷入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

三是随波逐流。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会放弃主动把握和改变命运的努力，听凭环境的裹挟，随波逐流。“躺平”“摆烂”这样的现象就应运而生。

这些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即我们在相对稳定的战略环境中形成的认知、心态以及相关的管理观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思考，在这样一个大变局时代，如何更好地掌握自己以及组织的命运。

湘军将帅与岳麓书院名联

今天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其实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大变局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等等无不是这样的时代。湘军所处的晚清时代，就是李鸿章所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到民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百姓，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组织和个体却能够脱颖而出，比如曾国藩所带领的湘军。

湘军为什么能在一个大变局时代成就所谓的“事业”？

胡林翼是湘军的二号人物，他曾说过一句话：“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越是在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我们越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确定的东西。

罗泽南是湘军中的另一位重要将领。他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在动荡的时代里依然能够定得住心，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

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将帅，很多人出自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是旷敏本1754年（乾隆十九年）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时所撰。

上联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是非审之于己”，大是大非自己要有定力；“毁誉听之于人”，闲言碎语那是别人的事情；“得失安之于数”，成败得失那是老天爷的事情。

“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步行到岳麓山顶，明朗的月光，徐徐的清风，宇宙一体、天人合一的感觉荡然于胸，纷纷扰扰的荣辱、得失、成败，自然就可以置之度外。

下联是：“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君亲恩何以酬”，君主与双亲的恩情如何可以回报；“民物命何以立”，天下百姓的价值体系如何可以确立；“圣贤道何以传”，往圣先贤的道统如何传承。

“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登上了赫曦台上，衡山的云，湘江的水，孔子以来的文化传统一定会有所依归的。

我们从这副长联中能够看到什么呢？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纷扰，无论所处的时局多么动荡，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成败得失，读书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有清晰的使命与坚定的价值观。

参观岳麓书院是北大国发院EMBA选修课《曾国藩管理方略》课程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及湘军靠什么成功

曾国藩等人是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开始编练湘军的，当时的局势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无可挽回。然而，湘军作为一个以书生为领袖的组织，却最终挽救了王朝的命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和个体能够驾驭并引领变局？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哪些经验和启示？从湘军的经验中，我总结出以下四个大变局时代的管理要素。

首先是信仰和信念。

在动荡时代，很多人会感到前途的迷茫与信仰的迷失。对于组织来说，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目标感的丧失。这个时代也是最能考验领导者有没有强大的使命感与坚定的信念的时候。

并非所有人，甚至不是大部分人，能拥有真正的信念和信仰。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有人因为看见才相信，前者往往是少数。信仰和信念，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坚持。

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生，最大的特点便在于此：他们即使面对绝望依然坚信，并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改变历史的走向。一如《中庸》所言：“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如果真心信仰并秉持某种信念，必然会在行为中得以体现。起初，这种体现可能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会逐渐显著，最终发扬光大，当信念明确且坚定时，就会触动更多人，进而引发各种变化，甚至扭转整个时局，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于是否拥有真正的信念。

北大国发院EMBA的现地教学课程《曾国藩管理方略》

曾国藩这批人，就是在看似绝望的境地中，依然投身于历史大潮，挽狂澜于既倒，硬生生将看似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舍身卫道”的信仰与信念，正是推动时局转换的基本动力。用曾国藩的话来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坚定的信仰与信念，让他们在面对各种困厄与挑战，都能“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从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什么叫信念？就是相信正面的理念一定会实现。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舍我其谁”，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到《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充荡着一种对主体高度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天命”抗争的精神。在“人力”与“天命”的关系上，儒家承认“天命”的至上性，但同时又以“人能弘道”的信念，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力量，不令“天命”独胜而人独败。无论外力多么强大，时局多么动荡，都不动摇对理想的坚持。

面对大变局带来的挑战，曾国藩等人也会焦虑、紧张、抑郁、彷徨。然而最终还是“斯文定有攸归”的强烈使命感使得他们站了出来，来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曾国藩曾写道：“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胡林翼也说：“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即使看似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要切实去办，总会有解决办法，天下事终究还是靠人力去作为。

信念带来的动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专注于一个方向，心无旁骛。正如我们常说的“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当动力充足时，即使遭遇千磨百折，也不会改变追求，最终迎来成功的那一刻。这种强烈的信念与执着的精神，是湘军这个团队最终成事的基本前提。

其次是意志和毅力。

在大变局的时代，信仰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是组织与个人目标与动力的源泉。然而光有信仰和信念还是不够的。组织与个人在大变局时代一定会遇到各种挫折、逆境和困难，为此，领导者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中兴将帅别传》是晚清时期一部关于曾国藩及其湘军群体的集体传记，书中讲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其气弥厉”，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忠义愤发，虽败犹荣”。

湘军将帅最大的特点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即在极端危险甚至绝望的境地里，仍能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

曾国藩在回顾一生的经历时曾说，自己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但咬紧牙关将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有了重振的机会。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他撤安庆之围，以支援祁门、黄德，但他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了安庆。至于南京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城，易守难攻，他却以孤军将南京围了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重蹈前面清军的覆辙了，然而咬着牙坚持下来，最后竟然立了大功。

