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造就了高净值人群的蓬勃涌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中国经济起伏变迁的时代产物。
所谓的“高净值”，其实是金融机构的对富人的筛选，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筛选合格投资者，更关注其可投资资产，认定标准是个人/家庭可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或600万人民币以上的群体。
金融机构一般不会区分高净值人群的背景与出身，大都是以财富积累的数量去评估高净值人群的服务等级。
作为一个高净值人群领域的研究者，我更希望去发现这群人背后的故事，他们是谁？他们在哪？究竟是哪些因素让他们成为财富的拥有者？又是什么会让他们的财富流失，富不久长？
这群人常常把致富归功为运气，运气的背后，与国运昌盛、经济周期、所处行业、性格特质都息息相关。天道遵循自然规律，金钱没有固定的主人，在循环流转中，聚集在某一些区域、某一些行业和某一些人身上。所谓的运气，都得益于蕴藏在其中的规律。
慢富高净值人群——坚持不懈的勤奋耕耘者
从济南到深圳的航班上，徐伟和我讲述他的创业史。和大部分60后一样，他生在农村，家庭贫困，很早就辍学外出打工。做过力工，装过车卸过货，也出去跑过销售，后来负责生产管理、车间人员安排，甚至是修机器的活儿，他也抢着干，常常一晚上不睡觉，也必须把设备修好。
徐伟说，他不想一辈子打工，一直希望能够当老板，赚更多的钱，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同时也能帮助更多的人，这种梦想一直都在。
1998年，他开始在东北经营板材生意，最开始租的仓库摊位四处漏风，冬天要穿两层棉大衣保暖。凭着这份辛苦，第一年就赚了8万多块钱，相对于之前打工每月领800块的他，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让他很有成就感。
可是第二年，却被朋友介绍的客户骗去10万块，感觉天都塌了下来。这一次经历，让徐伟深刻认识到了生意场上的凶险以及信誉的重要性，从此，诚信经营一直是他的经商准则，在那个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的年代，他始终坚守底线。
就这样，他从中间商变成制造型企业主，后来又参与了几个地产项目的投资，几十年兢兢业业通过持续不断的勤奋努力，稳扎稳打地累积财富，晋升为高净值人群的行列。
徐伟是改革开放第一批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们来自上一个经济周期，产业集中于制造业、地产、能源、医药等领域，大多白手起家，出身草根，从事传统行业的居多，他们从小生意做起，或者是先打工后创业，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爬，艰辛且缓慢地创造和积累财富。
虽然富有，但因为吃过很多苦，所以在生活上，不会大肆铺张浪费，会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很多人买奢侈品仅仅是为了撑门面，他们大部分时间着装都很朴素；会开豪车，但尽量不开空调；会买豪宅、别墅和那些很贵的实木家具，但不一定会愿意支付高额的装修设计费；对朋友出手非常阔绰，但对待员工或者生意伙伴，则相对“小气”一些。因为他们的创富路径艰难，骨髓里对赚钱不易有深刻的认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也会严格控制细小的成本。
很多老板，即便身价十亿、百亿，还是会亲力亲为做很多事，时间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值钱的，他们相信只有亲自参与到某件事当中，才能赋予时间更多的价值。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在企业里有绝对的权威与掌控权，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路径依赖严重。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走向了成功，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很难说服他们。
经济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曾说：“企业家是刺激和发动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枢。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创新者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四处寻找挑战和机遇，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
快富高净值人群——迅速崛起的机会主义者
做了二十多年富豪榜的胡润说，二十年前，成功企业家的特质是诚信、勤奋、务实。而如今，新一代企业家的特质，则完全不同：第一是创新；第二是资源整合；第三则是速度。
快富高净值人群，跟随新经济、新兴产业而快速崛起。他们大部分是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高管，微商的董事，网红代表，币圈投资人等等，赶上一个风口而迅速致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跻身高净值人群行列。
Sam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的高管，技术型人才，善于钻研，做事严谨且偏执，他经常加班工作到凌晨。公司上市后，他套现了几千万，突如其来的一大笔财富，令他感到恐慌，他经常会担心这笔钱会不翼而飞。
于是他不得不开始考虑那些他没钱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考虑父母孩子如何更好地安排，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自己是否要进行身份规划以及风险规避的问题等等，他的担忧已然超过了获取财富的喜悦。
