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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堂主人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要研究中国文明史，不能不到河南。要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河南也是最佳样本之一。
在黄河边上的中国，河南省会郑州的东边，有一个县，叫中牟。它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西邻郑州，东接开封。2019年，中牟县生产总值428.9亿元，首次突破400亿元；人均GDP为82916元，首次突破了8万元大关。2019年12月，中牟县位列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2019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范荣琪是上海大学大二的学生，来自中牟县三官庙镇范家村。经过荣琪的引荐，我对荣琪的多位亲友进行了访谈。通过这次访谈，让我对乡村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
骆姨出生于1970年，今年满50。
疫情期间，村里封路，不让进出，可是地里还有11亩大蒜等着浇水，骆姨急得直上火。“庄稼地里不吃水，这弄个啥嘞？”
到了三月下旬，总算可以下地干活了。但是，已经错过大蒜最重要的生长期。五月，是大蒜的收获季节，因为没浇够水，从地里收上来的大蒜个头不匀，有的大，有的小，骆姨看着就犯愁。
大蒜通常是头一年十月份下地，第二年五月收。收完大蒜后，就开始种花生和玉米，八月左右就可以收了。一年就这样周而复始。
去年大蒜价格从一块六七一直涨到两块钱，在蒜农看来，这是个好价钱。但是，可惜的是，价钱虽然不错，可是骆姨家种得不多。
前年，一家公司嚷嚷着要承包村里的土地，后来又不了了之，耽误了功夫，骆姨家只种下四亩大蒜。“价格是好，可咱没东西卖，那也只能干看着。”去年夏天刮大风，把玉米给吹坏了，很多玉米不结籽，收成受到很大的影响。
去年十月，骆姨和丈夫俩人一口气种下11亩大蒜，想着能补回点损失。哪成想，来了疫情，出不了村，下不了地，眼睁睁地看着大蒜地里没水吃。骆姨盘算，今年这大蒜，卖相是差点，但产量不孬，再不济，每斤卖个一块钱，也还能挣俩钱。
没成想，收购大蒜的商贩一开口，就把骆姨给搞懵了。“他们只肯给五毛钱一斤。刚开始，咱村里人还想还个价。今年这大蒜种得多不容易，咋说，也能卖个一块钱。没成想，人家收大蒜的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骆姨比划着商贩的模样，“咱这村上，家家户户都种着大蒜嘞，不差你这一家。”
大蒜收上来后，骆姐舍不得卖。从去年十月种下，不算人工，单算蒜苗、以及这半年期间生了两次病的打药钱、肥料钱，平均每亩得卖个2500块钱左右，才能打平。“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一亩地，只能收个1000多块钱，咱还得亏钱。”骆姨说，“我想再等等看，等疫情好了，能有出口啥的，这大蒜价格兴许还能再上去点。”
这两天，骆姨一边忙着看大蒜价格，一边琢磨着该种花生还是玉米。“去年风大，今年再不敢多种玉米嘞，打算多下点花生。”
我问骆姨：“那要是后头花生也卖不到好价钱，咋办？”
骆姨抹了一下嘴：“那还能咋办。咱农村人不就是种地吗？虽说大蒜挣不上钱来，可是咱家里有吃有住，大不了吃孬点，其实也没啥。”
范老板的木板加工厂规模不大，发展至今，常年稳定的工人也只有四个人，但是，订单稳定，每年百十来万的生意，虽然辛苦，范老板也挺知足。
疫情一来，范老板的平静日子被打破。往年里，每年腊月十八十九，工人放假，一直放到正月初八，工厂开工。今年正月里，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工厂没法开工。看着空空如也的工厂，范老板心里发慌，“开不上工，就挣不上钱，咋能不慌？村里封了路，原材料运不进来，产品也运不出去，就算开工，也没啥用。”
