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有钱，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比方说身家300亿，公司市值600亿，够不够？
其次，还要有颜，全国的大牌杂志封面，排着队让你上——他们说除了影视明星，你就是最美的那颗星；
要有名，电视节目访谈、高端会议论坛轮番邀请你——TED演讲至少也得去一次；
还要有爱，每一个家人都全心全意支持你的事业；心爱的伴侣身家过亿，却甘心来给你做二把手；
要有权，有800个手下听你发号施令，唯你马首是瞻——连美国前国务卿的亲孙子都来给你打工；
还要有魅力，谁见到你，对你的第一印象都超好——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有闺蜜，闺蜜还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亲闺女；
有人脉，马云同你高谈阔论、克林顿对你赞不绝口，基辛格祝你“生日快乐”，美国总统请你去参加国宴，传媒大亨默多克上赶着给你投钱；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人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混得还不错？
好了，该醒醒了。这个人不是你，而是她——
有一个女人，曾经同时拥有这一切。而今天，她离锒铛入狱只有一步之遥。
所有人弃她而去，因为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
她的故事，就写在这本《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Bad Blood）之中。
在美国豆瓣上，这本书拿到了接近9分的高分，读者留下的长书评多达3000篇。这个成绩对得起作者——拿过两次普利策奖的王牌记者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对150多人做了数百次的深入访谈，其中还包括60多个伊丽莎白的前员工。
他是第一个揭开伊丽莎白真面目的人。
而这个传奇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版权已经被传奇影业重金拿下。即将出演伊丽莎白本人的，是“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
其实她做的东西，解释起来很简单。
就是抽血的时候，少抽点血。
我们去医院化验，大夫会用大针头在胳膊上抽静脉血，有时候一抽就是好几管儿。有人怕疼，有人晕针，还有人晕血。
伊丽莎白（以下简称“小伊”）发明了一个东西，不用大针头，不用扎胳膊，不用抽好几管儿，轻轻扎一下手指头，一两滴血搞定。能测出你几百项生理指标。
关键是，它还很便宜，随时随地可以测。在家可以测，在楼下的超市和药店都可以测。等个洗照片儿的工夫，就可以拿到你的检测结果了。多快好省一站搞定。
这就是小伊的创业项目。听上去是不是也没有比登天更难？
就是这个生意，让她的公司市值达到了600亿人民币以上。
也正是这个生意，让她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而一切恶果的种子，都还要从她在斯坦福辍学的原因讲起。
17岁那年，小伊如愿以偿，考上了斯坦福的工程学院。和其他小朋友考上名校不一样，小伊很清楚，她的目标远不止是名校这一站。
7岁那年，她想做一台时光旅行机，然后她把详细的设计图纸画满了一整个笔记本。
9岁那年，姑姑问她：“长大了你想干嘛呀？”小伊一点儿都没犹豫：“我想做亿万富翁（billionaire）。”姑姑又问：“你不想当美国总统吗？”小伊说：“不想，总统会娶我的，因为我手里有10亿美金。”
9岁的孩子，说出来的话，就像大明星一样：“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
从高一开始，她就是全A的优秀生。如果想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选择斯坦福攻读理工科是最好的选择。
2002年，她被成功录取，还成为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每年有3000美金的经费支持她的科研项目。
在大学期间，父母问她要不要读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爸爸，我对博士没兴趣，我想挣钱。”
她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相信私人企业是产生影响力最好的方式，它是改变世界的工具。”
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废寝忘食地做科研，斯坦福工程学院的院长钱宁（Channing Robertson）甚至破例让她到实验室给博士生帮忙。
