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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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一家澳大利亚的设计软件新创公司Canvas获得多家私募基金总计2亿美元的又一轮投资,估值高达400亿美元,跻身全球最有价值创业公司榜。

Canvas由Melaine Perkins和Cliff Obrecht(现在是Perkins的丈夫)、Cameron Adams于2012年联合创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设计菜单、名片和其他图形资产的设计工具,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增长最快的软件工具之一。Perkins曾荣登“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

Perkins在商业上的成功令人惊羡,更令人惊羡的是她的财富观。她和她丈夫公开表示他们不准备“囤积”这样的财富,承诺将他们拥有的Canvas的大部分股份(占Canvas总股份的30%)捐给Canvas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

Perkin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一切都是为了积累财富,那将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乏味的事情。她在博客上也写到:“当人们称我们为‘亿万富翁’时,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我们的钱,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只是它的保管人。

不知道是怎样的教育、引导使得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企业家有着这样的高尚道德。

|Canva的几位创始人Cameron Adams(左)、Cliff Obrecht(中)和首席执行官Melanie Perkins(右),他们领导着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最有价值的创业公司之一。图片来源:Canvas

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的概念最早是由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提出的。1991年,他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认为道德力量是继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后的第三种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

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

随后,这一概念被学界逐步接受,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最终被党中央的文件所采用。

市场、政府、道德,三次分配,有先后顺序。这个顺序很重要,如果颠倒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所谓市场,就是按照一套既定的游戏规则大家玩,玩下来的结果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得认,输了的人也必须愿赌服输,不能掀桌子。

那么如果输了的人输得实在太惨了,活不下去了怎么办?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政府同时收了大家的税,这个税有几大用途,最主要的是保家卫国(国防)和济弱扶贫(福利),总之得保障在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的情况下大家(特别是弱者)都能活下去。除了国防和福利这两项,还有三大块支出,养老、医疗、教育,保障大家在能活下去的基础上尽量活得好一些。

如果政府并不能完全照顾好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福利,那怎么办?这时候慈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在市场这个游戏中的赢家自觉自愿地捐献一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所谓裸捐),帮助贫困人群、弱势人群。

慈善的第一个特点:位序第三

慈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在三次分配中,它的位序是第三,排在市场和政府之后,它不能排到市场和政府前面去,特别是不能排到市场前面去。

好比两个足球队正在比赛,一个队正要射球进门了,裁判叫停,说,考虑到你这个球进去的话,对方会输得很惨,所以你这个球不要进了。或者打德州扑克,你Bluff成功了,赢了很多钱,对方All-in输得精光。荷官说,这个Bluff不算,你把钱还给他,不然他会饿死的。

这就很不合理,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激励机制,长此以往,没人愿意来这个场子踢球、打牌,这个市场就繁荣不起来,政府就收不到税,无法进行第二次分配。

所以说,第一次分配是第二次分配的前提,更是第三次分配的前提。不能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把“慈善”排在市场之前。

“慈善”也不能排在政府之前,至少现代政府不是这样。现代政府的行政能力比以前的政府强得多,有进行第二次分配的财政和组织能力。不像以前的政府,收税能力很弱,比如清朝,税收能力最强的时候也只能收到占GDP6%的税。而现在的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高达30%多,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涨。北欧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更高,超过40%。当然它们的福利水平也更高。

以前的政府的组织能力也很薄弱,相对于整体经济体量来讲,政府规模相当小。比如旧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依靠和地方士绅阶层形成联盟(士绅阶层是指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但没有获得官职的人),将政府的很多职能“外包”给宗族履行,摊派徭役、征收税赋、维持治安等等,也包括扶弱济贫。

宗族内部自有慈善安排,确保最底层的成员能够活下去。所以农村很少有乞丐,至少比城市里的乞丐少得多。

现代政府则完全不同,组织能力很强,可以有效地行使所有政府功能,包括扶弱济贫,不需要“外包”给宗族。世界范围内,宗族基本上分崩离析了。现在的社会基本单位是家庭,不是家族,更不是宗族。家庭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小,两人丁克族越来越多。

