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垃圾分类,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魔都垃圾分类,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2019年07月02日 00:01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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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42篇原创首发文章

魔都的垃圾分类之战

7月1日对魔都上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国内最大规模的垃圾分类之战,正式打响了……

查看资料,我国的垃圾分类其实启动得很早,早在2000年,当时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就开启垃圾分类收集试点。这一试就是19年,至今效果不尽人意。其中上海,曾经历过五次“战役”:

第一次:2000年的分类方法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第二次:2002年开始实行“一市两制”,在焚烧厂服务的地区,垃圾分类比较简单粗暴,为可焚烧、不可焚烧、废玻璃和有害垃圾四种;其他区域则分为可堆肥、不可堆肥、废玻璃和有害垃圾四种。

第三次:2007年,分类标准又变了,改为可回收物、厨余其他、废玻璃和有害垃圾。

第四次:2011年,启动以干湿分类为基础的“2+X模式”。也就是说,鼓励大家先把干湿垃圾分开,其他的可以根据处置能力再分。

第五次:2014年,“2+X”中的“X”又被细化为了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并且一直推行到了现在。

今年是第六次,这次的版本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大类。缘起自2017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奏响了垃圾分类的集结号。为此,一些城市,如北京、厦门等自2017年开始上阵,但基本上都“败下阵”来,这次上海是强力出击,准备发起最猛烈的攻势。

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意味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展开。《通知》要求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上海,这次真真正正成为了全国的先锋,责任重大了。

垃圾分类之战的本质:城市新排污系统

细思这次魔都垃圾分类之战,其核心就是新建整个城市的 “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地下管道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排放城市污水的话,这 “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排放的是分类垃圾,唯一的不同是没有管道,人人都看得见而已。

上海这次垃圾之战的本质,用一种形象的比喻,应该是修大渠,只要“分类垃圾处理能力”这条大渠修好了,各种分类垃圾会逐渐汇聚过来,最后涓涓细流一定会形成江河,也是垃圾分类能显示成果的时刻。

这是一个讲究整体性、系统性和全覆盖式的大工程。其第一步是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分类垃圾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是非常庞大的,且必须一直分下去,分到整个垃圾处理完成,才可以算功德圆满,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了,前面的所有分类都是无用功。

但是,仅做好垃圾分类还是远远不够的,建立以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为系统的环环相扣的高效顺畅的垃圾处理系统才能有效地解决垃圾处理难的问题。

垃圾分类重在两头:居民所在源头的垃圾分类和企业在尾端的垃圾处理。在整个垃圾分类的链条里,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处理能力。把垃圾填埋是最省钱、最省事也是最不负责任、最对不起子孙的做法,发达国家已经把它降到1%以内,基本是不能再降的程度。

现在已经找到控制燃烧垃圾污染大气的方法,因此,垃圾的焚烧将来会是垃圾减量的决定性方法,而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才是最根本的王道。

城市生活垃圾由“混装混运”向实行“分类分流”转变,将逐步形成四类垃圾分门别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网络体系。流程更加复杂,收运网络相当于增加四倍。同时,对于湿垃圾和有害垃圾,没有中间转运环节,直接从投放端到处理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对湿垃圾(主要是餐厨垃圾)和有害垃圾需要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

在日本,垃圾的收集和转运由城市的各区负责,各区会根据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季节性变化制定详细的收集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及收集频次进行合理调整。而对于部分收集运输范围较大的城市,通常会设立垃圾中转站,以便把垃圾从中小型车辆转运到大型运输车辆。

同时,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环卫部门装运垃圾车辆多次往返,每次仅运输一种垃圾,由此避免了“混装混运”。不同类别的垃圾被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工厂,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这次上海的垃圾分类之战,根据上海市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就需要重构上海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到2020年,要建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要求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

另外,上海市还要重点进行垃圾运输车辆和中转设施的改造。目前,上海湿垃圾每天产生量为7000吨,按每车可运5到10吨湿垃圾,每天运两次计算,至少要增加300-400辆湿垃圾车。