2003年的暑假，她跑到新加坡的实验室做项目，那年正是非典（SARS）在亚洲肆虐的时候。她觉得当时对血液里SARS病毒的检测手段太落后了，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从新加坡回来，她把自己关在家里，闭关5天，每天只睡1、2个小时，穷尽她所学知识，写出来一份专利申请，是一种可以穿戴在胳膊上、释放药物的贴片。
当她把这个东西拿给钱宁院长看的时候，院长就震惊了。
他说：“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人像她这样，能把理工科杂七杂八的知识融会贯通，用一种我都想不到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东西来。”
院长鼓励她说：出去追求你的梦想吧！
2004年，她选择了辍学，离开了斯坦福。那一年，她19岁。
爸妈同意她把教育基金里的钱都拿去做生意。她创办了一家公司，董事会顾问是钱宁院长。而她的第1号员工，就是钱宁院长的博士生。
公司的名字叫Theranos，是英语里面的“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捏合出来的一个词。
可她选定的方向——微量血液检测，也就是她的创业项目，并不被其他人所看好。
斯坦福一个医科教授就给她泼过冷水：仅凭指尖的一滴血，是没法对大多数疾病做出准确检测的。
因为手指被刺破的时候，细胞也会被刺破，这样一来，包括细胞碎片之类的杂质，就会趁机混入细胞间质液当中，导致检测结果不准。
好几个教授都说她做的是无用功。只有她自己和钱宁院长相信她能够成功。
一家有着15年历史、最高600亿市值和800名员工的硅谷创业公司，就此拉开大幕。
和很多创业者一样，她第一轮的融资来自身边的亲戚朋友。
她的邻居就是一个风险投资人，曾经投过Hotmail。两家关系很好，所以一出手就给她投了100万美金。
她能给人展示的，只有一份26页、薄薄的商业计划书，跟人说我要用微型的针管做无痛抽血技术，然后通过无线技术传输血液分析数据，告诉医生对症施药的剂量大小。
总而言之，都是一些不懂医药和血检技术、却愿意相信她的人给她投了钱。她成功融到了600万美金。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变魔术一样，你眼睁睁看着她怎么把600万美金，变成600亿人民币。
小伊心想：我要做这样一款产品——让所有害怕打针抽血的人，都能轻松获得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
这其中有关键的三步：
怎么无痛抽血？——尽量少抽
怎么检测所有指标？——全面的化验分析
怎么准确输出结果？——前两步的完美平衡
她的偶像是乔布斯，她要向乔布斯学习，对完美的要求毫不妥协。
但以她辍学生的能力，又憋不出来这么个东西，可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造假。
一开始，她想做的是一个粘在胳膊上的小巧的贴片，用微针取血，她要测至少几十项身体指标。结果做不出来。她和团队就做了一个“凑活”的版本——一个大个儿的、血糖检测仪一样的东西抽血，只能测血糖。
如果想测量更多的指标，仪器就会更大、更笨重。结果是造了一台只能在实验室里用的大机器，抽出来的血，收集在一个厚厚的小盒里，就像一沓厚厚的信用卡，把它塞进机器，可以开始分析。
她没想到，做这个东西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因为当你取的血太少的时候，结果就是连化验用的样本都不够。怎么办？只能兑水，用生理盐水稀释。结果就是你的血变成了一滩“血水”，不再“原汁原味”。
怎么保证测出来数据还是准的？这对后续的化验分析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发现，在那个厚厚的小盒里，要精确地控制血液流向，控制好各种阀门。而小盒里的“血水”路径一复杂，串来串去的时候还会发生相互污染。这一通下来，所有的技术人员只有一个感觉——头大。
我们中国人的老话是：按了葫芦起了瓢。一个问题倒下了，千千万万个问题站起来了。
这一个血盒的造价高达200美金，而且用1次就报废，实验室一礼拜就能报废好几百个。
600万首轮融资很快就烧完了。到了2005年底，公司成立18个月，员工24个人，没有什么进项。
怎么办？她一边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继续跟人鼓吹她的愿景：让天下没有难抽的血！一边去忽悠新的投资人，又融来了900万美金。
到这儿，有人可能会好奇：她就不能稍微多取点儿血吗？
小伊她在这一点上决不妥协。因为她给人讲了无数次她对针头的恐惧。她跟员工都这么说话：“老娘我天不怕地不怕，天地间我只怕针头（needle）。”更何况，取的血变多了，就跟医院抽血差不多了，她开创的事业就没有意义了。
她还拿什么故事去跟投资人讲呢？所以她坚持要求团队，只取一两滴血。
然后这一代产品就陷入了停滞，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然后她就把做产品的人炒掉了。