实际上,如果不是人类的感情需求,社会的基本单位完全可以是个人。其实法律、经济上的基本单位就是个人,法律责任归到个人,没有连坐了;银行账户是个人账户,不是家庭。以前,一个人离开家庭、家族、宗族,很难活下去,现在完全不成问题。

总之,现代社会,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位于政府第二次分配之后,第二次分配要先分配好,然后才是第三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位于第一次分配之后,第一次分配要先分配好,才能有财富进行第二次分配。市场(第一次分配)、政府(第二次分配)、慈善(第三次分配)顺序不能颠倒。

企业家先做好企业,再做慈善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要先把企业做好,通过市场这一关的考验。那么一个企业,怎么样算做得好呢?

狭义来讲,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可持续地创造价值。这个价值不仅仅是指利润,而且利润要超过所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利润低于所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说明如果社会将这些资本给到其他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合算。

利润与资本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称为经济增值(EVA)。如果经济增值为正,说明这个企业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经济增值为负,说明这个企业在损毁价值。世界财富500强企业,如果算一下经济增值,很多企业都是为负的。财富500强是按照规模来排的,所以500强其实不是500强,而是500大。但是如果效率低下,那么规模做得越大损毁的社会价值就越多,对社会危害越大。

广义来讲,要尽到对各个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的义务和责任。

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方是员工。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在产品服务市场端是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客户、供应商等。在资本市场端主要是债权人,即为企业提供债务资金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还有权益人,即为企业提供权益资金的人,因为权益人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本身,所以狭义上讲不算是利益相关方,但是大公司、特别是上市公众公司,权益人内部会存在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小股东也是利益相关方。

只有当一个企业对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都尽到了义务和责任,才算得是个好企业。

有的企业,拖欠员工工资,拖欠供应商账款,拖欠银行贷款的利息、本金,却到处捐钱做“慈善”,甚至贷款做“慈善”,这不是真正的慈善,这是伪善。这些钱应该先把员工工资付了,供应商欠款付了,银行利息本金付了。

如果这个企业家就是很想做慈善,那他/她可以用自己的钱去做,但不能用企业的钱。当然还要看一下他/她的钱的来源,如果他/她的企业欠了员工、供应商、银行等利益相关方很多钱,却给自己大笔分红,掏空企业,肥了自己,然后拿一点钱出来做“慈善”,那就更伪善了。

企业除了要过市场这一关,还要过政府这一关。反映在企业经营方面,主要就是要依法纳税。有的企业一边逃税,一边捐钱,很荒唐。

总之,一个企业,要为社会持续地创造价值,要尽到对各利益相关方的义务和责任,才算得是个好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做慈善,才是真正的慈善。企业家要把企业做好,在此基础之上做慈善,才是真正的慈善。

有的企业家以很夸张的手法高调做“慈善”,后来被发现企业长期亏损,他以“首善”为幌子到处争取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到处拿项目,然后经营亏损,不断浪费社会资源,损毁价值。原来“首善”是“首骗”,是“伪首善”。还有的企业家坚持要给地方政府部门比如公安局捐钱,这不是行善,是行贿。

总之,企业家和普通人一样,先要尽到自己的本职,然后再做慈善。好比一个人,如果去抢银行,用抢来的钱扶弱济贫,这种行为不应该提倡。先做人,再做慈善。企业家也是一样,企业没做好,拿企业的钱去捐赠,这不是慈善,是耍流氓,也不应该提倡。

慈善的第二个特点:自愿

所有文化对于慈善的定义,都有“自愿”这个要素,厉以宁教授对于慈善这第三次分配的定义也强调“自愿”这一点。

规范第一次分配(市场)和第二次分配(政府)的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规范第三次分配(慈善)的是道德。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是由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而道德不是强制性的,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

一个社会,如果过度强调道德,恰恰说明道德水平堪忧。《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认为,人本来就应该仁义忠孝,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不会出现大力宣传仁义忠孝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正好说明这个社会缺乏仁义忠孝。