相比而言,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产生量会少很多,每个区配备的车辆在10 辆以内。而对于干垃圾的收运来说,由于干垃圾定点定时投放,对于车辆的使用频次、出动要求都要提高。中转设施方面,上海41座大型中转站将实现干、湿垃圾分类转运,市属中转码头还将设置45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2020年,湿垃圾专用集装箱将达到180只。

通过建立完善的分类、储存、运输、处置系统,融合生态、科研、公司、基地、居民为一体的垃圾处理产业链,大力推进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模式。

处理城市垃圾工程浩大,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关键的就是系统的解决方法,修好大渠,形成不可逆的趋势。其中需要进行扎实的工作,持续的努力才会见效。

例如,在建立系统之前,就应该全面了解调查目前的各类商品的包装;在垃圾汇集地,要不停地计算垃圾投放量,垃圾桶够不够?处置设备够不够?运输能力有没有?运输线路要如何设计等等;对于垃圾处理工厂,要计算日常处理量、不同季节处理量,节日期间处理量等等,需要经过很多年才会达到一个平衡……

城市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与其说是环保问题,不如说是产业链和利益链的问题。只要处理好,会有各种方式和手段,促成各类目标的实现。而且,在这场垃圾分类之战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政府才是真正的主角,企业与居民只是配角。

只要政府部门工作到位,其结果会令人惊奇:以垃圾分类处理最先进的瑞典为例,瑞典人的生活垃圾中,被填埋的非可再生垃圾只占1%,36%得到循环利用,14%再生成化肥,另外49%被焚烧发电。瑞典自己的垃圾不仅被处理得干干净净,而且每年还要进口垃圾供热。

上海垃圾分类之战的基本打法

研究一下《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可以基本理清上海垃圾分类之战的基本打法,主要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完善首端垃圾分类

根据三年行动计划,上海湿垃圾分类处理量要从2018年的3480吨/日以上,增加到2020年的6300吨/日以上,增加80%;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量要从2018年的660吨/日以上,增加到2020年的1100吨/日以上,增加三分之二。实施的结果将是干垃圾变少,湿垃圾的分类处理量、可回收物利用量增加。

第二步:提高终端处理能力

不计算有害垃圾,2020年上海干、湿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日处理量大约要控制在2.5万余吨。根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海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约2.2万吨。垃圾产生量仍旧持续增加,但通过源头分类可以缓解垃圾量快速增长的趋势。源头和中间环节理顺后,完成分类的生活垃圾将涌向末端,对末端处理能力提出挑战。

根据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上海干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要达到1.93万吨/日,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4300吨/日。而一年后,上海的湿垃圾处理能力要迅速再增加六成以上,达7000吨/日,全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能力要达到3.28万吨/日以上,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计划新、扩建7座,力争2021年前后形成2.8万吨/日以上焚烧处理能力。

第三步:重构可回收物专项收运系统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上海将重构可回收物专项收运系统,落实再生资源回收“点、站、场”布局:2018年,全市建成2000个回收网点、109座中转站和10 个集散场;2019年,建成5000个回收网点、170座中转站;2020年,建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座中转站。未来,拾荒者将大量减少,垃圾分类替代了原有拾荒者的工作,废品收购站和回收加工企业都将面临转型和调整。

仔细分析,其基本打法还是可行性很高的,关键是未来的执行和调整。对于修大渠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坚定、简单和持久。所有措施一定要让居民理解和可执行(简单);所有措施也一定要可持续多年,五年不变,十年不变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持久);对待变革中的各种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但整个变革的方向,一定不能动摇(坚定)。

垃圾分类之战的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垃圾分类非系统性的奇葩工作法

就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出台后的2017年,北京开启了新一轮“干湿分离”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五花八门的试点措施在各条胡同和街道里轮番上演:有的小区将标着“厨余”、“可回收”、“其他”字样的三类桶变成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的两类桶。

