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乃嘉黄炜王睿新 | 公共养老金如何重塑传统养老模式？_

近日，北大国发院黄炜副教授与郭乃嘉（香港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和王睿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合作论文 “Public Pensions and Family Dynamics: Eldercare, Child Investment, and Son Preference in Rural China” 被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发表。

一、研究背景

人们如何为晚年生活做准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不仅影响家庭决策，如养老方式和生前财产转移，还可能通过改变储蓄行为、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育选择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在传统上由家庭成员提供，成年子女是父母年老后的主要照顾者。由于老年人收入低并且储蓄有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在传统文化“养儿防老”中，儿子将要承担大部分父母的养老责任，已婚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与父母同住并照料他们。而已婚的女儿则搬出原家庭住所与丈夫家庭同居。这种依赖儿子的养老模式往往会伴随着新郎父母支付高额彩礼给到女方家庭，作为购买儿媳所提供的养老服务。然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自2000年代初以来农村青年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种在中国传统农村依赖儿子和儿媳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重大挑战。

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计划。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推动下，仅三年该计划就在2012年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全覆盖。该制度允许16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自愿参与，直至60岁符合养老金领取资格前均可持续缴纳。养老金金额一部分由个人缴纳，一部分则由政府财政提供，为农村老年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养老资金支持。基本养老金也可视为一种普惠性的基本收入形式。截至2014年底，超过1.4亿的农村老年人正在通过此政策领取养老金，突显了新农保在缓解农村老年人经济紧张方面的重大影响。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涵盖了父母在子女性别选择、向子女转移财产以及养老方式三个方面的决策。该框架跨越了三个阶段：在孩子出生前的性别选择，在孩子结婚期间对婚姻或养老计划的投资，以及最后阶段的获得老年照顾的方式。在像中国这样的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儿子是扮演赡养父母的主要角色。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向儿子进行的转移财产对儿子的赡养有显著影响。在没有养老金的情况下，父母的晚年将高度依赖他们的儿子，因此他们往往在生育时对男孩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并且在彩礼上会对儿子进行投资。然而，通过新农保引入的养老金计划同时具有双重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收入转移，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储蓄工具。在有养老金的情况下，老人对子女提供的赡养的需求减少，同时也降低了他们需要通过儿女婚姻进行的财产转移来平滑消费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削弱了儿子作为主要赡养者的传统偏好，并可能进一步导致性别比例的变化。

三、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发现新农保减少了成年子女为赡养父母付出的时间成本（包括与父母共同居住和进行的实地照顾），对已婚儿子的付出时间减少尤其明显。数据结果表明，新农保的推行让所有农村成年子女与其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减少了3.1%（约为16.0%的降幅）。进一步来说，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已婚的儿子身上，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在方案实施后减少了6.5%（约21.6%的降幅），而对已婚的女儿并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我们发现新农保对于结婚双方所付出的彩礼与嫁妆也有着性别不对称的影响。具体来说，新农保使得男方支付的彩礼减少了32%，但对女方付出的嫁妆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我们发现新农保导致新生儿为女性的可能性提升了3.3%，相当于将失衡的性别比例降低了15%。同时，可能是因为严格实施了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我们没有发现新农保对中国新生儿数量的影响。此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新农保影响了婚姻模式（即对于婚姻对象和婚姻时间的决策）或生育率，这表明新农保对于彩礼和性别比例的影响不是由自我选择驱动的

四、小结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推出后所观察到的赡养老人实践转变强调了新农保在塑造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规范的潜在影响。新农保计划的实施代表了现代化养老服务实践的重要策略，标志着农村地区从传统的家庭赡养结构向通过依赖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的社会养老进行转变。这种转变展现了公共机构（如国家政府和金融工具）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方面的作用。通过减少对儿子提供赡养的依赖，新农保计划促进了老年人选择更加多样化的养老安排。这种选择提高了家庭内的性别平等，导致父母在子女婚姻嫁娶时将会进行更平等的婚姻财产转移（更加公平的彩礼和嫁妆），并在生育时更加平等地考虑新生儿的性别。这种文化演变不仅挑战了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也突显了政策实施在促进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框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