换了另一个人，做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花3000美金，从别家公司买了一个用来滴胶水的机械手臂，能把送进分析仪里面的血水精确地进行分配。
然后在这个机械手外面套了一个壳子——新的分析仪就完成了，外头看起来就像一台电脑的主机。
这个新员工问小伊：咱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
小伊说：我们失败了这么多次，就成功了这一次，我们叫它“爱迪生”（Edison）吧。
土土的胶水机械手，摇身一变成了“大发明”。
但是“爱迪生”没有解决血液稀释带来的种种问题，只是一颗表面光的驴粪蛋而已。
后来当她发现“爱迪生”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叫“迷你实验室”（miniLab）。这时候市面上已经出现竞品了，人家可以在12分钟内测出31项结果，但还不包含全部检测项目。
所以环境倒逼她，只能提出：我们家的什么都能测。这成了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当然，是停留在她想象中的稻草。
技术人员建议：我们可以先做个大而全的原型机，把所有检测用到的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再想办法一点点把机器缩小。
她不干，她要一步到位，必须小，小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如果坚持做小，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温度，一台机器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热量。在封闭的小机器内部塞进各种仪器，一旦运转起来，内部的热量积聚，会提高血液的温度。血液的成分、含量，还有检测过程中的化学反应，都会发生不可控制的变化，导致检测结果不准。
她不管。她把技术人员逼到死胡同里，然后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就在这时候，大客户登门拜访。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沃尔格林（Walgreen）。他们想把Theranos的血液检测项目搬到他们的门店里。原来是小伊给沃尔格林他们发了邮件，毛遂自荐了Theranos的血液检测产品。然后人家还真看上了。
在展示PPT的时候，小伊甚至告诉人家，说我们只需要1、2滴血，就能做300多项检测，包括血糖、电解质、肾功能，甚至癌症的筛查。实验室里能做的全套检查，用我们的设备，能完成其中的98%以上。等小伊给他们一通忽悠完之后，沃尔格林的高管们已经眼冒金光了。
他们回去以后，跟自己的同事都这么说：“你想想看，用上这个东西，女人都不用拍X光片，她就能检查出来自己得了乳腺癌。”
并没有。
当你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鲁莽。
你很难想象，沃尔格林大药房的人，连产品演示和检测结果都没有实地去验证，就直接跟Theranos签下了5000万美金的设备采购大单，还给Theranos贷款2500万美金，要在全国的药店网点全面铺开。因为他们害怕被对手抢了先，所以不敢错过任何高速增长点，必须抢占先机，快速决策。
紧接着，沃尔格林风风火火地，把一批门店都装修了一番，专门辟出来一块地方，作为门店里的“健康中心”（Wellness Center），其实就是给Theranos预留的宝地。他们希望这种血液检测设备入驻门店之后，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流，让药店的生意更好。
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的“饭馆”准备好开门迎客的时候，Theranos的“后厨”已经火上房了——实验室里的测试都漏洞百出，更不要说给老百姓验血了。
眼看着健康中心开幕的倒计时越来越紧迫，可是小伊成立的“迷你实验室”（miniLab）毫无进展。
怎么办？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要么告知药房实情，暂缓健康中心开业，等产品合格、可以民用的时候再开业；要么硬着头皮上，拿实验室里的半成品机器给老百姓验血。
小伊选择了第三条路。既然“迷你实验室”的新机器没法用——那咱们就用回“爱迪生”（Edison）好了。
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旧款的、涂胶水的机械手，改装的简陋机器。
小伊很清楚爱迪生“可怜”的本事，它只能测几项血液指标，离承诺的300项差得实在有点远。
所以聪明的她，还偷偷地准备好了“B计划”——买别人家现成的机器，来应付药房的检测。比方说西门子的“ADVIA 1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他们花了10万美金买了6台西门子的分析仪，每台都是1200斤重的大家伙。
