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抓“虾”的乡村创业
这几天，湖南大学生创业者刘正轩和他的虾被广泛关注，创业两年，他的虾塘被当地村民哄抢十余次，造成的损失或达数十万元——这损失恐怕要把创业利润悉数吞掉了。
从合情合理捡田螺开始，到大规模的摸鱼抓虾，到哄抢事件的发生，描绘出一条典型的乡村创业失败之路，折射出深刻的乡村社会问题。
无独有偶，笔者老家有村民承包水库养鱼，最耗神的也是防止别人偷鱼。从偷钓，到偷偷下网，到早些年令人愤慨的炸炸药、下毒药，从白天到黑夜防不胜防，成为最大的管理成本。
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乡村二流子”们与不文明行为相对减少，大规模的“炸”“药”行为已较为少见，但更大的麻烦正逐步凸显。
现今广大乡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吃的还是“人民大公社”时期的老本。彼时上到周总理“最关心的两件大事”（航天+水利），中到以县、乡为单位的修坝挖渠战役（如红旗渠），下到生产队农闲时节雷打不动的修修补补，大集体时期修筑的水利基础，已造福乡村数十年。
| 总理心中事
随着改革开放，乡村经济由集体转个人，集中力量搞水利几乎已成历史。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府与社会对乡村水利逐渐忽视，而水库一旦承包出去，（中小型水库）日常维护的责任便转移给了个人。但个体承包者通常无心亦无力维护，加之自然生态变化……诸多原因汇聚，导致除了少部分政府保护的水源地，大量的乡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一再退败，成为乡村衰败的一大缩影！
今天，水库承包者面临的最大麻烦是“水”，水库规模比我们儿时缩水数倍，缺水季越来越长，旱季库底裸露无遗。另外一些儿时常去游泳的小型水库，更已消失不见，令人唏嘘。
从虾被哄抢，到鱼被偷抓，到水库的逐渐干涸，乡村的地理和心理范围一再败退、萎缩，令人深思。
现代经济下的乡村命运
乡村的经济又何尝不是这样。乡村经济现状，不能只看农民收入数据，也不能只看新闻报道中的“致富案例”，更要看到大多数乡村，至今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基础！
我们看现代城市文明，与数百年前、乃至数十年前相比，可谓沧海桑田，而乡村文明，与数十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相比，进步甚微。至今，广大乡村的“性格”，依然既稳定又顽固，广大乡村的命运，也一再坐失变革的机遇。
早在民国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到梁漱溟的“邹平实验”，纷纷意识到乡村工业的重要性。
彼时，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改革先锋的山东及江西等地，纷纷建设蚕业、纺织业、林业、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乡村初级工商业企业。知识分子、政府与乡村合力，使得乡村建设事业一时风生水起，成为民国黄金十年的一抹亮色。只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下一次乡村命运的转折机遇，发生在四五十年后。改革开放初期，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高地。伴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许多省份纷纷下达指标，众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这些乡镇企业，是乡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果，且多以轻工业、民生消费品为主。早期，由于物资紧缺，不愁销路，办得风风火火。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竞争逐渐加剧，乡镇企业的体制障碍，现代企业制度的欠缺不断凸显，不过数十年，大面积倒闭，或贱卖于私人，乡村/镇经济的大时代宣告落幕。
尽管变集体为私人后，不少企业做大做强，增加了政府税收，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并不能改变乡村的整体命运。究其原因，乡镇企业改姓“私”后，大多由私人老板一言堂，或者发展为家族企业，不再是“公共企业”。
同时，这种“家长式”或家族式企业，本身就是乡村思维的延续，与优秀的现代企业还有相当距离——何况伴随着风险的累积，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面临各种问题自顾不暇，与带动乡村发展、实现村民共同富裕，实在不是一个概念。
唯一比较成功的，是后来居上的温州模式。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温州尤其如此，靠农业没有出路。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温州人高喊“打地铺的老板强过大公司的高管”，展开全民创业。他们有样学样，没样的外出闯荡，从家庭作坊、低门槛的零部件或初级产品起家，自发行动，敢想敢干，迅速实现全面致富！
