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你大学毕业在外面漂泊好几年了，快回来找个安稳的工作娶妻生子吧，我和你妈等着抱孙子呢！”
“可是爸爸，我回去干什么呢？我现在所在的企业是做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的，我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正好可以用上，我回去之后，家乡也没有这种类型的企业啊，那我的专业和技术岂不是浪费了？”
姨家表哥特别希望他的独生子大学毕业之后回老家陪在他身边，这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外面再好，不如家里踏实有安全感，儿子在外面工作，就等于丢了这个儿子。
可年轻人追求的不是安全感，他们想要的是新鲜感和成就感。
表面看似是两代人的代际冲突，背后的实质是不同城市对年轻人的引力和斥力。
一个城市日渐衰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往往是从被自己的年轻人所抛弃开始的。
之所以想起了这段对话，是因为前段时间秦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课题——研究平台型城市。
中国的城市，起初的分类有三种：
按照常住人口来划分，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
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等；
按照城市职能来划分，港口城市、旅游城市、资源城市、商贸城市等等。
2013年，第一财经又根据综合商业指数对地级市进行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分类排名。
可以看出，过往的城市分类是基于结果的分类，城市大不大、人口多不多、级别高不高、经济好不好。
而今天的城市是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成长载体、价值创造源泉，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分化也日渐明显，有的城市成为耀眼明星，有的城市不复当年之勇，那我们能否基于城市的“商业模式”、价值创造过程来对城市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和分类呢？
羡慕明星城市的惊艳表现，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方以为鉴。
观察一个城市的商业模式，不妨类比参照企业的商业模式。
过去二十多年，商业世界最大的改变就是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形态，大量的公司平台化使得平台公司普遍崛起。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阿里、美团和小米均是典型的平台型企业，这些平台型企业始于微末，却无远弗届，深刻地影响了经济格局和传统企业的战略转型方向。
2014年，乌镇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马化腾发表了“连接时代的探索”的主题演讲，他讲到，“我们过去走了一些弯路，因为有了利润，我们发现太多机会，很多领域都进去了。但最近半年、一年，我们有很大的变化，修身养性、回归本质。把搜索业务与搜狐合作，电商业务与京东合作，我们回归到最本质，就是做连接器。”
“我们不仅希望把人连接起来，还要把服务和设备连接起来。我们要打造一种更开放的生态，我们提供底层的通讯，用户认证，或者是储存，或者是分发的平台，或者是一些基于这个的交易支付平台，跟很多垂直领域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这个生态不可能只有几家包办一切，一定是开放共融的、很多合作伙伴参与的、分多层次的新生态。”
成为平台，做好“基础设施”，打造生态体系，这也是阿里一以贯之的战略。
马云的接班人、阿里的新晋掌门人张勇曾在去年的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上表示，“平台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正是所有人的共同参与，平台才更有效率。平台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组成的生命体。平台型公司并不是平台的所有者，而只是在运营这个平台。”
腾讯和阿里们过去扶摇直上式的成长让我们见识到，平台战略可以让企业获得杠杆红利，发生爆炸式裂变效应，产生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所不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资本市场对平台型企业的估值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10月24日，马云在2020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前天晚上我们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定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发生在美国市场以外，也是五年来第一次在纽约城外完成如此大体量的定价。在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企业是价值创造的载体，城市亦如此。既然平台型企业可以创造生态，催生裂变，实现多赢局面，那城市如果成为平台型城市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呢？
上海财经大学钟鸿钧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亦国亦城，非常小，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加坡港。正是新加坡港的平台网络效应，对外连接、汇聚资源，极大提升了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和城市竞争力。
新加坡港和马来西亚最大的丹戎帕拉帕斯港地理位置临近，两者都是世界航运的咽喉，但新加坡港所服务的行业数目是248个，马来西亚这个港口只有12个；新加坡港连接了600个全球港口，但丹戎帕拉帕斯港只连接了265个。2019年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新加坡港全球第二，丹戎帕拉帕斯港全球第十八。
新加坡港承担了平台型的港口角色，这种平台效应意味着更多的全球港口会跟它连接。重要的是，这个港口是大量货物中转和商品交割的场所，带动、催生了其他相关产业生态上的商业，所以虽然只是一个蕞尔小国，但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修船基地、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以及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在2019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二十强城市排行榜中，新加坡位列第一。