也正是这件事，为Theranos后来的崩塌埋下了伏笔。
药房本来的设想，正如小伊PPT里说的那样——
应该是一台小机器，可以放在门店里，现场给用户在指尖抽血，现场机器做化验分析，现场出结果。结果是一样都没做到。因为实际用到的西门子机器太大了，也不可能放在门店展示，所以老百姓抽完了血必须送回实验室。
可小伊她们连“送血”回公司这件事都没办好。很多老百姓在超市留下的血样，是从超市快递回Theranos实验室的。快递过程中没有任何血液保鲜措施。很多快递的血样到了机场，就躺在夏季高温的柏油路上，变质了。
然后他们在实验室里拿着变质的血样进行化验，出结果。老百姓要等好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收到检测报告。而无论是“爱迪生”，还是西门子，只要是刺破指尖抽血，血细胞破裂的问题就都没有解决，无数次测试结果显示，血液里的钠和钾含量都会异常地飙升。
当开幕倒计时把小伊逼疯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咱们在药店里改成静脉抽血吧！
对，你没听错，就是跟医院里从胳膊抽血是一样的。
所谓的创业，所谓的改变世界，所谓的血液检测——就是用别人家的机器，用医院老套的静脉抽血，用快递以后变了质的血样，给老百姓送上不靠谱的检测结果。
还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你。
就是西门子的机器分析的项目多，有几十项，所以需要的血液容量很大。它的原装机器里面就会预先把血液稀释一次，但是药店采回来的血样还是不够。
怎么办？那就在送进机器之前，再“兑一次水”。也就是当你的血送到Theranos以后，会“注水”稀释两次，再进行化验。
有一些负责改造西门子机器、注两次水的技术人员，他们无法说服小伊停手，可他们不想欺骗老百姓，无法忍受自己良心上的谴责，就辞职了。
药店的项目还在继续。小伊通往成功的脚步丝毫没有停下。她继续招揽更多的投资人，继续夸下海口。投资人来参观的时候，她向人家演示，我们怎么检测血液。当她把信用卡一样的血盒，塞到分析仪里，电脑屏幕上就会进行“实时”显示——就像科幻电影一样，你都能看到血液一点点流过血盒，进入分析舱的过程，数据是怎么无线传输到服务器云端，又从服务器返回输出结果的。
简直完美。
因为这是提前剪辑、录好的录像，它只是在屏幕上又播放了一遍，根本不是现场实时的图像。
而当她给投资人展示PPT的时候，她拿着“自己家”的检测数据，跟医院里的化验数据进行比较，两条线几乎重合。她说：你们看，我们的检测结果多么完美。
因为PPT上的数据，都是在买来的机器上做的，没有一个是“自己家”的机器。
公司的CFO（首席财务官）对她说：“不要这样了，我们不要造假骗人了。”小伊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你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我觉得你应该滚蛋了。”然后CFO瞬间就被炒了鱿鱼。
到2010年底的时候，Theranos获得的投资已经超过了9200万美元。
然后在2011年，她认识了对这家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人，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就是当时已经91岁高龄的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一个在冷战期间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政治家。
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结识了小伊，很快喜欢上了这个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年轻CEO，并在2011年加入了Theranos的董事会。
这个老人的身份不只是前国务卿，他还是美国著名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成员。由于他的引荐，下面这些人也陆续加入了Theranos的董事会：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任主席萨姆·纳恩；美国前海军上将盖里·罗海德；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将军 詹姆斯·马蒂斯。
乍一看，你可能会误以为，这是美国研究下一次发动战争的军事委员会顾问团。但它就是Theranos华丽丽的董事会明星阵容。小伊一个个搞定了他们，给他们股份。他们就像一批贴了胡子的洋娃娃，摆在Theranos精致的橱窗里。对小伊同学来说，这是每次见投资人的时候，最响亮的一张王牌。
到了2013年，这个明星董事会阵容终于有了大放异彩的时候。因为Theranos的公关宣传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了。
