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又一次面临着生育的选择机会。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中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中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政策出来后，狂欢的是段子手。
朋友圈、微信群刷屏的各种段子，不妨拿来一赏，比如：
“80、90后，独生子女这两代人，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拉扯三个孩子，然后干到65岁，还没领上退休金就挂了……专家能不能为这两代人发个‘烈士证’，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
虽然是博人一笑，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延迟退休、养老金短缺、放开三胎等等。而这背后，是80、90后对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压力的无奈释放。
80后不是第一代计划生育出生人群，但80后无疑是受计划生育影响最大的那一代人。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即“一孩化”政策。
该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70年代“晚、稀、少”向严格独生子女的转变（“晚”是指晚婚晚育，“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一对夫妇不超过生育两个孩子）。
真正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也是从1980年后开始的。所以，第一批80后的父母，国家给他们的国庆节礼物是“一孩”。
《公开信》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提速，从此前的宣传教育为主到开始利用行政、经济、立法等各种手段强制推进。
198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这一政策成为此后三十年“独生子女”政策建立和完善的基础，成为各地出台《计划生育条例》的主要依据。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从宣传教育到进入宪法，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地不过5年左右（从1978年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目标第一次写进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算起），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压出了一条重重的痕。
从1980年“一孩化”政策实施到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开闸，“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整整33年，第一代80后正好还在生育高峰期，因此也算是一种政策补偿。
而到今年5月31日政策开始放开三胎，则被笑称为“送给80后的儿童节礼物”。不过这种政策补偿能有多大的效果，仍待时间检验。
从舆论的反馈来看，对这次政策放开三胎总体来说充满期待。
生育是“生”和“育”的整体，生育政策不仅对“生”作出合法性定义，还含有“育”的保障体系。
而说充满期待，也是因为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仅对“生”的合法性盖棺定论，更是因为这次的政治局会议重点将对“养”的保障体系有了顶层设计：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当然，生育政策的引导见效慢，是一项长期工作，急不得，也急不来。
2013年国家开始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其实各地就开始对生育保障措施进行调整。比如2013年后各地区相继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改，主要的措施有两个方面：
一是延长产假。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全国有29个省份取消了晚育假，将产假的长度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生育奖励假”。有的省市还根据自身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女性产假的时间，增强了制度的灵活性；
二是提高生育津贴给付水平。生育女职工在产假期间仍可享受生育津贴或与在岗职工同等待遇，在“二胎”保障方面，凡是符合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怀有第二胎的女职工同样享受产假期和生育保险待遇，报销流程和生育第一胎相同。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面二孩政策在释放出堆积的生育意愿后，整体的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因此，对于此次的三胎政策的放开，我们认为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释放了一部分的堆积效应后将进入自然缓慢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从政策到具体措施的落地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生育三胎的家庭必须是已经完成了二孩生育的，二孩家庭相对于一孩家庭的基数本来就比较小。
因此，目前的鼓励生育方案，基本上和互联网公司类似，在“拉新难”的情况下，重点是“保留存，强复购”。“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小型化越来越明显，家庭生育意愿逐年降低，如何让二胎家庭下决心生三胎进行“复购”呢？
与电商的“复购”不同，生育的“复购”除了受消费能力影响外，更受观念变化的制约。
从发达国家的生育轨迹变化来看，生育意愿的下降是一个正常且大概率不可逆的现象。当然，一定程度上的外部干预对短期内的生育提升还是有效果的，但这种生育意愿的修复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
当前中国的生育领域较大的问题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生育政策配套体系建设水平较低，滞后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发展进度，对于当前放开“三胎”更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利于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5月31日政策公布当天网络上的舆情会是一片段子横飞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将已运行近40年的控制生育配套政策短期内转变为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在实践操作中存在极大困难。
生育支持体系的构建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更涉及民生、经济领域，包括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方方面面，而当前这又是我们较为薄弱的环节，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托幼服务体系、教育资源配置等诸多方面仍处于一个保供应的过程，全面提质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是中国生育现状已经处于较为严重的局面。5月初发布的“七普”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生育率难以回升。如何避免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认为，长期来看三孩政策对于增加出生人口是有效的，但关键在于做好三孩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
“提高生育率不能只在生育政策上做文章，现在很多家庭主要面临的还是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中国的婚外生育是很少的，但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的前提是有房，房价的压力让适婚群体推迟结婚，也就相当于推迟了生育。再加上教育成本、女性的生育成本，因此必须实施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从长远来看，未来三胎的配套政策，应该集中在解决生育意愿方面，具体来看，需要促进年青一代的结婚能力与意愿，解决多胎生育的托育、教育等问题。
至于80后，如果政策及时，还有可能赶上生育利好的尾巴。毕竟，第一代80后都已经41岁了，再不着急就真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