但是经过简化的分类,实际取得的效果依旧很小——“厨余垃圾”桶里的垃圾五花八门,而本应该放置干垃圾的“其他垃圾”桶则混杂着果皮、菜叶、剩饭等厨余垃圾。

而有些小区尝试了“垃圾不落地”的方式,直接拿掉公用垃圾桶,每家每户的垃圾都由师傅专门上门来收。比如史家胡同,它不再像一般住宅小区那样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而是把垃圾桶装上小型垃圾车,分拣员在各家各户收垃圾时,就顺手分拣垃圾。想法虽然好,然而事实上胡同里至少有半数居民根本不会事先把垃圾分类好。这可苦了垃圾分拣员们,24名专配的分拣员成了胡同里的“分拣大军”,每天分拣员大约要分拣各种垃圾5至10吨。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小区居民们想着要做到“垃圾分类”,家里特地买好了不同的小垃圾桶分装垃圾、出门扔的时候也套了不同的袋子,反而是社区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把“垃圾分类”当回事儿,只是应付应付检查。最后把分类好的垃圾,又混装运走,前功尽弃。

这种抖机灵、装样子,自欺欺人的垃圾分类,在国内城市中不停上演,不仅在执政官员中形成误区,在居民中也产生误区,根本就不相信垃圾能分类,这才是现在垃圾分类行动最大的敌人。

误区之二:废品回收的老办法还可以保留

目前在国内,废品回收才是当下城市垃圾分类的非正规的主力军。废品回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群体,这个群体在中国至少几百万人,包括各类拾荒者和商贩。我们一般俗称为“收废品的”,他们有的走街串巷,有的设立站点,把收来的废品更精细地分类然后送到下一个工序,最后这些废品被各种工厂用作制造新产品的材料。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一条现成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条,能处理绝大部分可回收资源。

当北京完整的垃圾分类制度还没形成时,真的该让收废品师傅们“消失”吗?

在过去,许多家庭还有收集废纸箱、饮料瓶,然后卖给废品回收师傅的习惯。2008年前后,北京再生资源综合回收率甚至达到30%,这也算是在源头上完成了一部分垃圾分类的工作。可如今,骑着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间的收废品师傅逐渐销声匿迹。

以北京为例,2008年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区“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曾聚集上千人,他们分工明确,整车的废纸、塑料等被运至河北等地。但是在2012年,“东小口”被拆迁疏解,理由是“加大对废品回收市场等低端产业的清理”。2014年,昌平区决定有序清退废品回收、建材、小商品等低端市场,废品回收市场大面积萎缩,面对着越来越低的利润和不景气的市场,许多废品回收站关门倒闭。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这其实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城市新垃圾回收体系的重构过程必然涉及拾荒者、废品收购站、回收加工企业等方面的转型和调整。“收废品的游击队伍”必须转变为正规军。而“废品卖钱回收”的模式也会转变成“垃圾收费”,在物质丰富的年代,什么都富余,垃圾也会富余,而富余的垃圾是换不到钱的。

因为处理这些垃圾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于这些垃圾的残值,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保留这种自发的“废品回收系统”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没有收废品的,中国未来也会一样。

误区之三:“互联网+”垃圾分类处理的新幻想

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把未来新的垃圾处理体系的建设,寄希望于“互联网+”;一些新创公司,想博取一个新的机会,其描述的前景如下:

运用“互联网+”推动垃圾分类回收治理体系的建设,互联网将改变整个废品回收产业的生态,未来废品回收不再是简单的交易,而是升级成为一种社会服务。一直处于无序状态的城市废品回收,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将变得更加高效、规范和透明:在前端,通过APP积分兑换等有效手段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在中端,废品品类、数量、地点分布被实时监控;在后端,垃圾流向及资源化利用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几年,一些“互联网+”垃圾回收企业开始出现,如“易丢丢”、“易代扔”、“小黄狗”、“虎哥回收”等等。主要提供可回收物的上门回收服务,兼做一些“垃圾换商品”的生意。