然而社会缺乏道德,只靠宣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往往带来意料不到的后遗症,比如用道德来绑架企业家做慈善,那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会破坏市场的激励机制,影响市场繁荣发展,进而影响政府税收收入,进而影响政府扶弱济贫的工作,适得其反。

企业家的慈善观

如果把所有企业家放到一个慈善光谱上,乔布斯在一端,比尔·盖茨在另一端。乔布斯对慈善一点不感兴趣,他几乎从来没有做过捐赠,唯一一笔最大的捐赠是捐给父母的76万美金,这按照中国人的标准,都算不得是捐赠。

比尔·盖茨开始的时候和乔布斯一样“一毛不拔”,他有他的理由:每个人回馈社会的方式不同,微软公司带动了高科技产业的繁荣,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活跃,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的贡献?

这让他那乐善好施的老父亲威廉·盖茨很是尴尬。1994年元旦,比尔·盖茨结婚了。同年,他深爱的母亲不幸死于癌症。盖茨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开始重新思考生命与人生。这一年,在父亲的建议下,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

一年后,在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之际,盖茨夫妇捐给华盛顿大学1000万美元,并以母亲的名字建立了玛丽·盖茨奖学金。此后,盖茨夫妇还捐赠了100万美元给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对于世界首富来讲,这点捐赠是九牛一毛。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对盖茨施加道德压力,要求他更多地回馈社会。盖茨对此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1998年,盖茨夫妇在《纽约时报》看到一篇文章,大受触动。这篇文章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在收入、医疗、平均寿命方面的巨大差异。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占世界10%的医疗资源。这篇文章也再次唤起了盖茨夫妇1993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

盖茨夫妇把这篇文章寄给父亲,之后又找他详细商量。盖茨激动地对父亲说:“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盖茨开始学习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威廉盖茨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也转向医疗卫生领域。

1999年8月,盖茨夫妇决定留给每个孩子1000万美元,其余财产将全部捐给基金会。2000年正式成立盖茨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的宗旨是致力于将人类的创新才能应用于减少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其四大使命是: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助贫困人群遏制传染性疾病、增强妇女和儿童改善生活的能力、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改变世界。

盖茨基金会为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全球138多个国家的受助者提供支持。在中国也很活跃,扶贫减贫、改善卫生、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消除疟疾、发展农业、研发药物、提供低成本疫苗和基本卫生产品、改善医药产品监管体系、革新公共卫生设施,等等。2020年1月盖茨基金会向我国提供500万美元的抗疫紧急捐赠。

2020年2月,盖茨基金会宣布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用于支持全球应对新冠病毒。2020年3月,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布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承诺投入最高1.25亿美元种子基金,通过筛选、评估、开发和规模化推广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法,加速疫情应对工作。4月,盖茨基金会向世界卫生组织追加1.5亿美元捐赠。

比尔·盖茨做慈善不仅仅是捐钱,他会自己研究相关问题。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够很快搞明白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他对基因分子生物学、病毒、疫苗、艾滋病、儿童自闭症等问题都有很深入的理解。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做基金会的工作。

2014年盖茨索性辞去微软董事长的职务,全身心投入慈善工作,成了一个全日制的慈善家。他最近几年来感到个人最大的满足就是为提高世界公平性事业作出了一点贡献,这很有意义。

盖茨基金会使得非洲一些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每个儿童的平均接种费用从不足1美元增加到10美元,挽救了100多万儿童的生命。盖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看来,这两种感觉是相似的:人们买了多少软件和挽救了多少生命。都是很漂亮的数字。”

比尔·盖茨1995-2007年连续13年蝉联《福布斯》全球富翁榜榜首,2008年比尔·盖茨宣布将580亿美元个人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2014年就是比尔·盖茨辞去董事长一职的那一年,他重回世界首富,此后连续四年保持这一位置,一直到2018年,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取代他成为世界首富,并保持这个位置到今天。

今年10月5日,福布斯发布2021年度美国富豪榜,贝佐斯以2010亿美元牢牢占据“世界首富”的头衔,他也是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首位身家超过2000亿美元的富豪。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以1905亿美元紧随其后。比尔·盖茨位居第四(1340亿)。