2013年9月，《华尔街日报》登出了关于Theranos的详细报道，这是这家公司第一次在美国主流媒体公开亮相。
在文中，记者引用舒尔茨本人的话说：“这个姑娘，就是下一个乔布斯，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
而Theranos的血液检测过程，被描述成“只需要几滴血，就能得到比传统化验更便宜、更快、更准的检测结果”。从那天开始，小伊就成了全美国主流媒体的“掌上明珠”。
在她之前的著名女性企业家，有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德伯格，有雅虎的CEO玛丽莎·梅耶尔。但她们都不是一家企业的第一创始人。
而小伊是第一个从0到1，做到硅谷独角兽的创业公司女性CEO兼创始人。
硅谷需要这样一个故事，美国人需要这样一个故事。
接下来，主流媒体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她登上了无数的杂志封面——《福布斯》（Forbes）杂志把她评选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时代周刊》将她提名为“2015年最具有影响力的100大人物”；《魅力》（Glamour）杂志将她评选为“年度女性人物”；《财富》（Fortune）将她评选为“年度商业家”、“40位40岁以下精英”。当她和马云、克林顿坐在一起的时候，克林顿就像欣赏着邻居家可爱的女儿一样：“告诉大家，你自己办公司的那年，多大年纪？”她羞怯地说：“我才19岁。”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她为“创业大使”，哈佛医学院邀请她加入享有盛誉的研究员委员会。她以每周至少一次的频率，参加各种媒体专访和高端会议。由于她声称公司核心技术属于“绝密”，每次出行，她的身边都环绕着20人规模的安保队伍。
她的座驾，是一辆奢华的黑色奥迪A8轿车，被她命名为“猎鹰1号”（Eagle1）。她有一个专门的私人厨师，每天为她量身定做素食。如果她需要长途飞行，她会乘坐她的私人飞机——湾流宇航（Gulfstream）商务私人飞机，这是民用航空中最快的飞机之一——据说马云和刘强东分别以3亿和4亿人民币的价格，购买过这一品牌的私人飞机。
凭着完美的公众形象和诱人的市场前景，到了2014年，新的投资人加持之后，这家公司的估值终于登上了90亿美元，接近600亿人民币的顶峰。而小伊本人拥有公司一大半的股份，她的身家更是突破了50亿美元。
她登上TED演讲，向别人动情地讲述她从小对针头的恐惧，说起多少人做不了昂贵的血液检查，说起她的因为皮肤癌扩散以后英年早逝的舅舅。如果当年有及时的血液检测技术，她舅舅就能尽早诊断出癌症，可能就不会去世。她想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一个所爱之人长长久久、不必匆匆挥手告别的世界里。她想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她创办了Theranos这家公司。
即便是今天，当我知道她是一个大骗子，她说的自己一样都没做到的时候，我依然会为她的演讲而动容。
她有一种魅力——甚至可以说是魔力，让你相信，她说的未来就是真的。
然后他们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被骗了。
然后就是同样的戏码轮番上演：辞职、签保密协议、匆匆离开，必须对这里的一切守口如瓶。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么究竟是谁，亲手扒下了“女王的新衣”？
揭穿Theranos骗局真相的过程，其中的机缘巧合和千钧一发，令人难以置信。
Theranos一直有一个死对头，在血液检测的专利上和她们纠缠不清，甚至一度打起了官司。
有一天，这个死对头的大老板，叫理查德（Richard Fuisz），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西门子公司的销售代表。两人攀谈的过程中，他突然得知：西门子的人竟然老往Theranos公司跑。难道Theranos是在用西门子的机器做化验的吗？他不好直接去闯人家公司，所以他就跑到新开的沃尔格林“健康中心”去一探究竟。
他跟药店的人说：我想化验一个肌酸酐。这是常规的血液检测里就包括的项目，可是药店的人告诉他，测不了。
他顿时心生疑惑。
直到《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刊登了关于她的长文报道，她终于露出了马脚。
有一个美国的病理学医师，名字叫亚当（Adam Clapper）。他在业余时间，一直在网上写揭露医学界黑幕的个人博客（Pathology Blawg）。《纽约客》文章指出：Theranos的科研技术缺少已经公开发表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数据。
