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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京还需要农村吗？
我站在长安街63层的酒店，西面天安门，北向央视大裤衩。华灯初上，居高临下，远处无尽的繁华景象，在薄薄的雾霾中有些不真实地若隐若现，让我感叹……首都真是座繁华的大城市。
十年前，我曾在北京工作过一年，当时就对北京之大和拥挤头疼不已。之于北京的繁华，一个小小上班族还真没太多体会。今天作为一个访客，才领略到它有些熟悉又陌生的，硕大和繁华。
人们来北京，多半是开会、出差、看天安门，我却是来看它的乡下。朋友们一脸疑问——北京还有乡下吗？
这个问题，像极了久居大城市的人一脸困惑，中国还需要乡村振兴吗？
当然。
比城市更大的，是广袤的乡土。比京城更大的，是城外更广阔的乡村。
| 北京乡村
京城民宿标杆是怎样炼成的？
从国贸到延庆山区的下虎叫村，不堵车的情况下也足足开了三个半小时。
下虎叫，已成为北京知名的民宿村。2000多一宿的价格，入住率高达70%，节假日高达6680元，还得提前数月预定，即便放到全国，也并不多见。
但在6年前，在外当兵、经商长达27年的张有旺回村做书记时，这里还是一个“破烂村庄”：
徒留老幼，典型空心村，除了行政区属，跟繁华的北京看上去没半点关系；
倒是有山，但不稀奇，况且还在封山育林，靠山却吃不了山；
也有点地，但都是山坡地，连不成片，种地压根不可能有出路；
还有点山楂，但都是野生品种，个头小，品相一般，费老半天劲采一斤，能卖5毛钱……
怎么看，都是一个无风景、无风貌、无产业的典型“三无”村庄。没有天分，老百姓又没有钱，怎么改变？
| 下虎叫村
政府也没有特别的支持，在张有旺的软磨硬泡下，领导给支了个招，“你去找一个叫陈长春的人，他有办法”。张有旺继续软磨硬泡，开始了执着的“三顾长春”。
被打动的文旅人陈长春，决定在这里实验他“隐居乡里”的构想。村集体收了4栋空置农宅，张有旺再拿出自己的2栋房子，陈长春自掏腰包出钱改造，几栋混杂在民宅中的“山楂小院”就建成了。
人们要来这个小院，需要下高速，沿七拐八拐的乡村公路开上一个多小时。开到你怀疑是不是早已出了北京，导航指示你在一个小山村前停下。村子平凡无奇，甚至不知从何说起，还得再穿过好几条狭窄的村巷……
整个过程令人怀疑——就这么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凭什么卖我这么贵的价钱？
果不其然，2015年冬，小院上线后，通过线上预定到来的第一个城市家庭，就大为不满：普通农家小院，普通酒店硬件，没有配套，周边没有景点，服务员还是村里的阿姨，我花市中心五星级酒店2倍的价钱，就来看这？
北京一家人顿觉受骗，大发雷霆，立马要求退款、走人。
这阵势又把管家阿姨吓哭了，对陈长春说，培训的时候你说城里人素质高，咋一上来就骂人？
陈长春和管理人员一商量，决定立即给客户退款。但时值冬季，城里来人饥肠辘辘，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吧？
管家阿姨去到厨房做饭，服务人员倒上一杯山楂汁。大雪纷扬的山下小院，陈长春坐下来跟城里客人谈在乡村隐居的理念，恳请他们提出改进意见，并邀请他们来年再来“验收”。
岁月静好，农家质朴，饭菜可口，孩子们在院里荡起秋千。冷静下来的城里人逐渐被这样自然、散淡又温暖的乡村氛围打动。老人责备起挑意见的儿子儿媳，他们决定在此住下。
在管家带领下，孩子们还去到山上，在雪地里认出山鸡、黄鼠狼的脚印，高高兴兴地收获着许多城里学不了的知识……后来，这家人成了小院经理的至交，又介绍了许多亲朋好友同事前来。
| 山楂小院
山楂小院的口碑，就这么一点一点出来了。
张有旺的房屋，第一年就分红22万元，村民们都看在眼里。同时，城乡生活节奏的差异也呈现出来，比如村民白天劳累，习惯了早睡，城里人习惯晚睡，随着客人的增多，村民渐渐反感起来。
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分享收益，是山楂小院成长的第二步。
陆陆续续的，有数十户村民将闲置房屋拿出来，陈长春、张有旺将大家组织成旅游合作社。合作社搞“差别对待”，规定书记5万元一股、村委成员2万元一股，而村民只需1万元一股。他们还制定了“3（资产所有人）-4（出资人、成本承担者）-3（运营人）”的收益分成机制，一个公平、清晰的共建共享体系才得以确定。
如此，隐居乡里才能实现由单个网红民宿的赚钱，到更大民宿村的乡村建设进化。
乡建不就是开民宿？
“啥乡建者？不就一群开民宿的吗？”
