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合一，有人说这个长假像在过年，看《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最应景不过。在电影两个半小时里，有哭有笑，感觉是近年来难得的好电影。
这些年宏大的主题有：医保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旅游、沙漠治理、乡村振兴等，这部电影则通过五则故事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战略政策的价值。和以前喜欢讲述脸谱化的“大人物”主旋律相比，《我和我的家乡》是在讲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讴歌了小人物对时代做出的贡献，就连他们身上的小心思、小缺点都显得真诚、可爱。
不过笔者觉得这部电影的名字有点问题，除了第一则《北京好人》讲述了衡水农村人在北京看病的小故事，涉及了宗族乡情，并最终阐明了农村医改的主题，比较紧扣“家乡”这个主题，其余四则故事，更多传递了时代的共鸣，而不是家乡的共情。
导演的视角，多是放在农村的奋斗者身上。这些奋斗者有的是本地人，也有外来者。但现实里，一直生活在家乡的人对家乡情感未必这么深沉。对家乡更有感触的，恰恰是在外奋斗、逢年过节回到家乡的人。
在城乡之间，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在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在追求理想或辛苦谋生的过程中，感受着撕裂、孤独、幻灭的人们才会对家乡更有深情。
在“家乡共情”这一点上，另外四则故事颇有缺失，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名字更应该叫——“我和我奋斗的地方”。
在这里笔者不想继续讨论电影本身，因为有一些问题萦绕在脑海：“家乡”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出生地都叫做家乡？笔者倒是觉得，家乡恰恰是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尤其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成长的80后而言，家乡，成为了最熟悉的“远方”。
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
家乡，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
余光中曾经感叹：当你不在中国，你就是全部的中国。地理上的距离才会触发我们对家乡的情结。而我们中国人，又恰恰是“思乡”情结最为浓郁的。
小时候我们最先背的唐诗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年少得意时，诗里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际遇失落时，诗里说“几年凉月拘华省，一宿秋风忆故乡”；待退休年老，诗里又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外混得好，要“衣锦还乡”，混得不好，则是“近乡情更怯”。
总之，我们国人对“家乡”有一千种讲法，一万种情感。少年时我们读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所占篇幅最多大概就属“思乡”题材。那些细腻惆怅的情感，伴随流水落花、西风瘦马、夜泊孤舟等诗意的形象徐徐展开。
对远离家乡的人而言，故乡就是心河上的一轮弯月，稍有微风，就会吹散。有趣的是，我们古人提到故乡，多是境遇不顺，或者官场失意，有点“人生不幸诗歌兴”的意味，对他们来说，故乡是一份对心灵的慰藉。
家乡是心灵的慰藉。只有当身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对故乡的依恋和责任才会油然而生，并感受到故乡对自我精神的塑造和占领。
所以，家乡，首先就是一份文化认同。
就像沈从文描述诗意的边陲小城，自比是“乡下人”；莫言在高密高粱地里塑造着豪放野性的乡土文化；鲁迅虽然对故乡犀利抨击，但对绍兴鲁镇还是有深沉的追忆。对家乡的文化认同都不自觉地在作家笔下流淌，构成了极具诗意的“文学地图”。
但我们普通人对家乡的文化认同，又是认同着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三样非常重要：乡音、乡味和乡情。乡音、乡味是外在的形式；乡情则是内在的风俗人情，礼仪传统。
就以笔者的家乡苏州为例，来讲讲这些年的转变，也是应景写一下“我和我的家乡”这一主题吧。
如何乡音不改？
先说说乡音。
贺知章写道：“乡音不改鬓毛衰”。这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太难了。很多人已经一出生就只会说普通话——各地的方言正在消失，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在苏州，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苏州话，是一门非常优雅的方言。老话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作为一门古老的语言，苏州话里有很多古汉语的痕迹。比如，“下雨下雪”念作“落雨落雪” ；“老婆”念作“家妇”；“衣服”念作“衣裳”，等等。还有很多叠词、语气词的多重用法，总之，苏州方言既有苏绣一般的生动描绘，更有园林一样的通幽之径。
苏州是仅次于深圳的第二大移民城市，人口结构中一半以上都是新市民。在普通话大力推行的当下，苏州话正逐渐消失。有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后苏州本地出生的孩子，能够熟练掌握苏州话的不到10%，甚至有40%的孩子竟然都听不懂苏州话。
苏州话是吴方言的代表，吴方言的整体处境都十分堪忧。吴方言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目前吴方言分布于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福建等地，使用人口约8000万。在国际语言排名中，吴方言在中国排第二位，在全球排第十位。
