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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这位名叫王永康的书记从浙江调来，之前是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再之前在丽水当了五年市长和书记。2011年，他就在丽水掀起“捡烟头”的全民行动，环卫工人常看到他在街上亲自捡。

王永康在西安干了809天，最近调任黑龙江。他刚到西安时掀起了“烟头革命”、“厕所革命”和“行政效能革命”三大革命，这背后的要义是改变环境，让干部“少卖嘴、多动手”，当行动派。他还让西安电视台开了“每日聚焦”的舆论监督节目，天天暴露问题，倒逼整改。

王永康曾在宁波市科技园区干过三年，深知招商引资的重要性，一到西安就把招商引资提升为“一号工程”。不再“坐地等商”，而是从外资、民资、央资、内资到融资上市，四面出击，推动全链条招商、集群化招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补链、扩链、壮链、强链招商。例如，围绕三星，西安就有数百家企业。

在王永康推动下，西安抽调了100名优秀干部组建招商“特种部队”，展开有针对性、策划性的招商。他们率先向京东提出在西安落地无人机项目，在陕西建100个无人机机场，组成物流网络。这样的眼界给京东很大震撼。随后数月，通过省市区联合作战，促成了京东的投资。刘强东说：“这种服务效率我相信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

王永康特别强调“店小二”精神，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千万不要在最好的岗位上打瞌睡”，他自己则秉持“事不过夜，马上办，不拖拉”的风格。有些涉及招商的急件，凌晨两三点给到，他也会批。上下一心，西安引进了比亚迪、华为、海康威视、吉利、阿里巴巴等一批区域总部级别的项目。2018年，西安GDP跨越8000亿元大关，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

和王永康在同年同月调任大城市书记的还有陈一新。他曾任浙江金华和温州的市委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当了一年专职副主任后，空降武汉，任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15个月后上调中央政法委任秘书长。

在武汉，陈一新掀起了一阵阵旋风，如百万大学生留汉、停止征收“九桥一隧一路”ETC车辆通行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等等。短短两三年，武汉已引进了互联网公司“第二总部”60多家，包括小米、海康威视、科大讯飞、360、小红书、旷视科技、51talk、沪江网等等。腾讯、华为、阿里巴巴也在这里建了研发基地。

陈一新也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他总结了“12345”的招商新路子，即党政一把手抓“一号工程”；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两手发力”；全财产链、创新链、都会功能链“三链并举”；校友队伍、企业家队伍、专业队伍、投资人队伍“四军参战”；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新民营经济招商、天下500强与环球知名外企招商、大型央企招商、科技结果转化等系列专场“五潮迭起”。

武汉大学校友雷军就是被招回去的代表。2017年2月28日，陈一新在全市招商引资大会上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武汉校友这支力量，他喊话雷军等人回来看看。4月8日，雷军在武汉市首批“招才顾问”授牌仪式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一新。

雷军说，他4月7日到武汉，“有5位区长、区委书记和我联系找我们招商。更让我感动的是，凌晨1、2点最晚航班到武汉，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杨汉军部长在机场接我。”

短短几个月，雷军7次到武汉，6月29日与武汉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在东湖高新区建设小米武汉总部。雷军说：“从短短4个月、140天签约历程来看，武汉与其他城市相比，是在执行力、投资环境方面最出色的城市。”

凌晨到机场接雷军的杨汉军，55岁，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狮子”在奔跑。小米武汉总部预计2020年竣工使用，但和雷军同为仙桃老乡的杨汉军却看不到这一天了。2017年7月28日到8月6日，他为了全球引才，10天行程1.8万公里，3趟红眼航班，回武汉仍是红眼航班，没有倒时差，回家换了身干净衣服就直奔办公室。8月9日下午，他被同事发现倒在办公室地板上，心源性猝死，再也没有醒来。

陈一新在武汉提出要用好“狮子型”和“老黄牛型”两类干部。“狮子型”干部的“画像”是：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克难攻坚能力足，抓铁有痕，工作落实力度大。正是一批“狮子型”干部的拼命奔跑，武汉的面貌才让外界耳目一新。

2015年10月秦朔朋友圈创办后，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到各地调研、采访。我感到，这些年各级干部的问责压力很大，从政治纪律到请示汇报到生活规范，多了不少紧箍咒，“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很重，没有以前那么舒服。我也发现，一些干部的心态是千万不要犯错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我同样看到很多官员在拼，而且不是一般地拼。有的领导对我说：“每年年初，都觉得任务定得太高了，完不成，但一年干下来，又总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当陈一新、王永康调离后，市民发自内心地不舍，网上一片惋惜声。