如今，温州及江浙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达70%以上，早已进入城市化时代，要谈的已不是“乡村命运”。同时，温州模式具有其时代背景、民风民情，难以复制。而从沿海复制到内地的众多县城工业园，充其量只是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淘汰产能的转移，是外地老板对内地便宜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对广大农民、5.8亿的农民工来说，也只是打工的一个备选项。
它们并非乡土自发求变的变革力量，也并非与乡村站在一起、致力于“共同富裕”的友善外力，对乡村命运的变革，他们可能并没有责任和兴趣。
乡村经济“变革”的自发力量，只有零散的种植/养殖大户，少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他们充其量只是小农经营的扩大版，依然上难抵天灾、中难破市场、下难防人祸，生存得如何还是一说，没有产业、资本、科技、管理、品牌等现代经济因素，注定难以做大。
今天，虽然农民可以外出打工、经商，可以享受较为现代化的生活，可以开轿车住洋楼、联上网看世界、买名牌高消费，但乡村经济基础和乡村命运并没有本质改变。
“私”字病
从抢虾的村民，“抢是因为看得起你”，“别人能抢为什么我不能抢”，“警察来了也管不了”，反映出来的，不是简单的“人性之恶”“缺德”，也不是表面的“世风日下”“破窗效应”。事实上，城市里、工作中、生意场的“人性之恶”“缺德”“世风日下”的现象并不少见，今天，我仍然要说，农民群体依然比许多群体更淳朴、善良。
同时，依照农村惯例，水塘放干水，主人捞完大鱼（或虾）后，往往会允许围观的村民下去“捡漏”，摸些小鱼小虾。当然，如果主人还没捞完，村民未经允许而不听劝阻，则是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于此呈现的“人性之恶”，根本上还是流淌于农民血液里的“私”字病。
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贫、愚、弱、私”，跟随着时代步伐，前三者已大为改观，但“私”字病，无法凭外力只能靠自己，始终是老大难。而 “私”字之所以难改，是因为其病因来自传统的乡土文明！
从古至今，乡土社会发展缓慢，皆因其欠缺两大关键：
其一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技术——以前是种子、耕种方式、肥料、杀虫剂……现在是科技、金融、管理、市场营销……因此，乡村经济始终难以克服天灾、疫情，抵御外力冲击，农业和农民，始终逃不脱看天吃饭的命运；
其二，缺乏团体生活——这正是“私”字病的根源所在！
一直以来，乡村生产生活以土地、家庭为中心，向外扩展至家族、宗亲，最多到乡邻，而君臣、爵赏（古代官员莫不以被皇帝赐姓为最大荣耀）、师徒等关系，也不过是“家庭”关系的辅助应用。
因此，乡村的“团体”，仅有家庭及家族宗亲，除此之外，外乡的事，外人的事，家国大事，不到切肤之痛，都“不关我事”，对“公共事务”更没兴趣。埋头把自己的地种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要管闲事”，最是紧要。
事实上，对人的成长，最有利的是团体。譬如西方有宗教，城市有公司、企业、学校、工会、协会、民间组织、甲方乙方……人们在团体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通过团队协作、配合、竞争，不断改变自己和团体，个人与团体则相互依存、促进，由于无时无刻不处于团体中，别人的事、公共的事，往往也就是我的事。而古代中国社会，也由于团体的缺乏、阶级斗争的缺乏，一直处于“自省”“自悟”，所以只有周而复始的乱，并无重大的社会变革与技术突破。
再看中国农民，从古至今，始终跳不脱土地与家庭，难以自我进化，“小农”依然是“小农”，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人与人的境界，就此产生本质不同。
团体的“差序格局”，又加剧着小农意识。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对有限的乡村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哪怕在团体之内，邻里矛盾、家族矛盾、亲戚矛盾也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农民心中真正靠得住的，往往只有自己一家人。而当面临外部威胁或基于利益需要，又往往由矛盾转为联合，如兄弟多的人家欺负兄弟少的人家，大宗族压制小姓氏，大村庄欺压小村庄……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西、湖南等地，相邻的两个村为争夺山头、林地、水源，用土炮、土枪对轰的事件亦屡见不鲜。
由此，大学生刘志轩，虽然是本乡本土，但并非本村人。既然是外人，又不沾亲带故，就无需讲情面，便宜能占一点是一点。试想，如果是同村同族，大家碍于情面，起码不能明抢，即使有过火的抢虾行为，刘志轩喊上同宗同族的亲友进行阻拦即可，压根不需要闹到报警。而闹到这个地步，刘正轩的这个虾塘，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以后恐怕也难以在“当地”立足了。
无独有偶，如今国家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业户，我老家也有不少农户将土地承包给外地人（其实就是外村人），承包者在本村如果没有关系（比如有亲戚、跟村长关系好），难免被本村人偷偷摘瓜弄枣，“反正是别人的，不摘白不摘”。只要损失不大，或者太过难看当场抓住，承包者也不便发作，毕竟不在自己“地盘”，又没有法律、政府强有力的约束，闹起来即使一时吵赢了，后面也恐怕面临更多、更隐秘的打击报复。由此可见乡村营商环境改变之难。