早在2011年，就有专家称“吴方言或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民众对普通话的依赖，吴方言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
作为苏州人，对吴方言的式微感到心痛。语言不应该放进博物馆或者史册里，而要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同样推行普通话的广东，粤语却依旧是强势方言，和普通话并驾齐驱。很多人都很乐意学粤语。为什么吴方言就要没落呢？早在明清之时，全国的文人雅士都以学吴方言，特别是苏州话为风尚呢。
如何保护我们的方言，既要在普通话之中有生存空间，又不造成沟通阻碍，最好能让更多外来移民愿意学、乐意说。方言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
乡味何以变味？
其次，我们认同的是乡味。
味，味是味道。“味道”二字在我们的文化里饱含多意，既有舌尖之味，也有嗅觉之味，还可能是抽象的气质“味道”。
苏州味道，变化最大的当属舌尖之味——美食越发趋同，逐渐失去了特色。一方面，这和“苏帮菜”的“甜度”密切相关，糖在古代是奢侈品，苏帮菜的“甜”在古代带一点精英色彩。但现代人对“糖”敬而远之，苏帮菜的甜味确实有违健康的饮食方式。
另一方面，苏帮菜追求时令，古有“不时不食”的说法，因此价格不菲。同时讲究手工刀工，耗时费功夫，在追求快节奏的饮食下，已格格不入、逐渐衰落。
比如，《舌尖上的中国3》中有这样一道菜，它是把萝卜切成丝，将萝卜轻煮熟，然后加上葱花油，这道菜就熟了。这是传统的苏邦菜之一，它看似简单却非常复杂。做成这样一道菜，如果按传统做法大约需要5个小时。
我们现在吃的苏帮菜，多半是冷冻的半成品。试想一条松鼠桂鱼，如果当场活鱼制作，怎么也得等上半日吧，光是刀工就得花多少功夫？在追求效率、性价比的当下，苏帮菜的式微在所难免。
客观的说，苏帮菜的衰落固然惋惜，但苏帮菜里也有一些奢靡风气，追求奢侈浪费，并不可取。比如苏帮菜十分注重“手工”，一碗199元的三虾面，饱含了虾脑、虾籽和虾仁，悉数手工剥落，和面条一起烧制而成，笔者也没吃出石破天惊的美味来。还有一种俗称鸡头米的芡实，也是一种夏季时令美食。市场上的鸡头米，手工剥和机器剥的价格要相差3～4倍。尽管如此，苏州人还是喜欢买手工剥的，并能讲出手工的各种好处。对很多人来说，追求手工剥的鸡头米已经不是味道的问题，是对手工的执念与保护，也是一种内心小小优越感的体现。
最难言说的乡情
有了地理，有了人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地方性格和结成的情谊就是乡情。
乡情很难描述，更多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朴素真诚的情感，就像《北京好人》里张北京和表舅之间的情谊。
近年来大家感到乡情也不浓郁了。其实乡情不是孤立的，乡音的消失、乡味的改变、让家乡的“性格”越发趋同。
各地的方言乡音、美食土味、传统手工正成为了强势文明中的脆弱生态，要么濒临稀缺关进博物馆成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要么消失得无声无息、无人关心。
笔者曾在苏州地方台新闻里，看到老年花匠急于寻找传人的新闻。该花匠在园林花圃工作，有一身种植月季的经验和手艺。但当下却少有年轻人肯学了。传统没有传承，以往缔结在人们身边的仪式也日渐消散。人们对关系的维系越来越表面和功利，乡情淡薄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的家乡，乡音、乡味、乡情——传统上的文化认同都日渐瓦解，它们都在被一种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大城市”文明所侵袭、同化。
这种过度的大城市文明，正在让多样性消失。我们消失了语言的多样性、美食的多样性，然后是民族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最终消失的将会是人性的多样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理解越来越少，隔阂越来越深。
尤其像苏州，这种从小城市转变为大城市的“家乡”，从“熟人社会”转变到“生人社会”，前者依赖的是血缘，后者依托的是契约。契约社会里，很多本来“熟人”间的亲密、默契正逐渐瓦解。人们的边界越来越分明，行为越来越文明，但沟通和理解却越来越少。
就像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早安》，里面展现着日本人的都市生活：大家站在火车的月台上，互相鞠躬道早安，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些敬语和礼数，但永远也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姓名和身份。
我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进步成果，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工业流水线般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忍受不被理解、无处诉说的抑郁之苦？相比仕途失意的古代文人，我们又何尝不也要用故乡来慰藉呢？
人们正在经历丰盛的物质乐园，却开始了精神的“失乐园”。
蒋勋曾这样说：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里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
但“孤独”这种话，蒋勋说是可以的，但普通人却不敢这么讲，因为怕被评论成矫情。
南拳妈妈的歌里唱到，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多少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
生活在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就像漂浮在无尽的大海上，我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又患得患失。家乡不再是我们的土壤，而成为怀念、慰藉的彼岸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