三月底四月初，疫情终于有所缓和，木材加工厂复工。“往年，到了五月中旬，怎么都得有个四十来万的生意，今年总共只有十来万的订单。”范老板说。
我问范老板：“订单不足，工人工钱咋发？”
范老板说：“我这里的工人，都是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没活干，只能请大伙先回家歇着。特殊时期，谁都没办法。”
范老板的生意也分淡旺季。他的上家冰柜厂的主要客户是蒙牛和伊利，“每年八月，是蒙牛和伊利的旺季。要是蒙牛和伊利的生意能好起来，咱这买卖就能跟着挣钱。我是真心盼着疫情早一天结束，大家都能好起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开服装店了。等到我中专毕业，在外面工作了一阵后，我回到家里，接手了我妈的服装店。”晓影说话时，两眼弯弯，笑意盈盈，“外头上班，时间固定，请假也不方便，一点都不自由。”
从19岁接手服装店，到今天，晓影已经整整干了11年。这11年里，晓影经历了很多变化，她自己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两个女孩的妈妈。
冯堂村变了，早些年，冯堂村就一条马路，晓影的服装店位于整条马路正中央的位置，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大包一大包地拿货，上货没几天，就全部卖光。碰上二五八赶集，根本就忙不过来。”
最近几年，冯堂村的集市拓宽了马路，原来的老马路成了辅路，人气逐渐冷清。这两年，开店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冯堂村的集市就两家卖衣裳的，现在不但开了好多服装店，连超市里都在卖衣裳。同时，随着网络的兴起，网购的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的生意和以前那会儿，确实没法比，生意差了不少。”晓影依然带着笑，“但是，我这店开的时间长，老顾客多，虽然挣不上大钱，但维持下去，没啥大问题。”
服装店的客人主要集中在十几岁的学生到五十岁不等，主要还是年轻人多一些。早年间，晓影也做老人装，“后来实在做不下去，只要价格稍微贵一点，农村里的老年人就接受不了。我干脆就把老人装去掉了。”
晓影店里的服装走的是价廉物美的路线。比如，今年夏天的短袖，价格基本上就在30到120元之间。“旁人说，服装店都赚翻倍的钱。在我这儿，这不可能。农村人买衣裳，也会比较。咱这要卖贵了，人家只要上过一次当，就再也不会上门了，我这生意也持续不下去。本乡本土做买卖，熟人生意占了大头。人家觉得你好，就会一个带一个。”晓影说，“夏天的衣裳，主要是走量，加个10元钱，就能卖。”
我问晓影，开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
晓影说：“去年开始，我记了个流水账。我和倆闺女的花销，还有家里的一些花销，都是从店里出，一年大概有个三万多元钱。过年前的最后一个月，是店里最忙的一个月，也是一年里头生意最好的一个月。腊月里，店里卖了差不多4万多元钱，除掉所有费用，最后落到手上的钱，还有个2万多块钱。一年到头，也就最后一个月能得到钱。平常的钱，都是周转资金，拿货，卖钱，卖完钱，再拿货。开这样一个小店，大钱挣不到，小钱还有两个。”
我接着问晓影，一天的流水大概有多少呢？
晓影说，这得分淡旺季。碰上旺季，最好的一天能卖上2000多元钱，碰到淡季，一天也就只能卖一二百块钱。疫情缓解后，赶上学生开学，过了一个冬天，大家都需要一身新衣裳。最近天气逐渐热起来，开始换季。每年换季的时候，本来就是服装销售的旺季。所以，这段时间，晓影的服装店生意特别好。
当我问到对今年全年生意的看法时，晓影难得地皱了一下眉头，“不好说呀。”
“为啥呢？”我问。