乡土社会，一面跳不出狭隘的“团体”意识，一面又缺乏“团体”的保护，广大农民只能选择自救。今天，不少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脱离土地乃至扎根城市，依然不愿意放弃土地，既是无可奈何，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综上，乡村依然是“小农社会”，经济得不到自主革新，导致与城市、与现代化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农民、农民工日益成为现代化、城市化之下的弱势群体，依然需要固守土地和家庭，因而小农之“私”难以改变……这就形成了乡村命运无法突破瓶颈的死循环！
有私无公的乡村经济
由于土地与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农民往往“有私无公”。于“私”看来，家庭、宗亲、乡邻之外的“公”，不但没有责任和义务，“差不多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既然大家都可以占便宜，看着别人去占而我不去占，是不是就显得太傻？
中国农民的“有私无公”，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构造，农、工、商负责生产、流通，但求你愚昧无知，又不许民结党，“私”字在所难免。“私”之外，于“公”相去太远，“私”与“公”之间，缺乏中间过渡，直接干到宏大而模糊的“天下”。这“天下”，是“普天之下”“天下苍生”“天下兴亡”……自然归“士”所管，与农无关。
毛泽东出身农家，又长期与农民打交道，自然对此理解深刻。因此，执政基础稳固后，即用群众运动治官僚病，用上山下乡治知识分子务虚病，又用集体大公社治小农“私”字病，结果因为与“人性”全面开战，都失败了。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影响力依然巨大，其与乡镇企业的结合，使得集体经济一度风生水起。
彼时百业待兴，把握市场机会，集中集体力量办大事，加上好的带头人，就能打造出优秀的乡镇企业。从华西村吴仁宝，到曹锦清教授调研下的河南南街村、竹林村，优秀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都需要一位公正“无”私（私心相对较少）的带头人，他们则顺势而上，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塑造为村民公认的集体“领袖”。
领袖的力量在于为集体提供凝聚力，但往往成也“领袖”，败也“领袖”。在市场竞争从蓝海走向红海，从激烈走向惨烈的过程中，乡村“领袖”能力终究有限，小农意识终究根深蒂固，注定难以跟上时代发展。乡镇企业本身，既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缺乏科研、资本、互联网视野、现代金融风控，大多走向衰败、崩溃。
| 南街村的集体理想（图片来源“网络”）
而乡镇企业的工人，多由农民转型而来，亦加速了这一衰败。比如南街村的目标，“让南街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是实现杜绝私有、完全实现共产主义，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终究是镜花水月。人民大公社环境之下还有人冒险“薅社会主义羊毛”，企业一旦由盛转衰，薅集体经济羊毛的人就会不断浮出水面。直至主心骨一旦倒下，小农经济的“分家”就会来得特别快。
随着“红色亿元村”们和“天下第一村”们星星之火的熄灭，随着“XX村的带头人”等的跌落神坛，乡村集体经济屹立于现代经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乡村如何改命？
乡村之病，在于缺乏“技术”和“团体”，治病之策，根本也在于此。
“团体”仍是第一位的。
现今乡村主要的团体组织，主要是村民自治委员会、自然村级别的党员议事会。笔者在《来，再次包围城市》及《村民进化论》中有过详尽论述，与其说它们是组织，不如说它们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工具，且难以满足乡村发展需求。
农民基于切身需求，自发、联合、组建如合作社、农协会、议事会，乃至农民工工会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经济组织。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已成为政府农村工作的一大项目，农民日报社每年还会发布“农民合作社500强”榜单。只是，一方面，当前具有一定合作程度的合作社，主要局限在传统优势农产品产区，如赣南脐橙产区，“500强”排名前列的盐城市金鹿渔业专业合作社、浙江省温岭市玉麟果蔬专业合作社等。
另一方面，多数合作社的合作程度、精细化经营程度还有待深入（比如，距离日本地方农协会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许多500强合作社，从科研、生产标准、现代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包装等角度看来，依然显得较为初级。要成为现代经济组织，要为社员带来更大利益，这才刚刚起步。