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天下事果真能坚持不懈，总能有志竟成。如果刚受挫折，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成不了事的。

北大国发院EMBA现地教学课程来到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也曾经跟别人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所以他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在当今这个大变局时代，经济高速增长难再，我们更多面临硬仗与恶仗。打硬仗的能力已成为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意志与毅力则构成了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曾国藩与湘军在“极困极难”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打脱牙、和血吞”、“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强大意志、毅力与韧性，可以为今天的管理者提供宝贵的启示。

再次是大局和耐心。

信仰与信念很重要，意志与毅力很重要，在充满不确定的变局时代，还要有认知时代的本质以及大势、大局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从容进行的战略布局。

对大势、大局的认知与把握，是领导者在变局时代必须具备的能力。用曾国藩的话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则大局、大计。”

认识和把握了大势和大局，以及背后的大局演化脉络与结构，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时代演化的最终趋势与方向，知道自己和组织处于变局时代的什么节点，你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提前进行长远的战略布局，而不被眼前的动荡与情绪所裹挟，不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所诱惑、所动摇。

对大局大势的把握能力，是湘军能够驾驭大变局中的战略变量的重要因素。曾国藩的作战指挥能力并不强，但是大局分析能力极为出色。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制定了“以上制下，顺江而下”的战略。他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因此要想收复江浙，必须先控制江西、安徽，而要控制江西、安徽，又必须先控制湖南、湖北，以上制下，顺江而下，才能成功。

这一战略充分体现了他的全局观念。曾国藩的战略眼光、大局分析能力、大势把握能力，是他能够在复杂而动荡的局势中做出正确决策、从而驾驭动荡时代的关键因素。

对于变局中的领导者来说，变局时代的战略决策能力，根本上取决于对大势的认知能力。真正的战略性的机会从来都是蕴含在大势之中。大势与变局的演化是需要时间的，认清了大局、大势，领导者就可以带领组织，以足够的耐心，以清晰的战略节奏，来推动局势的发展演变。所以曾国藩说：“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胡林翼也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湘军在对大势、大局的把握基础上，以从容不迫、稳扎稳打的耐心，在太平军的博弈中一步一步地占据了上风。

最后是务实和定力。

有了信念和信仰，有了意志和毅力，有了大局和耐心，接下来还要夯实管理的基本面，也就是要务实，更要以长期主义的定力坚持不懈地投入。

湘军的领袖团队虽然基本都是书生出身，但极其务实。曾国藩说：“近来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胡林翼也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

曾国藩最核心的军事理念就是“结硬寨，打呆仗”，要扎就扎硬寨，要打就打呆仗。

什么是结硬寨？曾国藩有规定，湘军行军，无论到达何地，无论多晚多累，首先不能休息，也不能主动向太平军挑战，而是要先挖沟，内外各两道沟。沟挖完后用挖出的土来垒墙，墙的高度和宽度都有明确要求。墙垒完后，再在最外一道沟的外面设置树杈等障碍物。这样工事就算修完了。然后由三成的士兵“站墙子”，也就是战略值班，其余的七成人可以休息了。过一个时辰后，再有三成的士兵起来换防。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哪怕只是临时停留一个晚上，也要做“坚不可拔之计”，不给太平军来偷袭的任何机会。

这种不存侥幸之心、做好自己应做之事的态度，是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中取得优势、扭转局面的重要原因。环境是动荡的，环境是我们不能左右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实实在在做好自己能做好、该做好的事情，从而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把握住确定的因素，进而掌握与主宰自己的命运。

曾国藩曾说，湘军的文化可概括为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朴朴实实，耐劳吃苦。他说湘军声名历久不衰，靠的就是这六个字。

跟曾国藩同时期练团练的，有三十多位团练大臣。为什么只有曾国藩练成了湘军？为什么只有湘军成就了事业？为什么其他人练的团练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原因在于：在那个动荡的变局时代，没有其他组织或个人愿意像湘军那样下笨功夫、实功夫、死功夫，去打造扎扎实实的组织能力。

真正的管理没有那么多捷径可言，真正的胜利没有那么多取巧可言。变局时代的最终胜利，都是熬出来的。领导者所能做的，就是在管理的基本面上，找出对的事情，并以长期主义的定力，不为外在的环境所裹挟，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做好基本功，从而以组织能力的确定，来应对时代的不确定。

小  结

最后总结一下大变局时代管理的四个要素：信念和信仰、意志和毅力、大局和耐心、务实和定力。

管理者强烈的信仰与坚定的信念，是这个底层逻辑的起点。有了强烈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便可以在九死一生、屡战屡败的逆境之中有了强大的韧性与意志，有了专注与执着的精神，有了长远的眼光与从容的耐心，不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一时一地的成败所动。管理者便可以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着眼于管理的基本面，打造出价值驱动的组织，从而以长期主义与定力，带领组织在动荡时代成就其所从事的事业。

的确，湘军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时局多么飘摇，无论环境多么动荡，从来都是那些真正有信仰、有信心并且坚忍不拔的人最终改写了历史。这可能也是这段历史给今天的管理者所能提供的最好启发。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王志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