“最明显的是郑州的批发市场。往年这个时候，是批发市场里人最多的时候，今年，批发市场里的人少多了。那些大批发商都在抱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咱这边有富士康的工厂，距离咱这儿也就20里地。富士康的工人是我的重要客户人群，他们收入相对高，一般都会买贵一点的衣裳。年后复工，富士康出高工资，请工人们返厂上班。前段时间，可能订单积压比较多，他们还高薪招了很多小时工。这一阵，小时工全给辞退了。最近，我还听说，富士康劝退了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老员工，只留下比较年轻的。在富士康上班，基本工资也不高，要多挣钱，全靠多加班。听我的客人讲，就是留下的人，现在加班也很少了。我们这边，都是靠富士康拉动经济。富士康的员工多，需求量大，带动的消费就大。富士康又是裁员，又是没加班，工人就挣不到啥钱。挣不到钱，就不敢多花钱。服装店的生意肯定会受影响。”
晓影说，“今天，我问了蒜价，4毛5一斤，种一亩地，还赔钱。去年，谁家种得多，谁家就发财。今年，谁家种得多，谁家就赔钱。咱这地方，大蒜是主要农作物。蒜农挣不上钱，买衣服也肯定舍不得。工厂打工的和农村里种地的，要是都挣不上钱来，不管啥生意，都不好做。”
疫情缓解后，晓影曾动过念头，把服装店开到主街上去。街上一家刚装修好的店正在转让，店主开价6万5，含一年半的房租，一个空调和所有装修。“这真把我吓着了。”晓影说，“按照这个价格，我开一年店，挣的钱全给房东了，自己啥也捞不着。”
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种地太辛苦，而且收成还不稳定。骆姨有个儿子，今年20岁，就在外面打工。我问骆姨，现在农村娶媳妇，容易吗？骆姨说：“不容易，不算县城里的房子和车子，彩礼酒席什么的，至少还得花个二三十万。”
我问骆姨，女孩都要求在县城买房吗？
骆姨说，那可不是！
去年，晓影在县城里买了新房，主要是为了小孩上学，她的大女儿今年9月念小学一年级。“村里的教学水平和县里的没法比。村里的人但凡有条件，都会在县城买套房子。”晓影说。
晓影说，中牟县县城里，新房的平均价格在一平米8000到9000元之间，疫情前后变化不大。晓影家的小区，去年开盘，有洋房和高层两种户型。洋房基本上是130-140平米的大户型，均价接近1万。高层的价格根据楼层，略有不同，22到27层，是黄金楼层，单价在8900-9000，晓影买了22层，105平米的小三房，贷款39万。
晓影的丈夫在东风集团下属的一个工厂上班，工厂位于县城里，他每天开车上下班。从村里到工厂，大约30多公里的路。
“我们买房，首付了50来万，一下子拿不出这么些钱，还找人借了些钱。”晓影说，“我老公的工资，就用来还贷款。去年，他一个月能挣上4000来块钱。今年疫情期，前两个月，就拿了个基本工资，2000多块钱。昨天，他刚发了工资，只有3000多，比起去年也少了。”
晓影的新房正在装修之中，到了9月份，孩子念书的时候，晓影一家就准备搬到县城。“我们现在的打算是，我婆婆帮我接送女儿上下学，辅导功课由我自己来。我自己每天开车来店里上班。”
“没打算在县城开个店？”我问。
“县城的服装店更多，压力更大，房租也贵得很，不敢想。”晓影说。
对我的学生荣琪来说，“荣”字就是她在范家的辈份。“村里的年轻人，早就不按辈份起名了，想怎么起就怎么起。大家隐隐还觉得，按照辈份起名，有点土。”荣琪说。
“我爷爷那一辈儿还有辈份，我爸爸那一辈开始，就没按辈份起名，到我们以及更后面的孩子，更没有辈份了。”晓影说，“像荣琪他们家这样，按照辈份起名的，村里已经很少很少了。”
我问她们倆：“不觉着可惜吗？”
她们都回答：“没觉着呀。”
在我看来，能按照辈份起名，是多么高级的一件事情。
我在加拿大的好朋友杨露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一对刚从浙江移民到加拿大的夫妇，租了从马来西亚来的老移民的房子。搬家进去的时候，浙江移民惊奇地发现，马来西亚移民家里供奉的祖先牌位上刻着的名字，竟然和他浙江老家供奉的一模一样。细问之下，两家竟然是同宗同源。天下竟有如此巧的事情。唏嘘不已。
今天，还有多少人供奉祖先的牌位？又有多少人了解自己家族的渊源呢？
作者为上海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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