去年我到济南参加一场政府主办的论坛，听说我来自上海，好几位官员都充满敬意地谈到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他是上海出去的干部，也曾担任过昆明市长、南昌市委书记。2015年3月，在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接受调查、市委书记空缺99天后，50岁的王文涛出任济南市委书记。据说在他之前，30多年来济南市委书记均由省内提任。

王文涛在南昌时经常骑自行车深入大街小巷。过去南昌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乱，比如交通乱变道、乱摁喇叭、乱穿马路。王文涛骑自行车就是为了“像在毛细血管里游走，感受城市的脉动”，然后寻找解决方法。在他调任济南的前一个月，南昌当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我问济南的干部，王文涛的最大贡献是什么？他们说，是通过向北跨过黄河发展的决策，拉开了济南的骨架，增强了未来的想象力。通过高新区扩容、章丘撤市设区等举措，济南北跨东延，携河发展，要在黄河沿岸规划建设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从大明湖时代进入黄河时代”。

2017年11月，济南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几个月后，王文涛调任黑龙江任省长。他在高铁上写给同事的告别信中说：“我亲吻济南地图，这近8000平方公里的济南版图，就像一张拉满弦的弓，充满了蓄势待发的无穷力量，又展现着义无反顾的执着追求。

王文涛、陈一新、王永康，这些干部都是空降兵，都有过在发达地区主政一方的经验，他们到中西部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发达地区官员对政策的理解更实事求是。比如政商关系，2016年我去佛山，就听说当地出台了政商交往的具体行为指引，提出主动服务企业，鼓励正常交往。公职人员可以参加商会及企业在本地举办的年会、春茗会、茶话会等公开商务活动；上门服务企业，确有需要时可由企业提供工作午餐；招商引资中，可以邀请企业人员到政府部门进行工作餐会。而当时，不少地方对官员能不能和企业家吃饭，还处在唯恐违规的紧张状态。青岛去年出台了类似规定，公务员可以在企业食堂吃工作餐，可以参加商（协）会组织的旨在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可以邀请企业界人士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公务用餐。其实现在“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没有多少干部愿意大吃大喝，在这些方面缩手缩脚，疑来疑去，怎么可能在招商引资方面虎虎有生气呢？

最近我在喜马拉雅FM讲改革开放40年，我发现有太多例子可以证明，思想解放、相信市场和群众的官员，是中国经济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

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1982年52岁时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生活困难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纷纷外出，鸡毛换糖或偷偷摆摊。有个个体户叫冯爱倩，家有5个孩子，生活艰难，在街头摆摊时被相关部门没收了货物，急得她在县委大院门口拦住了正要外出的谢高华。县委常委会讨论时，有人说义乌经商的农民太多了。谢高华当即表态：“不能把要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中央的政策是搞活经济，长期不变，我们要解放思想。”有人担心开放小商品市场会触碰政策“高压线”，谢高华一锤定音：“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撤掉了我就回家种田嘛。”1982年9月5日，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在深入调研后，谢高华又做了第二个重要决定，“放水养鱼”，不搞“杀鸡取卵”。义乌县试行“定额征税”，每个摊位固定计税，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这个简单直接、让利于民的办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经商的积极性。

从谢高华的时代到今天，发展始终是中国的第一要务。那些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市场、重视激发市场活力的官员，同样富有企业家精神。各个地方的竞争，使得官员们也像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需要制定战略，寻找差异化定位和比较优势，整合资源，鼓舞士气，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刘强东和雷军这样的企业家对西安、武汉政府的评价，说明城市也是一种产品，一种服务性的产品，经营好城市也需要不逊色于企业家的勇气和才能。

客观地说，由于中国官员掌控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力，如果他们试图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并从中牟利，是很容易的。这是贪污腐败的基础。但是，由于上面的压力，同级竞争的压力，来自社会和群众的压力，会对贪污腐败形成相当的约束。在另一面，由于资源调动能力强，假如官员们选择廉洁干事，心底无私天地宽，敢做敢为，往往又能在很短时间，很快干出一番生龙活虎的事业。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只有计划工作者，而没有企业家”，但是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企业家经营型的政府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是指政府的适应能力，以及它对市场化改革和环境变化所做的积极的制度性的反馈。

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阶层出现，帮助建立镇和村的企业，支持半私营的“红帽子”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政体制的刺激，因为地方政府希望增加和保留预算外的资金，而这些资金的一个潜在来源就是地方的企业。

从我的观察来看，尽管中国越来越强调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将延续多年。所以，企业家型的官员、发展型的官员还有很大空间去展示才干，建立政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激励并不只是上级的认可和升迁，还有实实在在做成事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