一个朋友的留言，代表着社会大众对乡建普遍的狭隘认知。
乡建是一个广泛而深度的体系，这里暂且不论。且说作为乡建“前台”的民宿行业，近些年叠加疫情影响，从火爆到困境，让社会大众对“乡建”油然而生失望、悲观之感。
事实上，民宿并非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赚点钱尚可，但要谈商业模式，还差之甚远。
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你如果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有产者，鉴于兴趣投入，民宿倒是可以成为兼顾情怀与商业、平衡个人与社会价值的载体。但你如果将身家砸进去，算的是投资回报甚至期望赚大钱，多半要失望，甚至身心俱疲、铩羽而归。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你如果投入大量资金搞规模化，一旦超出14个标准间（或单间），就须纳入酒店标准化管理范畴。且不说税收、管理成本的质变，民宿本质卖的是差异化、民宿主和管理者的品位，与连锁酒店的标准化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
如此，民宿如乡建，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情怀，不仅要能守得住，还得承受许多未知风险。
对陈长春的“隐居乡里”来说，民宿也只是载体，他的“商业模式”，是链接城乡资源，实现城乡价值交互。
在一二线大城市，带院子的别墅、有天有地的生活，当然是少数人所享。但人们对院子、天地、人情的需求，又是刚需。
人们驱车三个小时到延庆，想要的是什么？不止于传统的美景、美食，和谐的环境，放松的生活状态，兼顾隐私和情趣的庭院生活，重新拥抱乡村淳朴的人情味道，才是共同的渴望。
村民想要的是什么？不止于开个民宿赚点钱，坐在路边卖点土特产，或者在家门口打工上班。社会各界眼中只见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总是忘记，农民向来是乐于付出的群体——付出的同时，他们期望的，更是城里人、外来人的认同与尊重。
农民虽然习惯弯腰种地，但并不习惯弯腰做人。“顾客就是上帝”的城市工商业信条，面露鄙夷地扔下几个钱的城里人，并不是乡村真正的欢迎对象。
在山楂小院，一些来了多次的客人，放下行李就去村头巷尾找大爷大妈打麻将。如果说收费高昂的城市棋牌室是一种市场博弈，那么大树底下一块两块的乡村牌局，就更多是一种和谐的乡野之趣了。
为什么只有“大隐隐于市”？须知“大隐隐于乡野”，亦是中华传统文明推崇的境界。“隐居乡里”，便推崇用本地物、本地人，改造一个城里人愿意住下来、并进行情感交互的载体。
它们不追求网红打卡点，也不讨好游客，甚至以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只能吃跟普通村民一样的早餐——小米粥、咸菜、馒头、水煮蛋。但这些并不重要，人们在与乡村平等相处、互动的过程中，除了市场范畴内的美食、美宿、亲子体验，还能获得的其他东西，才是“隐居乡里”真正的可贵之处。
有了深层次的城乡交互，产业振兴便是自然。譬如5毛钱一斤的山楂，用古法压榨，化身58元一瓶的山楂汁，供不应求，成为下虎叫村专属“特产”，在疫情最严峻的阶段，小院暂停接待，售卖山楂汁还成为维持运营的主要手段。光山楂汁一项，一年就消耗当地山楂10吨，有效带动了周边产业发展。
二产之外，再以民宿为载体推动三产。隐居乡里与合作社一起，广泛邀请新农人返乡创业，艾草工坊、艺术工作室、亲子农场等，不仅为民宿增加配套，也为乡村人才、组织振兴搭建了平台。
乡村振兴远不只是民宿这么简单，它不同于市场以邻为壑、胜者为王的商业竞争，而是一种开放、共建、共享的生态文明。
在区政府的支持下，2017年冬，隐居乡里在下虎叫村开办北方民宿学院。迄今已开展近1000场民宿服务培训，培养、培训了大量民宿运营人才和农村闲散劳动力。
6年间，隐居乡里也从下虎叫村发展到全国各地18个村庄，带动了数十位乡贤返乡联合创业，盘活了170多个闲置农宅，解决了当地劳动力就业逾200人，创造总收入超过1亿元。
从集体经济村庄，到探索出独特的集体经济振兴“五步法”，再到秦岭大山中的陕西留坝县域集体经济，隐居乡里以市场化运作方式，由下而上地继续开拓着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从河北晏阳初到海淀小毛驴