贝佐斯和马斯克都不太热衷于慈善,他俩都热衷于探索太空。今年7月5日,贝佐斯卸任亚马逊CEO一职,当月便通过自己创建的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将自己送入了太空,在大气层外度过了10分钟时间。

在首富问题上和太空梦问题上,马斯克和贝佐斯经常互掐。今年9月底,马斯克一度超越贝佐斯成为首富,他说:“我要给他(贝佐斯)送去一个数字‘2’的巨大雕像,以及一枚银牌。”

贝索斯在2000年创立了蓝色起源公司,马斯克在2002年创立了SpaceX,今年两家公司都进行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他俩都担心人类终有一天会把地球搞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不管是核武器失控,还是环境失控,还是机器人失控。总之要为人类找到、建好可以移民的基地。这是他们回馈人类的方法。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他俩做得并不是很多,和比尔·盖茨无法比。

这次福布斯榜单的第15位(585亿)是贝佐斯的前妻麦肯齐·斯科特。她很热衷于慈善事业,自2020年7月以来捐赠总额达到了近86亿美元,就今年她已经向286个组织捐赠了27亿美元。麦肯齐离婚后不久就表示,自己将会把大部分的财产捐出去。

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更不必说了,一直负责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某种意义上,盖茨正是在她的影响下成立了盖茨基金会,并从2014年开始全力投入慈善事业。今年5月5日两人离婚,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慈善。

女性似乎比男性更乐于做慈善,就像Canvas的创始人Perkins一样,这也很符合基因、进化的原理。

总之在慈善光谱上,如果乔布斯在一端的话,比尔·盖茨就在另一端,贝佐斯、马斯克等位于中间某些点,Perkins在比较靠近比尔·盖茨那一边。最靠近比尔·盖茨的是巴菲特,也是只给孩子留了很少的一部分钱,其余全部捐出。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十分信任,几乎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巴菲特曾在一部纪录片中表示:“在我的一生中,我花去的总共都不及我所赚到的1%,剩余的99%+将给到别人,因为它对我来说没有用处。”

巴菲特的生活十分简朴,一直住在1958年花3.15万美元买下的一栋小楼里,现在市场价格30万美元不到。没有围墙,没有铁门,也没有大院子,离路边就三五米远,路人随时可以看到。吃的东西也很便宜,一两块美元的麦当劳。

2010年9月底,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北京邀请了50位中国富豪参加了一场“慈善晚宴”。两人此前在美国成功劝说了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不过这次来中国举办巴比慈善晚宴并不是为了劝捐,两人在受访时曾表示,此次中国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分享慈善经验。

中美两国企业家的慈善观可能不太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家不愿意做慈善。实际上,我国企业家在中国的各类人群中做慈善是最给力的。《》一文中,秦老师列举了中美慈善各方面的详实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最近政府提倡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后,企业家们十分踊跃地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企业家的慈善活动有时不能反映在统计数据中。比如,对宗教组织的捐赠,特别是寺庙(美国的捐赠中有30%左右是对宗教组织的捐赠)。还有是对宗族的捐赠,这是中国千年宗族社会的余温。比如给父母的钱,在我国绝对不算是捐赠,给乡亲邻里的钱也不算捐赠。

有个企业家,是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赚了第一个一百万元的时候,他拿出三分之一买了一个房子,三分之一买了一辆车子,还有三分之一给村里修了第一条出山的公路。此后随着财富越来越多,他给县里、接着是市里、接着是省里建学校,最后捐钱给全国的学校。他从不觉得自己的财富是自己的,他认为他的财富是祖上几十代人累积的阴德现在套现而已,所以自己只是保管员,不能乱花这个钱,要回馈家乡、回馈国家。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有这样的家乡情怀,苟富贵,不相忘。发达了就积极建设家乡,从村到镇到县到市到省,进而到整个国家。感人的故事举不胜举。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慈善,这只是尽本分而已。

财经自媒体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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