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乎每天都泡在钟鼎铭盛世的展厅里，尤其是夏代和早商的这个展厅，一遍又一遍拍着展品，加上一直在做功课。我越来越为早期青铜器被严重低估鸣不平。
上海博物馆将青铜时代分为萌芽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五大段。这当然没有问题，但随着对青铜器理解的逐渐深入，私以为这种以工艺发展作为青铜器分期的做法其实并不妥当，或者说不利于更好地理解青铜器。
比如你在展厅听讲解，萌芽期和育成期（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青铜器除了明星展品，往往被一带而过。但此二期青铜器恰恰是最神性最重要的时期，从无到有的开创之功，绝不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萌芽和育成所能概括。
50多年前东方红一号和今天神州十六上天都不容易，但是你能因为神州十六先进就把东方红一号的意义一语带过吗？从对整个国家的负担比例来讲，哪个对当时的国家更困难我相信大家也都是有数的。为什么换了一个层面就可以被忽略呢？
同样，很多早期青铜器上存在的现象，也多被学者以“时代限制，工艺限制”等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一语带过，反而忽略了它背后更深层的含义。这是很可惜的。
上篇铜斝的文章，已经讨论了铜斝对于陶斝的继承绝不仅仅是仿造了一个器型，更重要的是继承了陶斝的功能以及背后的礼制。
通过进一步对展厅中的商代铜斝进行观察，铜斝腹中贯通腿部的洞一直到中商时期才被堵住。
这个时期也正是铜斝开始衰落的时候。从此以后，铜斝虽然依然存在，并且越做越大，但其在整个礼器群中的地位其实一直都在下降和边缘化，早商的爵+斝的组合逐渐被爵+觚代替。斝的继续存在仅仅是作为成熟礼制中的一员必须班列其中而已。
换句话说，如果铜斝的空三足也是继承了陶斝为了沉淀酿酒后的残渣并且便于加热的功能，等到这个洞被封住的时候，说明铜斝已经不再需要用来静置酒液这个祭祀中关键的角色。自然也就要靠边儿站了。
所以工艺的提升并不能和神性成正比。鼎盛期青铜器鼎盛的是工艺，而不是神性，青铜器的神性其实在初期是最强的，每次祭祀都要杀人甚至要杀几十人后才使用的器物能是被一语带过的东西吗？
青铜器本就不是冷静的器物，如果完全冷静客观地去学习它便无法真正get到它的精髓。把早商，中商，和晚商的神面纹从略带仰视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那种被神俯视的压迫感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甚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早商的神面其实更加犀利。既然我们知道青铜器是礼器，又不能从信仰的角度去感受其中的神性，又如何接近古人的精神世界？
同时我还注意到早商的爵，斝等三足器的外撇程度以及足尖的尖锐程度都是有所考虑的。当我们把注意力只放在器足部位的时候，能够明显感受到这种轻点在展柜绒布上的飘逸感很可能在当时就是工匠要进一步营造神灵漂浮在空中的感觉。这种极尖的器足同样在中商以后逐渐消失。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至今无解，早期青铜斝的双柱像额头上的两根天线一样，在口沿的前端，并且与双足平行，所以整体十分协调。但鼎，鬲等却从出现之时便坚持其中一耳与一足对应。另一耳则永远在对角线。
注意两耳是斜着的。
从仿生的角度来讲，如果铜斝的柱模仿动物的角。那么两角则必然在头的前方，与双腿平行。鼎耳既然是耳，也必须严格遵守头两边一边一个耳的安排。
注意斝的两柱与两足对应的位置
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要把其中一个鼎耳永远和一条腿对应呢？这样的做法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正面看这个鼎的时候，两个耳朵是歪的，就好像看见帽子带歪的人一样别扭——郭宝钧先生称之为“四点配列式鼎”。
学者们一般将这种做法归为工艺限制或者当时的制作流程还不够规范。在请教过周原博物院青铜范铸工艺研究所所长董子俊老师后得知，鼎耳的铸造位置在内模上，与外范无关。即便鼎足是两块外范的合范处，也不影响鼎耳的制作。换言之，即便是在夏代晚期，工匠想把鼎耳放在鼎的任何位置都只是意愿问题，不存在工艺困难。
并且这种制作方法从二里头四期一直持续到中商二期才将两耳规矩的放在口沿的两侧正中。使用了起码200年。多大的工艺缺陷200年时间都不能改过来？更何况斝的双柱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与洹北三家庄出铜鼎基本一样，时间为中商二期，双耳已与双足平行。
早期青铜器虽然形制较为简单，但正因如此，其每一个部位都有其功能性，必定要满足特定的需求。鼎作为食器，在青铜器诞生初期的地位不如爵，盉，斝等酒器。不知四点配列式的做法是否也是为了强调铜鼎的地位不如铜爵，斝等器物？我们很难有标准答案。
但毫无疑问的是，四点配列式这种设计到中商时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早商的青铜器基本为三分范法，也就是说一周分成三等分。一般的做法是中间是神面纹，两侧是神面纹的毛发，形成一个狭长的神面纹。
到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时，可能是因为人口的增加，祭祀时需要围绕着器物。两边的毛发被去除，变成一圈三个神面纹（后期发展到六个神面），甚至多层神面纹等。鼎的耳朵因为在口沿上方，两等分和三等分即便对不齐也问题不大。顶多看着不协调，还不至于破坏画面。
但新器型铜簋则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簋耳是铜簋铸造后铆接在器身上，一个簋耳可以打在倒立的牛头纹处不破坏神面，正对面的另一个簋耳则必然要钉在神面上方，破坏了画面。而且这样无法得到一个正对着观众的神面。
神面偏向一侧，并且右边耳朵会打穿神面纹
这可是神啊，哪能随便破坏？
所以中商以后，我们发现青铜器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已经提到过斝的两柱从额头退到了口沿的正中两侧，空三足与腹部的接口被封堵。视觉上虽然没有太大影响，但其功能性可能已经大大削弱甚至消失。
其次铜鼎的两耳也从歪帽子终于戴端正了。四点配列式鼎成为了五点配列式鼎。鼎足也在不断加高。
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商爵的三足为前二后一，柱则在左侧足上方（以流在左边为准）。但到中商以后则变成了左二右一的三足排列，双柱也与左侧双足平行。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双耳或者双柱与双足平行，在商代是青铜器重要性的重要标志。
J爵 商代早期 上海博物馆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进入中商以后，商人对于青铜器在礼器群中的角色做出了一些调整。鼎的地位提升，一直都很重要的爵由于尺寸的逐渐变大，可能也逐渐起到了部分斝的功能，使斝的地位更加边缘化。
器型的变化，神面的发展以及神性的变化都在同时发生。有的蒸蒸日上，有的则逐渐褪色。我们看青铜器不能从单一器型的单一变化做判断，这样容易产生灯下黑的感觉，反而时常需要往后退一步，不仅需要把不同器型的变化放在同一时间线下进行对比，还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去考虑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甩给工艺和时代，古人能制作这些器物的人放现在起码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仅工艺就经过几百年不间断的传承，礼制与神灵形象的建立和传承甚至长达数千年。我们凭什么轻易觉得自己能去轻视古人呢？
当然，我的认知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模糊。充其量只能算隐隐看到了远方的轮廓，是不是海市蜃楼还不可知。但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在涓涓细流里横冲直撞了许久的鱼，终于汇入了江海，能向着那个模糊的目标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