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波：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与关键着力点

题记：2024年9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之智库分论坛——朗润•格政第188期在承泽园举行。本次智库分论坛以“高水平市场经济之路”为主题。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经济学》（季刊）副主编赵波的演讲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即便按照目前每年5%的增速，中国也即将步入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存在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政府举债过多，杠杆过高；有人认为是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收入不够，进而消费不足；还有人认为是受房地产业不振拖累，如此等等。

我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这些年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原因占比达50%。

另外50%的原因是什么？随着投资增长，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导致投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不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凭借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随着时间推移，基建、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空间逐渐饱和，收益率下降。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年经济增速普遍在2%左右。这些国家都不是靠资本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而言，未来也需要更多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看不见摸不着，但和很多经济运行因素有关。技术进步、政府管理、法治改革、市场制度能否进一步完善，都关系到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样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比如有两家企业，一家的生产率特别高，另一家很低。在经济增长初期，只要资金充足，两家企业都能获得发展；但等到投资机会相对饱和之后，两家企业逐渐开始竞争。理论上看，市场资源应该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那家企业。之所以是“理论上”，主要看市场经济环境是否完善。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会如此，但如果市场不够完善，比如政府更青睐那家生产率低的企业。或者也许两家企业不在同一地点，低效率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提供很多财力物力支持，高效率的企业和当地政府关系不好。这些情况非常容易产生资源错配，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过去的经验能否继续支撑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我的看法是，如果老路走不通，就要另辟新路，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做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三方面，一是创新；二是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和升级；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既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包括知识、技术等无形的要素。这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有所体现。

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着力点

一、完善市场基础性制度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归根结底是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仍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去年我参加了国务院督察组。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但在某省份的实际调研中，依然存在很多违反市场运行规律的事，多由地方政府行为造成，也有一部分与中央有关。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地方政府哪里有这么大的能耐？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有产业政策，手头掌握行政垄断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依然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一旦地方政府“发力”，各类企业就无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包括区别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地方政府的作用十分明显。

过去各地似乎都存在诸多壁垒，目前在东南沿海，地方政府设置的壁垒已经基本消解。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壁垒还是很明显。很多时候，有关部门接到举报线索，发现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但面对举报，地方政府要么觉得错不在己，要么假装不知情。我们常说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词汇，看起来和企业关系不大。但企业一旦真切地在地方政府碰到钉子，遭遇这个门，就会影响投资的信心。

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这类问题，中央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就难以落实。因此，2023年国务院的督查主要聚焦两大任务：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民营经济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个经典问题，涉及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劳动力市场上城乡户籍制度问题，凡此等等。尽管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不断放开，在一些特大城市依然存在户籍制度造成的严重壁垒，比如务工人员子女仍需要回户籍地高考，极大地限制了人才流动和人力资源发展。产品市场上的保护主义盛行，地方政府公布的招投标文件细则里有很多针对企业资质有隐性内容，几乎量身定制，能满足条件的只有当地企业。看似公平的招投标流程，实际充满歧视和壁垒。土地市场亦如此。

二、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稳定器，比如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退休制度，这些不仅是社会保障的构成部分，也是一种风险分摊机制。

人们常说：市场并不完美，想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除了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一旦遭遇失业或罹患疾病，就需要社保这种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分散风险。养老保险也是如此。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工作，如果在退休后没有收入，前期储蓄不足，该如何养老？从这个角度看，养老保险的本质就是一种代际风险分摊。

我国绝大多数的社保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过去的第一原则都是现收现付，即对当前的年轻人征税来保障当前老年人的福利。可能有人认为福利当然是越高越好，其实不然。倘若现在所有人的养老金都翻倍，看上去很美，实则把翻倍的税收转嫁给了年轻人。

今日之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最初的规划是县级统筹，即让本县年轻人养活本县老年人。随着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差异日渐扩大，人口不断流向经济更发达的地区。久之，地方的养老账户贫富不均。在此背景下，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倘若还设立在县级层面，显然不可持续。

我国在2018年7月建立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旨在使不同省份间重新平衡。目前的养老金账户统筹已经上升到省级，也就是本省年轻人（非户籍，而是纳税所在地）纳税支付本省老人的养老金。

目前各省养老金账户的情况差异很大。据2020年的数据，第一支柱中的城镇基本养老金余额，黑龙江余额为负，在整个GDP中的占比是-0.64%。广东、北京、山西等省份的养老金余额稍微多一些。

如果现在我们不对养老金重新统筹，依然只靠政府零敲碎打地在省级层面转移支付，维持不了多久。用2020年的数据估算，只看城镇的情况，用某地城镇基本养老金的余额除以该地当年城市基本养老金的支出，绝大多数省份撑不到一年。比如辽宁是0.07，意味着只能持续不到两个月，广东可支撑4.31年，北京是3.11年。

如前文所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是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中国当前老龄化程度约为14%，很多省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14%。在人口流动方面，根据2010-2020年的人口增长率情况，除新疆和西藏存在政策性移民外，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最能“抢人”的地区。

三、优化社会保障，缩小区域差距

社保制度有哪些改革方向？一是扩大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养老金主要是城镇离退休或在职人员参与。如果在城市没有工作或身在农村，这部分人群由城乡基本养老金覆盖。目前城乡和城镇基本养老金的总和已经覆盖我国90%以上的人口。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目前城乡、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水平还有待提高。城乡养老保险的覆盖程度更加不均匀，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差距更大，主因是中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我国的城镇部门相对统一，但城乡差距较大。在忽略其他收益和未来的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如果对城乡居民的平均基本养老金水平做一个估算，即用养老金基金结余除以现在的参保人数，马上能看出两者间的差距。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账户中，人均投产约12000元，城乡居民则只有2000元。这一差距远远大于目前城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可支配收入间的差距。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替代率要远远低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换句话说，国家对城乡居民的补贴非常有限。

我们需要怎样的全国统筹？国家在2022年已经提出进行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养老金基金余额进行调剂。目前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性措施，并非最佳安排。在我看来，建设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金账户，由中央财政直接管理社保基金中的养老金，才是最合适的方法。

目前各个地方养老金的缴费标准不统一，以当地收入水平的60%和三倍分别作为上下限。即便如此，依然造成大量的区域差异。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或将进一步加剧。各地也都能预料到，本地财政收入很有可能被中央政府用作二次转移支付。这可能会对地方制定缴费策略产生影响，比如对缴费费率和减免政策产生影响。与其这样博弈，不如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统一科学计算，以降低地方制定政策的随意性。

未来展望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大困难，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大抓手。无论是从供给侧入手，还是从需求侧入手，我们急需为老百姓提供安全感，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意愿，降低其储蓄意愿。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很多非常好的中央文件和中央精神在落实中遇到问题。如何加强对地方政府改革的激励和监督是一项重要挑战。

未来的路虽然漫长，但转向创新驱动，构建和提升统一大市场是一条必由之路。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