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萌 北京报道
“提升监管有效性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完善中国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10月19日，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在北京金融街举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发表主题演讲，将提升监管有效性、防控金融风险置于演讲首要位置。
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坚持风险导向，重点领域和各类金融机构风险化解有序推进。同时，金融法、银监法、保险法等立法修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监管制度也在加快完善。丁向群指出，会同各方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强化对跨地区跨部门和新业态新产品金融活动的监管，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着力实现全覆盖、无例外。
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精准性
丁向群指出，当前中国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整体平稳，大型机构经营稳健，中小机构改革化险有序推进，风险总体可控。但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必须深刻把握金融运行规律，切实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精准性。
她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打好风险化解主动仗。完善处置机制，充实化险资源，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推动风险持续收敛。加强协同联动，消除监管空白。会同各方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强化对跨地区跨部门和新业态新产品金融活动的监管，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着力实现全覆盖、无例外。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称，风险化解已经从前几年的被动应对、集中攻坚，转入主动防控、常态治理的新阶段。当前既要稳住大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要借风险处置推动行业优胜劣汰、回归本源。
在他看来，当前风险总体可控，但存量风险与增量风险交织。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仍在消化，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新风险的隐蔽性和传导性上升，这决定了化解工作不能松劲，也不宜搞“一刀切”，而要有节奏、有层次地推进。
同时，处置方式更加市场化、协同化，“兼并重组、市场退出”并提，意味着高风险机构不再依靠隐性兜底维持，而是依法依规出清；“充实化险资源、完善处置机制”则表明处置重点在于制度化和可持续性。目标从“化解存量”转向“收敛与预防并重”，监管从事后处置前移到事前识别、事中干预，更加强调前瞻性和精准性。
坚持“实质重于形式”
针对监管能力方面，丁向群表示，当前金融业运行环境、结构特征和风险形态已发生深刻变化，必须与时俱进提升监管能力水平。
要注重源头防控，健全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优化分类分级监管，做实强制性早期纠正，实现全过程全链条持续监管。注重靶向发力，坚持“实质重于形式”，规范股东行为和高管履职，加强关联交易、大额投资授信等穿透监管。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丰富工具箱，打好“组合拳”，不断改进监管手段，提升监管质效。
曾刚认为，将提升监管有效性、防控金融风险置于演讲首要位置，首先表明强监管、防风险仍是当前金融工作的基础性任务，金融发展必须建立在安全稳健的前提上。这并非简单收紧监管，而是强调监管要与金融创新、机构转型同步升级，形成防风险、强监管与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尤其是在金融产品嵌套、跨市场传导、平台化和数字化经营加深的背景下，仅凭传统的机构监管和报表监管已难以充分覆盖风险。
“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实质重于形式”“加强穿透监管”等表述，释放出监管边界进一步清晰、监管标准更趋统一、监管协同更加严格的信号。
曾刚表示，未来，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关联交易以及跨机构、跨行业风险传导链条，都将成为监管关注重点；以通道、嵌套或技术形式规避监管的空间将持续收窄。与此同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意味着监管将更注重数据驱动和实时预警，提高发现风险、识别违规和精准处置的能力。制度“长牙带电”也意味着责任追究将更加严肃，以更明确的约束推动金融机构回归审慎经营本源。
让监管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近年来，中国金融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金融法、银监法、保险法等立法修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监管制度也在加快完善。
“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丁向群指出，践行法治的关键，在于建制度与抓执行并举。
一方面，围绕不同类型机构防风险强监管需要，以及机构与第三方合作、网络安全等新情况新问题，加快补齐短板，扎牢制度防火墙。另一方面，严肃查处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强化刚性约束，增强震慑效应，让监管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融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印波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建制度与抓执行并举，关键是让法律规则真正落实到金融业务中。金融产品不断更新，制度需要及时完善；对于已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则要提高执行效果。制度建设和监管执法都应围绕实际业务展开，及时发现风险，制止违法行为。
在印波看来，当前尤其需要关注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建设。金融业务相互关联，风险可能跨市场传递，法律制度需要加强统筹。推进金融法等重点立法，应着重解决现有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使监管能够覆盖实际发生的金融活动，避免同类业务因经营主体不同而出现监管空白。
其中，风险处置机制尤其重要。对风险较高的机构及其业务，监管部门提前介入应有明确依据；对确实难以持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应有相应的金融市场退出安排。处置过程中如何承担损失，也需要依法明确，防止风险久拖不决，导致次生违法犯罪风险暴露，增加最终处置成本。相关规则事先建立起来，既有助于及时化解风险，也能使市场形成稳定预期。
在抓执行方面，印波认为，要提高违法行为被发现和查处的确定性。对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违法活动，应依法追查到底，防止违法者持续获利。同时，执法尺度应当明确，准确区分正常经营风险与违法犯罪，保障合法融资活动。“金融法治既要维护金融安全，也要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责任编辑：冯樱子 主编：张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