应该看到，相比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人民福祉、法治公平、环境治理、文明素质等方面，相对滞后。因此我们亟需一大批社会服务型的官员，将公共责任和企业家精神相结合，以“民之所欲常在吾心”的理念，切实解决群众的痛点问题。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地方可能更大，尽管短期来看并不像架桥修路那么显著。

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总接待”陈开枝是我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他在广州退休，没有升多大的官，但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1996年，广州对口帮扶广西百色，陈开枝分管，11月第一次踏上这片红土地，他被震惊了：这里100万人没路走，80万人没水喝，“吃饭不上桌，睡觉不上床，孩子不上学，住房不挡风”。自此，陈开枝竭尽全力帮助百色扶贫，发动广州社会各界、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在百色新建、改建了两三百所中小学和幼儿园。2005年陈开枝退休，百色当地干部担心他可能不会再来了，他公开承诺：“我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来了50次，退下来，等我健康活到85岁，我还会再来50次。”2017年8月19日，他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2000年我被广州市公派到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学习了一年，同宿舍的是天河区东圃镇的镇委书记林志云。我们的反差非常大。《南风窗》是一本思想和文风都很鲜活的杂志，他则只相信机关报上的文章。所以我们常常争执。他后来在天河区税务局、国资委、民政局、经贸局、发改局等多个部门当过负责人，2011年到区人大当副主任。

林志云到人大后，我以为他的工作节奏会缓下来，没想到“干一行，爱一行”的他迷上了“参与式预算”，也就是充分发挥人大作用，对政府预算进行有效参与和监督。以前人大审查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是通过每年的代表大会，而大会前，人大财经工委对政府预算的初步审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些“走过场”。预算只有部门和财政局两家单位编制，没有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真正参与；编制预算不是从零基预算开始，随意性较大，编制透明度不高，缺少绩效评估，临时变动多，内部调剂多，经常有重大资金增减，且调整得很频繁。

天河区人大从制度、组织结构、程序等方面着手探索，2013年制定了区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的办法，从预算草案编制初期、草案初稿形成后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前、预算草案经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再正式提交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前这三个审查环节，对人大如何参与、改进预算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对预算执行效率较低的部门，人大开始进行专题询问。2013年起，人大各工委参与相应部门编制预算的调研，进行民主恳谈协商，还指定专业部门参与财政监督编制的评估。2014年底，天河人大常委会组织对11个政府单位的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开展调研，11场调研座谈会提出了120多条意见建议。几年下来，各政府部门从最初“支支扭扭”配合监督，转变为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例如，区安监局2014年创建全国平安社区和国际安全社区经费安排870万元，经过专家绩效评审，最终预算安排400万元，压减470万元。

在不少人心目中，人大是橡皮图章。而我从天河区人大看到的是，只要有一批人不甘心当撞钟和尚，想尝试，想创新，就能创造出改进的空间。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基于天河人大实践的成功，2015年广州市人大对财政审查进行三审制，即预审、初审、大会审查，并将人大各工委和各代表团的代表调动起来，按照新预算法要求，致力于使财政预算更规范、公开、透明、全面。天河的做法在广州各区进行了推广，在广东省各级人大也进行了推广，并被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关注和认可。

陈开枝曾是我的领导，他对《南风窗》有很大支持，林志云是我的同学，他对我认知公务员体系的运作有很多帮助。他们的工作表明，无论在岗还是退休，无论在党委政府还是人大政协，只要有饱满的进取精神，就能做好群众需要的实事。

王永康到西安后，模仿浙江卫视的节目，提了一个口号——“奔跑吧，西安”。奔跑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命动能的体现，也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担当。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那些有责任、有担当、有创新、有实绩的官员表示敬意，希望他们跑得更好。

最后想说的是，发展型官员更容易出政绩，星光闪耀，希望在未来，中国能涌现出更多的公共服务型、社会创新型、法治正义型、生态建设型、科教驱动型方面的官员。显功是需要的，潜功可能更需要。同时，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头上会凝聚比较多的光环，但大量工作是有继承性的，而且需要从上到下，人人自觉，人人投入，默默无闻的最基层的公务人员应该得到多一分的关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奔跑起来，带着一股精气神奔跑起来，无论是官员自身的肌体还是社会的肌体，都将活力四射，欣欣向荣。

劳者美丽，跑者可爱。

• 参考文献：

《财富和福利的创造——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农村的发展型政府》，莎琳，《改革论坛》2002年第1期

《参与式预算监督推动预算管理改革》，林志云，《人民之声》2015年第9期

「图片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