21世纪中国当代乡建起于何时？我想应当是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3年，中央首次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但具体怎样做？各界一头雾水。在此背景下，三农专家温铁军先生带领一批青年学生走向农村，做出回应。
学院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乡建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通过研究、实践各种乡建思想，培养乡建人才，发育农民合作组织，推行生态农业与生态建筑等，延续了中国乡建火种。虽仅存续四载，却培养了大批乡建人才，成为乡建人眼中的“黄埔军校”。
| 黄志友/供图
2007年学院关闭，对整个社会来说，这当然算不得大事。真正的大事在城市发生，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事件颠覆了世人的认知，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切肤之痛，开始关心自己的食物，以及生产食物的土地和农民。
一面是人们对生态、健康食品的需求旺盛，另一面，却是生态农业推动者苦恼于生态有机食品始终卖不出价格。乡建者们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市发展对乡村的压制，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在城市。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实现农业生态化，还得靠城市居民带动。
在这系列背景下，中国生态农业的主要实践阵地，便从河北翟城村来到了北京海淀区凤凰岭下。乡建者们继承晏阳初先生骑小毛驴下乡做乡建的志向，将这个小小的阵地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
创立至今，作为唯一陪伴小毛驴走过十三年的乡建人，1982年出生的黄志友已华发丛生。“小毛驴”的起起伏伏，何尝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成立之初，三聚氰胺事件持续发酵，小毛驴仿佛承载了社会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期寄，也获得了海淀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2009年，人民大学美女博士石嫣，“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州农场，做了半年美国农民后回国加入小毛驴创业团队。她将美国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生态农业与中国国情结合，开启了中国的CSA之路。
小毛驴再次蜕变，相继发起CSA实习生计划，举办全国CSA大会，成立CSA联盟等。而美女博士回国做“农民”，这样的“稀奇事儿”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再次将小毛驴推向社会热点。
至2018年，农园先后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及BBC、CNN、美国时代周刊、法国电视台等400余家海内外媒体的宣传报道。“小毛驴”，已然成为中国生态农业的标志。
不同于美国CSA宅配模式，小毛驴更强调在地化共同生产。他们邀请数百位城市家庭认养土地，引导他们亲自种植、管理。无法全程自种的市民，则可以委托农园管理，并享受定期配送。
“小毛驴”平时做生态种植、配送，周末做活动，继而衍生出农夫市集、亲子教育、人才培训等业态。巅峰期，两百多亩农园实现了逾千万元的年收入。它的成功，还带动了CSA生态农业、市民下乡租地热潮在全国的扩展。
然而过去的十年，毕竟是属于房地产、移动互联网的十年。踏实苦干的小毛驴，怎敌得过赚快钱、快赚钱的快周期行业。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农园的有机蔬菜，2009年可以卖到12元一斤，今天勉强增长到15元一斤。价格虽增长25%，但同期农夫工资从750元增长到4000多元，涨幅5倍，地租翻倍，各种农资也涨了数倍。辛苦做农场，利润挺着急。