小伊同学反驳道，她在一个叫《血液学报告》（Hematology Reports）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个医师亚当心想：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期刊呢？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露馅儿了。这是一家意大利的期刊，任何科学家想在上面发表论文，只要出500美金就能刊登。而小伊同学发的那篇论文，其中所包含的整个样本，总共只取了6个患者的血样。
于是医师亚当就把这些破事儿都放到了他的博客上。只可惜，亚当不是什么网红，他的专业博客也没什么流量。
但有时候，一篇点击量是1的文章，都能扭转乾坤。
Theranos的死对头理查德，他的儿子乔（Joe Fuisz）也在帮爸爸经营公司。
乔在谷歌上搜索Theranos相关讯息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篇博客，赶紧把链接丢给了爸爸。
爸爸理查德火速联系医师本人，两人互通有无、交换信息，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和担忧都是对的。只是光凭一篇不靠谱的论文，想要扳倒如日中天的硅谷“女王”，他们需要拿到更重要、更可靠的铁证才行。
两个局外人又开始干瞪眼了。
要说这个故事巧就巧在，什么“偶遇”都碰在一块儿了。
老头理查德有一天在逛领英（LinkedIn），突然发现有个人踩了自己主页，名字叫艾伦（Alan Beam），他的工作头衔是：Theranos的实验室主管。
理查德给他发了一封站内信，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竟然真的收到了回信！艾伦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因为不愿再欺骗别人，已经从Theranos辞职了。他把真相告诉了理查德，关于这家公司的种种内幕。理查德全都记了下来，兴冲冲地告诉了医师。
没想到，医师听完就怂了。他怕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是个普通的小大夫，业余写写博客，不知道背后的黑幕竟然这么多。他也不可能全职追查、一路深挖下去——他觉得这是记者干的活儿。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在他写博客的时候给他提供过资料，这个人懂各种医疗黑幕。
“这个人”就是《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的作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王牌记者约翰·卡雷鲁。
一条大鲨鱼，闻到了血的味道。
更要命的是，作者发现对方阵营里有一个大boss，比伊丽莎白“女王”还可怕。就是美国的传奇大律师大卫·博伊斯（David Boies）。他打赢了很多几乎不可能赢的官司。
比尔·盖茨说，他是“试图摧毁微软的男人”。2009年，博伊斯打败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帮助他的客户免遭AIG提出的43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小伊为他支付了450万美元的天价律师费，请他为Theranos保驾护航。
卡雷鲁区区一个记者，能赢吗？这同样是一道选择题摆在了他面前，而他考虑的不是输赢。
一次错误的血液诊断、检测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没病的说人有病，结果让人去做没有必要的手术和治疗；要么有病的说人没病，结果延误了治疗，甚至导致病情无法挽回而死亡。
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可以被原谅。
因为一个医生经常有70%的诊断，要基于化验信息得出。
卡雷鲁作为一个记者，没有义务必须接这个案子；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手段的调查者，他选择了以卵击石。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无数个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和他站在一起。他们在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被迫签下了保密协议，不能透露公司的任何信息。但他们还是说了。有些人甚至受到了博伊斯律师团队面对面的严正威胁和警告：“再敢跟那个记者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吃官司！”付出代价最大的一个前员工，为了扛住几个月持续不断的法律威胁，家人光请律师就花了40万美金。
因为他们的勇敢，卡雷鲁才知道了我们刚才所揭露的种种黑幕。