没有高度开放的平台，没有网络协同效应，没有共融的生态体系，就没有今日高度繁荣的新加坡。
视线转回国内，国内可以称得上平台型城市的当属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以及新一线城市里的杭州。
北京因其政治中心的光环，上海则有历史积淀和地利之便，香港有卓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度开放的社会环境，是先天的平台型城市，而科技之都深圳和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则是后起之秀，是内生式的平台型城市。
平台意味着资源的聚集和吐纳。平台型城市就是你可以不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但你的生活和工作会和它关联在一起。就像无论你是公司还是个人，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受北京的政策影响，香港、上海、深圳的金融交易市场的影响，杭州的天猫和支付宝的影响。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更多讲的还是有形、直接可感的影响力，平台型城市衡量的还有潜在的、无形的、数据驱动的影响力。
广州是一线城市，幸福感很高，但从平台型城市的角度看则不如杭州。因为珠三角很多城市的经济活动不需要通过和广州连接而完成，而杭州因为有阿里，对浙江乃至更广区域的吸聚作用超强。
平台意味着开放，开放意味着旺盛的新陈代谢，那些低效的、不符合产业规划的企业迁走，无碍大局，诸如首钢离开北京、宝钢离开上海；那些新兴的、高附加值的产业进来，可以快速扎根成长，不会水土不服，诸如1.7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齐聚深圳，共创科技之都；浙大系、阿里系、浙商系和海归系云集杭州，共同铸就万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培育森林，得植大树；打造平台，得有筹码。
微信是腾讯的筹码，腾讯又成了深圳的筹码；淘宝和支付宝是阿里的筹码，阿里又成了杭州的筹码。
当然，他们手中的筹码并不是单一的，深圳还有华为、平安、比亚迪、大疆、TCL、创维、大族激光、中兴、迈瑞、华大基因等等；杭州还有吉利、海康威视、大华、网易、娃哈哈、万向、恒生电子等等。
一个有活力的城市一定有一群有竞争力的企业，好的城市经济生态意味着这个城市会在多个产业链上面拥有那些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些核心企业自带流量，吸引着上下游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汇聚于此，同时形成高质量的互动，产生极强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形成生态的正反馈。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负反馈的案例。一个小城市招引了一个做科技的企业，老板跟我抱怨说，有了不错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我们搬了过去，准备在当地招聘50名员工先做着，结果30名都招不满，当地既没有专业相关人才，他们又对进入民营企业工作很排斥。
联系本文开头的故事，人回去找不到工作，企业过去招不到人，所以检验一个城市是否是平台型城市的重要标准是——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外出求学之后在家乡能否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硬币的另一面是，一个外来企业能否在这个城市招到专业人才，找到配套企业，形成高质量的互动。
话说回来，成为森林，成为平台型城市，光有大树是不够的，还得有充足的阳光雨露。
“你负责茁壮成长，我负责阳光雨露。”这是杭州未来科技城不胫而走的响亮口号。
深圳和杭州那些官方的营商环境宣传我就不多说了，见微知著，我写几个身边朋友的小故事吧。
一个做金融的朋友从青岛去杭州办个业务，官方的办理时效是2个工作日，朋友业务忙，不想在这里多呆，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问了问大厅的办事员，我是从山东过来的，能否早点拿到证？办事员立刻去找了领导，结果2个小时就提前办结。我这位青岛的朋友之所以把这事讲给我听，应该很是感慨。
还有一个佛山的媒体朋友前往深圳龙华区行政服务大厅办理了一次业务，发了一个朋友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点赞，并希望所有城市的政务服务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来自一位丢三落四的市民。
问了缘由，原来她错过了预约时间，又带错了函件，但是通过沟通办理完成档案查阅业务，办理通知书上显示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而实际上20分钟就可以现场拿到函件，而且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
还有一位创业者9月份收到深圳发放的一笔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扶持资金后，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发展不起来，还有哪个城市能发展起来？！人家真的是直接发钱，直接打到公司账户，既不要股权，也不要承诺，也不附加任何条件，手续极其简单便利。请问，还有哪个城市能做到这么干干脆脆扶持创业企业的？！
朋友圈的评论区，他意犹未尽，继续写道：对，关键是还没有求爷爷告奶奶的过程，不需要请领导喝酒吃饭，承诺给领导多少个点的回扣。自始至终我都没出面，就是我们深圳公司的老板和大数据部负责人去参加新技术答辩，交一下材料，答辩通过了就发钱了。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情习以为常、理所应当，不发朋友圈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营商环境就都真正优化了。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水平，打造温暖城市，是迎合上级，做给领导看的，发在报纸上宣传用的，还是真正服务企业，从企业和群众的感受出发，为平台各方提供便利，促进高质量的互动，鼓励、引导、补贴那些有着巨大正外部性的创新企业，我想，深圳和杭州的人口净流入数和人才净流入率最近连年位居全国前列，就是最硬气的答案。
20年前，你问路人对杭州的印象，大家会说西湖，会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今天，大家会说阿里，会说数字经济，会说西湖大学。
西湖的资源是有限的，数字经济的产出能力是无边界的。这些平台型城市以高度包容开放的心态，持续链接资源、连接人才，构建了一个持续共同进化共同繁荣的商业世界。
希望这些平台型城市的正外部性持续荡漾出去，从城市到地区再到湾区，无远弗届，惠及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