龙博士是国内知名大学数学专业的博士，在比特币圈子里颇有名气。博士毕业后进入一家研究所的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薪资不高，却也落得清闲。在比特币盛行的时候，他被几个朋友拉着做了深入研究，跟着大家一起挖矿，他说那几年每天真的就像是在捡钱一样，几个初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在极短的时间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币圈虽说是快富的战场，但落袋为安的还是少数，一个币圈平台的人告诉我，很多人的钱来得快，赔得也快，在比特币高峰时，他曾赚了几千万，但2018年的时候，又赔了一千多万，钱在币圈真的只是数字而已。
疫情期间催生的宅家经济，促使了网红行业的大规模爆发。李佳琦、薇娅等头部网红的带货水平和影响力已经不输一线明星，身为资深网红的张大奕说：“大众对于网红的认识就像人们当初对煤老板的认识，觉得人家读书少，但是人家赚钱多。”
对于网红，人们一方面不屑，但另一方面却也羡慕，学历与素质并不是赚钱的必要条件，在互联网时代，靠脸吃饭、以带货为生的网红们却充分享受这波浪潮崛起而带来的致富红利。
高净值人群的财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产业中流转。任何国家经济体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历史阶段，都会陷入滞涨、需求饱和，以及竞争白热化的泥潭。新行业的迭代速度加快，兴起时前景一片大好，落寞时则是一地鸡毛，例如共享单车、P2P等等，很多行业貌似刚刚开始，却在某个时点戛然而止。财富的流转在加快，创富的难度在加大，新富人的致富之路，与过去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传富高净值人群——与生俱来的财富继承者
传富高净值人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富二代”或“继承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承接父辈的产业和人脉平稳地发展下去，但还有一大部分富二代则会完全脱离家族的事业和资源，选择自由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继承者，他们的父母大都是白手起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还在参与企业管理和正在享受上一代人财富分配的过程中。
在传富群体中，二代愿意承接一代企业的还是少数，大部分二代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个群体大部分都留学海外，专业以金融、商科和艺术为主，一代积累财富，二代拥有更好的视野，则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管理财富。
刘萍在国内做房地产，当年给留学的儿子80万美金作为学费和生活用度。可没想到儿子背着她悄悄做起了当地地产项目的投资，儿子毕业时，80万不仅全部回本，他还多赚了50万。后来公司开拓海外地产项目，儿子正好也有了用武之地。
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女儿李美，硕士毕业就在伦敦一个家族办公室公司实习，因深受英国上流社会对于财富管理的态度影响，她打算回国后自己成立家办，将英国成熟的财富管理体系和英式财富传承服务带给中国富人，而此时，父亲身体出现问题，哥哥临危受命顶在了企业一线，她也不能袖手旁观，就这样，她成为了自己家族办公室的主人，掌管着几十亿的家族财富。
传富群体，他们不像慢富有非常强烈的主动致富欲望，也不像暴富遇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没有对金钱的渴望，扎在富人堆里过着富足的生活，没有十足的财富支配权，财富是否能被顺利地传承下去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他们的梦想不是给自己贴上富人的标签，而是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人生的价值。
中国高净值人群地图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75%的大城市、资本和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线100公里的地区。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这种区域集中性也非常显著。各个地区的富人由于地理位置、民俗文化的不同而拥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此外，产业聚集带动了优秀人才的涌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滚雪球效应。
2020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香港，依旧是高净值人群最为集中的地区。究其原因，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会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更加开放包容，让没有背景资源的人，也能得到更多机会。背井离乡，怀揣梦想，更能激发潜能，以奋斗为根本，以赚钱为使命。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是“移民”企业家最多的地区，很多出生外地的企业家在北京、上海发展得很好。反之，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辽宁出生的企业家，离开家乡在外地发展得很好。
不仅是宽松的创业的环境，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红利也造就了一批高净值人群。
“开盘8小时，50亿。”疯狂的深圳土豪爆抢深业中城的新闻在2019年被媒体爆炒。在和一位潮汕级女企业家谈到这个新闻时，她笑着对我说，她和朋友去看这个楼盘，看房只能进去三个人，还只能看一次，认筹两个签，诚意金一千万，还特地让女儿从澳洲飞回来，结果一个都没中。