再者，调研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合作社空有形式。譬如，笔者老家，5户村民就可以组成合作社，而合作社成立的意义就是方便贷款，这与老丈人所在的黑龙江农村，贷款需五户联保的概念并无差异——也就是说，“合作社”主要用来贷款，具体合不合作，怎么合作，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一点，地方政府需要对合作社进行职能转变。农民形成合作社，并不是为了方便政府管理。政府不应将其视为“村民自治委员会”一样的“管理工具”，进行过度管控，而应将其视为服务对象。
从税收、政务，到舆论支持、金融支持，从专业院校专家对接，到组织展会、市场推广，政府理应扶上马、送一程，但走着走着就成为牵马的马夫，势必弊大于利。
此外，中国大多数的乡村，自然禀赋并不足，也缺乏优势农产品基础，真正可做文章的，往往只有富裕的劳动力。因此对乡村经济组织，不应拘泥于农产品合作社，也可以是劳动力的合作社。比如政府引导、组织，社会参与，对整村劳动力培训，打造地方基建村、家政村、手工艺村、竹制品村等。通过提升村民素质、协作能力，打造其市场竞争力，再通过政策倾斜、市场引导，帮助村集体对接市场，实现集体致富，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正循环发展——这比做大县城蛋糕，驱赶农民进城买房，但使之返贫的做法，无疑更加有效。
其二、教育的转变，至关重要。
民国各种乡村改革，从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生计、卫生、公民和文化教育），到苏南地区的蚕业学校，再到梁漱溟的知识分子下乡，无不将乡村教育放在首位。
如今，乡村义务教育早已普及，但随着青少年成为青壮年农民工，随着中老年农民的困境，乡村教育正远离乡村生活：乡村教育不仅过于短暂（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过于单一（学校教育），不但不支持乡村建设，反而直接促使“人才抽血”（农村大学生定居城市、远离农村），加重乡村病。
乡村教育，因此亟待改革：
首先，是停止人为的“乡村教育抽血”，如强迁乡村中小学并入乡镇、县城，将优质乡村教师调往城市等。相反，应该鼓励年轻教师、城市教师支援乡村，如“高级教师”晋升、福利评比，向具有乡村教书经历的老师倾斜，鼓励音乐、体育、艺术等乡村欠缺的教师暑期下乡授课，制定城市教育、培训机构下乡支教任务“学分”等等，从而提升乡村整体教育水平，扩展乡村儿童视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另一方面，为广大农民提供持续再教育。教育的内容，从种植、养殖技术到农民工维权，从法制教育到公民教育、艺术教育，从电商教育到防诈骗教育，从传统文化教育到乡村家庭教育，无不是广大乡村既欠缺又急需的内容。
鼓励农业专家、科研人员、知识分子定期、不定期下乡，让农业科技、现代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恢复县级“农业大学”，首先将基层村干部、党员回炉再教育，然后是乡村“议事会”成员、乡村意见领袖培育，直至广大农民再教育，最终推动全民教育、持续教育。
乡村文化再造，赋予乡村活力。
乡村逐步退缩，伴随着的是乡村自信心、传统文化自信心的逐步萎缩。
乡村有不少官方颁布的“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保护项目”，更有许多不广人知的地方文化项目，例如笔者老家的地方采茶戏、逐渐被取代的手工用具、逐渐消失的传统小吃等。
一方面，政府扶持，村民参与，挖掘、培育、扶持乡村文化，提升乡土凝聚力、自信力。例如，父亲和几个朋友前些年重操旧业，搞了个民间采茶戏剧团，因为不赚钱，又缺少政府扶持，坚持了两三年最终还是解散，如不加以保护，这种地方传统文化恐将失传。
另一方面，对广大乡村种植户、养殖户、手工业者们，亦需要“匠人精神”的注入。正如大棚种植的瓜果不比自然耕作的甜，机器生产的器具，批量生产的外来文化，未必就比手工生产、本土诞生的文化更高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向更高的品质，更深的内涵追求，乡村高品质农产品、传统手工产品、传统文化产品也将再次焕发其生命力！
比如日本，一个家族做帆布包一百年，可以做出“帆布包中的爱马仕”，一个帆布包可以卖出爱马仕的价格，两个“太阳蛋”品牌芒果能拍卖出人民币3万多元，抵得上我们一车芒果。努力、执着、坚持的“匠人精神”，孕育出高品质的乡村产品，亦培育出高收入的日本农民。
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热爱，甚至充满鄙夷。而我们的农民，亦充满小农惯性，缺乏自信，或过于功利、浅尝辄止，或一拥而上、一触即溃，既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也给“农民”这个词注入许多负面的含义。
今天，当我们向外看、向外学习了数百年，自然更明白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渊源和优劣，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城市的月亮也不比乡村亮。
如今，我们也应该拓展向内看，向传统看的视角。乡村有其“贫愚弱私”，更有温情、勤俭、淳朴、善良、优美、宜居，以哄抢基围虾、哄抢翻车的橘子之类，将中国农民肤浅地大批一顿，大可不必。
乡村和社会各界，看清楚未来发展的走势，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问题，去面对，去改变，才是吾民吾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式！
参考资料：费孝通《江村经济》；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