另一种考量，相比最高不过千万元的农业产值，北京两百多亩土地，放到房地产、工业园、总部经济，产值不到个几十个亿上百亿都不好意思说。
在全民追逐财富，热衷高大上的时代，小小的“小毛驴”，显得无足轻重。见惯了各种首富故事，看惯了各种庞大数字的人民，也渐渐对小毛驴的市场价值产生质疑。
政策的不确定更让小毛驴雪上加霜。由于地处水源保护区，先是环境整治，禁止养殖，小毛驴的发酵床养猪场、养鸡场被关闭。有机种植、管理、配送的利润本身就不强，原本还有猪肉、鸡肉及鸡蛋配送做补充，随着政策一刀切，此项营收就彻底丧失。
再有2018年启动的大棚房整治，又限制了农园向三产延伸的道路。各种更具附加值的农旅康养业态无可依托，迫使农园只能退回第一产业。而回到一产，就这么点地，一年满打满算就这么点产出，难有新的想象空间，小毛驴的发展再次边缘化。
同时，一个小小的农园，也注定无法承载这么多乡建精英。像极了传统农村，土地承载力有限，兄弟几个不得不外出发展、各自开枝散叶，除黄志友之外的五位创始人陆续脱离，继续开拓其它乡建领域：石嫣在北京顺义创办了分享收获农场，黄国良回到故乡广西创办“广西国仁”，郝冠辉在广州创办“沃土工坊”，袁清华在上海创办乐田海湾农场，严晓辉进修完博士后负责国仁乡建新工作。
小毛驴也退掉一些土地，缩减规模。这些，在一些舆论看来，又成了小毛驴、CSA市场失落的证据。
当然，大如房地产、金融也在同步收缩。而乡土本就充满内生活力，为了突破宏观政策、社会环境等带来的种养循环中断、业态升级困难等问题，2019年以来，黄志友带领新生代团队积极探索转型之路，升级农场基础设施与景观，由过去以蔬菜宅配和菜地租种为主的生产型农场，转型为包括农业体验、亲子教育、食育农疗、园艺文创、自然保育等共创共享、轻运营生态教育型农场，打造都市耕读生活社区。
同时，小毛驴走出北京，位于福建屏南县的小毛驴四坪农园也成功落地生根。
| 供图/黄志友
落日余晖下，尽管历经疫情及北方暴雨连续冲击，小小的农园依然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租地的市民在地头劳作着，不时抬头与黄志友打招呼，或者相互聊几句天。让人忘记，此身确在嘈杂、忙碌的大北京。
如果这座城市的土地，都被拿去种房地产、工业园、GDP，人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从在他乡，到爱故乡
然而，在许多城市和市场精英看来，像北京这样的繁华大都市，就应该放弃农业、农村。种地就应该是中西部、大东北的事儿，北京金贵的土地，就应该集中起来发展房地产、工商业、高科技。
一方面任何唯一论都会有失偏颇，另一面，已经“大到令人发指”的大北京，即便再扩大一倍，繁华再增加一倍，对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又有何意义？
我们坐在田园的暮色下，晚风吹来一阵阵蟋蟀们快乐的歌声。黄志友对我说得最多的，不是“商业模式”，不是“小毛驴”品牌输出，而是十年来小毛驴培养出的133位CSA人才，以及十年来在小毛驴种地的1000多户市民家庭。
这些家庭自发组成微信群，相互取经，交流种地经验，线下还经常约着见面。托管会员，或因为远，或因为太忙，又托下地群友照看自家菜地的长势，一来二去，人们逐渐从陌生到相识，成为朋友。
他们作为“中国最小的自耕农”，在朋友圈分享着自己的感受，他们把菜送给邻居、朋友，或者邀请亲友一起来体验，他们传播着北京稀缺的温暖和善意。小毛驴，已经不是一块地，而成为一种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事实上，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人越来越少。而这几百户城市家庭知道。北京今年多雨，菜不容易生长，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从绿油油的地头来看，人们并没有懈怠。
当人们在亲身劳作的过程中，对乡村、农民、土地具备了切身体会，对城市、生活方式、家庭关系进行着深刻反思。当他们把这种悯农惜地、敬畏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传达给下一代，或者节假日带上孩子，这种高质量又极其重要的教育，就是意义。
当6岁的孩子在作文中写“我的农场、我的家”，当一位跟随家人种菜十年的孩子长大成人去到美国留学还记挂着故乡的土地，当他学成归来，成为社会精英，也许会努力去弥补城乡的裂痕——而不是像唯城市、唯市场的部分精英群体一样，不断撕裂着城乡差距。这些，也才是“小毛驴们”更重要的意义。
| 黄志友/供图