在作者调查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孕妇，如果她相信了Theranos的结果，错误地加大药量，很可能会危及腹中的胎儿。有一个姑娘，血钾浓度高得离谱，医生说她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问题是，姑娘才16岁，健康得很。有一个人，第一次去，发现有一种激素严重偏高，过几天再去，这种激素含量又严重偏低。
无数人用亲身经历向记者卡雷鲁证明：血检结果造假，铁证如山！
而就在Theranos的重重黑幕浮出水面的时候，小伊同学又在忙活些什么呢？
奥巴马总统邀请她和她弟弟，出席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的国宴；
小伊盛情邀请当时的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来Theranos参观——拜登不知道，他参观的并不是真的实验室，而是临时为他装修、搭建出来的“假实验室”。他参观完以后感慨地说：“这就是未来的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the future）啊！”
而卡雷鲁这一边，当他的调查和采访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他遭遇的威胁和阻力也越来越大。小伊祭出了两招杀手锏。为她撑腰的大卫·博伊斯律师团两次“组团拜访”《华尔街日报》，当面驳斥卡雷鲁的种种证据。大卫·博伊斯威胁：如果卡雷鲁胆敢报道Theranos的负面新闻，就要把《华尔街日报》告上法庭。
卡雷鲁说：我要亲自见到伊丽莎白，我要当面质问她。小伊理都不理。她买通编辑部的其他人，在《华尔街日报》亲自撰文，鼓吹她们新的疱疹测试项目通过了美国FDA的检验。这还没完，她甚至直接和邓文迪的前夫、传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取得了联系。她再次对“老男人”施展她的魅力，让默多克一口气为Theranos投了1.25亿美元的巨资。《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就掌握在默多克的手里。
有一次小伊直接找到默多克，跟老头抱怨说：你们家报纸要发文章黑我，你管管吧。老头笑笑说，报纸的编辑会秉公办事的，他不直接干预报道的事情。
那一次，她和老头在8层的办公室说起这件事，而卡雷鲁就在这栋楼的11层办公。千钧一发。如果默多克动了一个心眼，想要直接干预，卡雷鲁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那天，《华尔街日报》头版发文：《一家明星创业公司的挣扎》（A Prized Startup’s Struggles）。
这是一个温和的标题，却包裹着毁灭性的内容——卡雷鲁把Theranos的黑幕都给爆了出来。
媒体瞬间炸了锅。曾把她捧为掌上明珠的媒体，开始纷纷倒戈。
为什么她一直对她的技术那么保密？为什么她的董事会里面，一个跟血液科学沾边儿的人都没有？给她投资的所有风投企业，为什么没有一个是专门投医疗健康领域的？
小伊终于出面回应了。她登上了一档著名的电视节目《我为钱狂》（Mad Money）。
当主持人质问她的时候，她说：“当你想要改变世界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会这样针对你。”“一开始他们觉得你疯了，紧接着他们会攻击你，你只有挺过去，才能看到拨云见日的曙光。”
她真以为自己是乔布斯了。
她甚至回公司组织了一场全员大会。她告诉那些忠诚的员工，说他们正在改变世界，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错的！她越说越激昂，她的男朋友Sunny甚至带着员工振臂高喊：F**k you，卡雷鲁！
在接下来的3周里，卡雷鲁在《华尔街日报》又接连爆出4篇后续报道，刀刀致命。
大卫·博伊斯的律师团准备告《华尔街日报》诽谤。《华尔街日报》的法务部门开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战。
与此同时，Theranos公司的董事会却被腰斩，基辛格、舒尔茨等人退为可有可无的“顾问”。
沃尔格林药店紧急宣布关停所有门店的“健康中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开始进入Theranos调查。《福布斯》将她的资产估值更新为0——一文不值。《财富》杂志将她评为“世上最让人失望的领导者”。
当FDA调查结果公布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呆了。在药房给老百姓验血时包含的250项检测当中，Theranos“引以为傲”的“爱迪生”，只能做12项检测，其他 238项检查用的都是买来的、别人家的机器。
而在“爱迪生”上所做的检测——
睾酮含量错误率：87%；
前列腺癌筛查错误率：22%；
维生素B12含量的误差范围：34%到48%，而一般的机器才2%到3%；
跟正常的商用机器相比，总体偏差高达146%；
实验室工作人员没有取得任何化验资质，血液储存温度严重不当，化验用的试剂已经过期……