如“易丢丢”是2019年初,由苏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搭建的网络废弃物回收平台,“易代扔”则是支付宝在上海地区新推出的“垃圾分类回收”专栏。上述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均是希望通过“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有机结合,通过上门回收的方式回收各类有二次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上述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只能提供可回收物的上门回收,而其他的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的垃圾并不在其服务的范围内。

为什么最先发展的“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回收平台仅限于回收有二次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因为可以通过将其出售给末端的正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而获得收益。而如果将全部生活垃圾纳入回收系统,回收的干垃圾、湿垃圾并无再创造价值的能力。

因此,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做法,现在基本上可以被断定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仅仅是传统的“拾荒者”转变为规范化的“正规军”而已。其人力投入和设备成本,一定会高于“拾荒者”,因此,其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互联网企业的高死亡率、商业模式的不稳定,是推动垃圾分类的大忌,需要严格限定在小范围试点。否则,朝三暮四,三天两头改变的垃圾分类实施手段,将严重打击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最后,得不偿失。

这几年所谓“互联网+”企业创新失败,一地鸡毛的例子太多了,应该认真思考这种不负责任的创业模式了。

垃圾收费:未来垃圾分类的归结点

目前,政府部门正在研究探索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意见要求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意味着,在鼓励、试点、强制等手段之后,未来垃圾分类或将进入收费时代。

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资源回收利用为导向的垃圾分类。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较为匮乏,将垃圾分为两大类,即能回收利用的一类和不能回收利用的一类。在当时以供销社体系为主导的回收系统,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是首要考虑的要素。

第二阶段: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的垃圾分类。改革开放开始,供销社系统瓦解,而被废旧物资市场代替。各类小商贩和“拾荒者”成为废旧资源再回收利用的主力军,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无法解决那些无回收价值垃圾增量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垃圾在末端处理中的各类问题。

第三阶段:以方便末端处理为导向的垃圾分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物质生活的丰富,垃圾的种类和产生量急速增长。而末端的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出现“垃圾围城”的现象。从而倒逼前端垃圾收集工作,开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减少环境污染。

垃圾收费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收费,而是垃圾的减量。尽管垃圾收费有助于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垃圾处理体制,可以给末端的垃圾处理企业补贴,以调动垃圾处理企业的积极性。但垃圾收费的根本作用还是会因垃圾收费,让居民减少垃圾的产生量。

收费只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制约手段,而垃圾的减量,才是让整个垃圾处理体系走向良性循环的根本措施,否则,再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也有崩溃的一天。(参见本专栏《上海垃圾分类进行时,你可知未来“垃圾战争”的真相是什么?》)

在垃圾分类实施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施垃圾收费,因此,垃圾的收费将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措施。目前,德国对生活垃圾实行按户收取“垃圾处理费”制度,费用根据本市垃圾收运处理成本制定,并由垃圾管理部门按季度统一收取。

同时,德国很多城市采取“按量收费和按类收费”制度。此外,对于分类不合格的垃圾,垃圾清运车辆有权按照剩余混合垃圾收取处理费或不予收运。为强制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处罚规定,并设有“环境警察”。

另外,为促进塑料瓶回收利用,德国还推行了回收押金制度。购买水或者饮料的同时,提前征收瓶子押金,喝完饮料并将塑料瓶丢进回收机器之后得到押金退还。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瓶罐类垃圾的回收,减少资源浪费。

除了针对居民的垃圾收费手段,对于生产商,德国也开始推行 “垃圾二元回收系统”,回收利用成为主要方式。贯彻生产者责任制度,生产商和经销商必须对产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通过严格的预处理进行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循环和再利用,最终将剩余的无法被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绿点公司,针对包装垃圾建立了一个二元回收系统。在这个体系中,生产商和销售商付费给绿点公司,委托其代为收集包装垃圾,绿点公司利用企业交纳的费用负责收集包装垃圾,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利用。这一方面使得生产商和销售商承担其产品包装回收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其生产运营成本。在垃圾“二元回收”系统的影响下,德国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持久之战:持续投入坚持不懈才有胜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垃圾分类见成效,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7年,成绩喜人,但照样没有尽善尽美。因此,对待垃圾分类,“群众运动”、“速战速决”、“一招制胜”等等我们习惯的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持久战的做法才是胜利之道。