就食品安全来说，土地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还是人。
今天的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赚钱，因为唯城市、唯市场的价值宣扬，已经很难在自己的土地上踏实种地、安居乐业。而留下来种地的农民，被引导走工业化、规模化生产，滥用化肥农药、催长素、甜蜜素、保鲜剂等，破坏自然生态循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
许多食品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食物，但又必须得吃别人生产的垃圾食物，眼不见为净的“易粪相食”，便成为无可奈何的事情。
此心安处是吾乡。生态农业也只是乡建的一个范畴，让人们心安，珍视自己的一方水土，爱上故乡，才是根本。
“情归故里，共建家乡”，在温铁军先生指导下，黄志友、邱建生、孙恒等乡建人从2012年开始同步推行“爱故乡”社会公益行动：
发起“发现故乡之美”图文征集活动，通过文章、摄影、绘画、“村歌计划”等方式，挖掘故乡的在地文化，重识故乡的价值与意义；
举办“爱故乡大会”，评选爱故乡年度人物，挖掘乡村小毛驴般的“精英人物”（如一辈子做民俗民艺、环境保护、乡土博物馆的地方乡贤），再组织专家学者、政府领导对话交流，实现上下连通；
开办爱故乡文创专题培训班，发展乡村美学和社会美育，重塑乡土文化，培养爱故乡、建设故乡的人才；
组建爱故乡工作站，把在乡和离乡者连通起来。鼓励游子参与故乡建设，形成信息、人才和资源中枢，推动庞大的社会组织再造……
愿大地上的人们，都能重新找到，并爱上自己的故乡。
从废弃小学，到同心公社
爱故乡全国文创总部基地，在北京的东北角。从东直门坐快852路，大约一个半小时到终点站，再换乘平谷区公交到张辛庄小学即是。
这里曾是张辛庄的村小，2007年撤点并校后就开始空置。今天，已汇聚同心公社及爱故乡总部基地，孙恒“村歌计划”和“大地民谣”的出发点、录音室，以及三农专家李昌平乡建院工作室。
我要说的不是这些。尽管“张辛庄小学”大咖云集，对中国乡建探索意义重大，但对张辛庄来说，同心公社的大咖们，本质还是城市外来的租客。
多年来，广袤乡村见多了外来投资者，乃至公益人。但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眼中，再怎么样，他们也都是“外人”。这种内外差别，许多身入乡村的企业、乡建者和公益人都深有体会。
譬如，城市还可以凡事讲合同，农民可不一定。一来二去，小鞋子乱飞，常常弄得两败俱伤。回头去看，说好的淳朴民风，说好的美丽乡村，又在哪里？
孙恒入驻“张辛庄小学”已经十年，还将身家都放到了这里。如何从“外人”成为“内人”，如何更好地融入、并带动“故乡”，他和村委、村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同心公社和村委的做法，是践行振兴乡村集体经济的号召，由村集体控股，成立同心乡创平台——由零和博弈的市场租赁关系，创新性地转变为乡村共建的合作关系。
| 孙恒/供图
像张辛庄小学一样，村里大量土地面临闲置。当地特产平谷大桃，但张辛庄同样作为空心化村庄，留守的老人已渐渐种不动。
另一面是巨大的城市需求。北京某研究院的桃子科研基地，原本在其他地方，直接租用农户土地。租地农民为了涨租金，旁边农户则觉得城里来的人只知道大门紧闭搞研究，“根本不尊重他们”，都闹了起来。结果闹来闹去，把整个桃子研究所给闹黄了。
同心乡创平台公司的成立，或可解决该研究所的后顾之忧。
像该研究所一样，同心公社还拥有大量城市和乡建资源。
接下来，平台计划与小毛驴市民农园合作，并引入新农人、新创客开办家庭农场、农夫市集，同时带动更多艺术家、研究学者入驻。
目前，全村更多农户正计划纳入这个平台，大家内外合力，共建故乡。一个崭新的生态村、文化村，又一个创新性的产业、生态、组织、人才、文化全面振兴的乡村共同体，即将在北京的大东北冉冉新生。
即便高度市场化、依然快速发展的繁华大北京，也有这些不可或缺、具备强大启发性和复制价值的可爱小村。而这些小村也告诉我们，市场与乡土、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绝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非得对立，大家当然可以携手走向共同富裕。
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