这样化验出来的结果，跟连蒙带猜没有任何区别。
而就在FDA报告发布前不久，小伊同学竟然还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举办筹款活动。
Theranos公司要把费用退回给顾客，总计支付赔偿和罚金465万美元。
默多克割肉出局，损失超过1亿美金；
沃尔格林起诉Theranos，他们单方面在药店的合作上，总共投入了1.4亿美金；
大卫·博伊斯的律师团队不再为她辩护，留下一堆烂摊子让她自己去收拾。
众叛亲离。
在顶峰时期，Theranos拥有800多名员工，此后一路解散殆尽。
2018年3月，小伊和Sunny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为“大规模欺诈”。小伊支付了50万美元的罚金，交还股份，并且在10年之内，都禁止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或董事。
2018年4月，Theranos剩下的员工人数不足20人。
2018年6月，联邦检察官对她进行了刑事指控，以9项电汇欺诈罪和2项串谋欺诈行为起诉了她，称她欺骗了投资者数亿美元，还欺骗了医生和病人。目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2018年9月，公司宣布正式解散，剩余的现金和资产将用于还债。
一代硅谷创业神话，就此落幕。
有人说，这是继2001年臭名昭著的“安然破产案”之后，硅谷最大的创业骗局。
如果说这个故事，或者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卡雷鲁自始至终，都没能采访到伊丽莎白·霍姆斯本人。理由很简单，她拒绝他的一切采访。
一个能凭本事考上斯坦福的好学生，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她为什么敢用15年的时间，撒一个这么大的谎？
卡雷鲁分析说，她很有可能是一个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这种人爱冲动，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就像伊丽莎白，任何违背她意愿的人，都会得到立刻的惩罚和报复。
这种人，没有羞愧、惭愧的感觉。当你批评她的时候，她缺乏跟焦虑相关的自主神经反应。也就是说，你很难唤起她的愧疚感——“我做错什么了？我没错！”
这种人，他们的行为大多受到情绪冲动和本能愿望的驱使，缺乏合理的规划。
就像伊丽莎白，她一门心思地要求：取的血必须少，血液分析装置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小，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是因为她怕抽血，这是她本能的愿望。
但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把一个人身上的问题，打包成一种“人格障碍”，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人是有病才这样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解释上的满足感，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真相永远没那么简单。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故事。
在《奇葩说》决赛上，有一个辩手熊浩，他引用了《哈利波特》里面，邓布利多校长对哈利说的一句话：
在这人世当中，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选择，并不是The right way, or the wrong way.（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们真正面临的选择是：The right way, or the easy way. （正确的，还是容易的）
站在每一个岔路口上，我们都在选择。
是这些选择塑造了我们，我们选择成为今天的自己。
具体到一个创业者的身上——忽悠外行投钱，是容易的；用别人家的机器，是容易的；用伪造的数据做出好看的PPT，是容易的；把错误的化验结果交给患者，是容易的；用年轻漂亮的脸蛋去魅惑投资人，是容易的；享受媒体的吹捧和名人的赞誉，都是容易的。
我不关心伊丽莎白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人格障碍”，我只清楚一点，站在每一个选择的岔路口上，她都选择了容易的那一条路（easy way），而不是正确的那一条路（right way）。
就像走下一个不断分叉的滑梯，每一次她都选了最滑溜的那一条，笔直地冲了下去。
而那一条滑梯，带她冲向了地狱。
人生的路，或许就是这样：选错了，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