这就是深圳人，改革红利催生的一批先富人群。深圳地产过去从几百块一平到十几万一平，涨幅1000％的盘多到数不过来，最高涨幅竟可达到4300％！地产实现了无数深圳人的造富神话。
即使你什么也不干，只是有几套房子，便可跻身高净值人群的行列。这样的群体，在深圳比比皆是。历史告诉深圳人，能快速实现财富逆袭的只有房地产。所以，深圳的房子永远是不愁卖的。
除此之外，一线城市中，还有一群被动致富的拆迁户群体。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拆迁，由此诞生了1878个亿万富翁，2000多个千万富翁。有人打趣说到：挖机一响，黄金万两。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冲，当年冒出10个亿万富翁和400个千万资产的家庭。岗厦村也制造了10个亿万富翁和20个亿万家庭。还有皇岗村、蔡屋围，也都有少数亿万富翁、一些千万富翁以及一群百万富翁。
这类暴富高净值们突然致富，也会突然面临一些问题。杨伯的房子正在面临拆迁，预计上亿的赔偿款。但问题来了，他当年是用父亲的名字买的，父亲现在重病在床，他还有两个兄妹，在虎视眈眈。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富机会，他显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准备好。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话形容这个群体再贴合不过，在法律、道德和现实面前，暴富高净值要面对很多的灵魂拷问和艰难的抉择。
生活中，大部分暴富高净值们很快又迅速返贫了，这类高净值不像企业家和高知阶层，大部分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是有钱。
财富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没有匹配相应的能力，也没有好的意识和习惯，当拥有财富的数量和管理财富的能力不匹配时，悲剧就自然发生了。
拆迁户的圈子，有极强的跟随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拿了拆迁款后继续买房投资，闲不住的人在小区里当保安、开仓买，或者去当出租车司机。当然，一些不好的恶习也会传染和跟随，例如赌博，让很多暴富高净值们倾家荡产。
和一线城市的魔幻致富不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有很多藏匿在城市深处的县级市或者是村镇，这些地方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独具特色且不可复制的特色经济体，带动地方高净值人群的崛起。
方婷十多年前从北方到义乌打工，她说这是一个浸泡在生意里的城市。这里不攀附吃穿，他们只攀比谁更有头脑，谁更精明、更勤快，谁有房、有厂、有店面、有生意、有钱赚。
她的朋友杜杜，几套房产、拥有自己的工厂，保守估计也要千万身家，方婷说，这样的人在老家肯定全部穿戴在身上，没事到处旅行，一看就是有钱人，但杜杜却极其朴素，最贵的奢侈品还是LV最基本款的购物包，已经磨的破旧不堪。她也很少旅游，每天穿的和服务员一样开三轮车拉货。义乌人极度务实，认为很多事情都会变，只有利润最实在，他们对金钱充满执念。
义乌商人楼仲平做吸管生意，一支吸管单品平均售价在8厘钱，刨去各项成本，利润只有大约10%，也就是0.0008元。这是义乌小商品利润的平均水平，都是以角、以分、以厘来计算。
正是由于这样，义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点资源，包括时间，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成本。开保时捷的老板，进到店里就蹲坐在小板凳上认真编着串珠手链；小商品城里，放假的孩子们也在店里招呼客人；没有客人时，他们也不闲着，会对着手机研究股票。他们充分压榨自己的精力和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用永不知疲倦的劳作去一点点积累财富。
不管曾经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还是如今的北下朱中国微商第一村、不管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客人需要什么？他们就卖什么，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义乌人的小生意，在无穷个“小”里，累积“大”财富，这是他们的智慧。
走出义乌小城，以地方特色优势资源变现的还有很多地方，“垄断”日本棺材市场的曹县，在寿衣和汉服生意上也是风生水起，带动了这个山东小县城的发家致富；还有西藏的虫草，五常的大米，云南的赌石，长白山的人参，赤水河畔的茅台镇酒厂，和田玉的故乡，大连的水产养殖户，还有各个茶叶产区福建安溪、云南老班章、杭州龙井以及经济作物产区的“辣椒大王”“西瓜大王” “土豆大王”“大蒜大王”等等，他们用勤劳和实干跻身高净值人群的行列，是将本地特色、地方优势和自然资源充分开发而创富的典范。
巴菲特曾说，如果你是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由于暴雨的缘故水面上升，你却以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成就了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崛起，他们在生意里、产业里、房产市场中、金融投资中获取财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归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水涨船高。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国运的繁荣昌盛造就“人运”的飞黄腾达，孕育出一批受益于国家红利的高净值人群。个人命运的浮沉往往是大时代下历史转折的折射，也是因为生对或者选对地方，乘上了财富的诺亚方舟。
财富在一些区域汇集，却也不会一成不变，因为它一直在流动，如同魔方百变多端，却总有顺应它的规律所在，找到变与不变，才能发现属于你的财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