回顾我们自2000年开始,垃圾分类之战屡战屡败的过程,其实把我们都带入了一个误区,都觉得垃圾分类之战很难,而令人震惊的真相应该是垃圾分类之战根本就没有发生,何来的屡战屡败。

中国的垃圾分类不是做不下去,而是基本上没有开始做。对待垃圾分类,基本上处于“想”的阶段,离“怎么干”的阶段还远,离“干得好”的阶段就更远。

对垃圾分类,具体的政府部门基本上采取投放分类垃圾箱,上贴了分类的标签就结束了,而后续的系统性工作,如垃圾的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基本没有,因此尽管有少量的垃圾进行了分类,最后还是被混在一起,结果垃圾分类收效基本为零。

这些年,一些城市所谓的垃圾分类一直在装样子,做面子工程,基层在应付检查,上层在做环保秀。而这次魔都上海才是真正的开战,其核心是新建上海整个城市的“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如此浩大的一个工程,若想在短期内完成一定是不现实的,而其中难度也可以预见。

目前上海已经有了一个三年计划,但这远远不够,至少应该制定扎实详尽的十年计划。而且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既然是持久战,打就好了,没什么可怕的,但一定要打到底,不胜绝不收兵。

在这里,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担心居民是否能完成最初始的垃圾分类。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初始的垃圾分类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刚刚进行垃圾分类时可能会让人感觉有点懵懵的,但一旦形成趋势就不难解决。目前软件、手机、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一个手机APP就能解决许多问题。难以分类的垃圾,手机扫一下,就会告诉你如何做。未来还可以发明人工智能的垃圾桶,倒垃圾时自动告诉你应该倒在那个垃圾桶。

另外,如果垃圾分类对年长者是个难事,完全可以让年轻人和孩子承担这份家庭工作,结合垃圾分类的奖励,使之成为孩子赚零花钱的一种来源。寄希望于下一代,一定能成功。

这么多年垃圾分类,其实最打击人、最让人对垃圾分类有幻灭感的是你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被混在一个垃圾车里拉走,最后填埋了事。如果人们都不相信垃圾分类,这才是最大的大事。

而在新系统建立期间,则需要政府持续的投资和督导,通过高强度和高频率的宣传来一点点改掉居民混扔垃圾的习惯,让居民习惯于垃圾分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海的垃圾分类之战就是一场硬仗。其中最关键的部分,还是后端的垃圾处理系统一定要完善和够用:只要大渠建好了,水一定会汇聚过来。就像打仗一样,打到最后,打的是财力,是决心,是毅力,只要上海市政府能够持续投入,一直打下去,期间无论多么困难,最终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展望未来,魔都的垃圾分类之战,只是一场上海人必须打赢的战争,而且还是一场事关所有国人的战争。如果连素质最高的魔都做不好垃圾分类,我们的未来只能是垃圾围城。

现在,上海其实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广州、深圳一样会开始强制性垃圾分类,也没有退路可言。最后,既然我们都没有了退路,还说那么多干什么,那就开干吧。

参考资料:

中国先提出垃圾分类 却被这5大因素拖累 2017中国环保在线

为什么垃圾分类在中国进行不下去?2017搜狐网

港真,中国的垃圾分类我一直没看懂 2018  公众号:上流UpFlow

垃圾分类见成效,日本用了27年,德国40年,我们的差距在哪里?2018年 新民晚报

垃圾焚烧与二噁英的那些事儿 2018 北极星固废网  李少甫

广发证券:垃圾分类加速推进,固废产业链持续高景气 2019

光大证券:垃圾分类:更应了解引发哪些市场变革 2019

安信证券:垃圾分类新时尚热度空前 2019

作者简介:众睿新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子发票起始推动者之一,中财办《我国电子商务领域开展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执行人之一,《中国电子发票蓝皮书》主编。目前主要从事未来科技投资和未来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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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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