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不能这么卖

俞敏洪,不能这么卖
2021年11月12日 00:00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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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人”,转身需谨慎

从《中国合伙人》开始,我就对俞敏洪心生敬佩。一个一穷二白的人,不靠关系不打擦边球,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和许多人的命运,的确是条真汉子。

前两天刷屏的《俞敏洪,我敬你是条真汉子》,也进一步验证了大家对俞敏洪的认知。他结清各种款项,将桌椅板凳自掏运费地捐赠给乡村学校,光明磊落地离开,确实体面。

但继闻俞敏洪和新东方打算搞直播卖农产品,以“帮助农业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形式开启下半场,不免有些担忧。

虽有新东方昔日名师罗永浩的成功转型,也有众多明星转行直播赚大钱的先例,但翻车的恐怕更多。尤其是,靠卖农产品转型成功的,好像还真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

此前在河南某地采访,地方发展电商直播产业,请来河南头部网红助农卖大枣。网红作为河南人,能为家乡农民做点事很高兴,答应以公益的名义参加。

网红提出严选。第一波卖货十分成功,大家皆大欢喜。但量并不大。地方政府和农民提出更多地卖货,网红不好拒绝,又尝到了甜头,答应继续。第二波又是大卖,问题同步出现。

第一批大枣,农民倾心配合,选择个头大、保熟、保甜度的果子。然而后来,农民为了更多卖货,将大量不合格的枣子发往买家。网红团队不可能、也没有精力去真严选,政府也无法监控,第二批品质明显跟不上,粉丝收货后大呼上当,大量差评,许多人还跑到直播间开骂,导致网红大量掉粉,不断赔礼道歉,并答应退货。

退货?谁来组织退?装到农民口袋里的钱,哪有这么容易退?

最终,带着公益心助农卖货的网红,名利双失,坦言再也不会涉足农产品带货。

可见,直播卖初级农产品,无法组织管理,难以标准化,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品质、原生态或有机农产品又难以量产,直播也难以获客,此路难行。

事实上,网上直播卖得好的农产品,多是加工包装过的小食品,茶叶、地瓜干、蜜饯,包括李子柒的螺蛳粉之类……价格低,跑量,赚钱也不多。

那么,致力于通过直播“帮助农业产品升级”的俞敏洪,你想好卖什么了吗?

收割易,播种难

以新东方大量名师及上市公司的庞大资源,杀入直播行业,一百个“罗永浩”站起来恐怕也非难事。只是,罗永浩卖手机、卖笔、卖代金券,再贵也有企业买单,但要卖农产品,恐怕还真没谁请得起。

要自己搞严选,也非易事:

一是管理成本、售后服务难。工业品退货还能回炉再售,农产品退了卖给谁?大量的沉没成本,搞公益或许还行,就商论商,怕是承担不了。

二是,不深入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光靠卖点货,利润并不高。而要搞供应链,新希望还可以,新东方,怕是不行。

三,中国基于安全、信任的线上优质食品市场还没有形成,高端客户也还没有上直播买食品的消费习惯——盒马可以,那是基于线下的信任,叮咚买菜可以,那是基于半小时到家的庞大线下布局。要完成这个市场教育和布局,恐怕黄花菜都得凉。

那企业家就不能搞农产品吗?当然也不是。企业家转型做农业有成功案例吗?有,褚时健先生就是。

褚先生几经坎坷,2002年,74岁高龄、身无分文的他重新创业,在云南哀牢山租下1000余亩地种橙子。

农业是个满活儿,开始,“种了几年,还是满山红土”,到2007年,还解决不了销售难题,心中很着急。但他知道急不来——恐怕只有老人家有这个耐心

2008年,由于主要冰糖橙产地湖南、江西受冰灾影响,果树大量死亡。褚时健看到契机,大手笔一次性舍弃几万棵已生长了六七年的温州蜜柑,改种冰糖橙。这一决定,让许多果农不甚理解。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土壤和环境都合适,“强行”嫁接改种的冰糖橙第二年结果,总产量达到4000吨,结合本来生活网的出色营销,公司盈利突破千万元大关。股东们第一次拿到分红,“褚橙”的故事开始了。

只是褚橙之后,再无“褚橙”大量的“特色种植+网络营销”模仿者,并没有再现奇迹。

褚时健的传奇也难以复制。土壤,水源,技术,管理,品牌……搞好农业,各环节都是慢工细活,背负企业生存和资本压力,耗上五年八年刨地搞品质,不是谁都可以。但这些慢条斯理的“播种行为”,才是传奇发生的根本所在。

乡村振兴很热,但不是这么玩儿

一个农产品升级尚且如此复杂,乡村振兴就更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笔者认为,乡村核心问题有五:

首先是“一老一小”的问题,即无法流动的老人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二是经济上,“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

三是政治层面,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结合导致的乡村边缘化问题;

四是“旧文化已去,新文化未立”的文化断裂问题;

五是意识形态层面,唯物主义加市场唯“物”经济的双重糅合,对难以物化的乡村形成的根本压制)》。

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几届政府和一代人,乃至两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乡村振兴,也注定会是个慢工细活。

政策上看,乡村振兴也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类。就现实来说,乡村振兴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产业问题,而应当是“土壤”问题:

一是物理的土壤。只有培育好土壤,才能产出好作物。多年的农药化肥滥用,机械化规模生产,打断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导致土地板结,肥力流失,增产不提质、增产不增收等现象。

二是人才的土壤。好土壤需要蚯蚓,好的乡村需要人才。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下,广袤乡村凡是能走得动的,都流向了城市、工商业,更不用说人才。笔者在各地调研中,获得的最多反馈也是——乡村最缺的还是人才,去过城市,看过世界,又愿意回到乡村扎根的人才。

三是文化的土壤。中国乡土被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压制了一个多世纪,一直作为“落后”“愚昧”的象征,导致乡下人对乡土缺乏自信和自我认同。要让一个自卑、自我否定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让他重拾自信、重拾自己吗?

因此真正做乡村振兴,首先要谈的还不是产业(种什么),而应该是土壤。土壤不好,种什么都费劲,东西也容易长歪。土壤好了,种点什么都能活,搞点什么都会有出路。

真正有志于乡村的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不缺好网红,缺好企业家

我一直很喜欢罗永浩,他也很红,但严格来说,他并非一个好企业家。

但俞敏洪是。他从一穷二白到把新东方干上市,过程中有多少艰难险阻和危机,《中国合伙人》就能看出许多;他擅长反思和做准备,反思“新东方上市,带了一个好头,也带了一个坏头”,他知道新东方“早晚会没有的”,未雨绸缪积累现金流,今天才能体面say goodbye;他自掏腰包向乡村学校捐赠桌椅板凳,还直接站出来宣告参与乡村振兴……一个企业家的顽强、组织力、决断力和责任担当,都一再地体现出来。

想转型直播的又何止俞敏洪。最近与一位做房地产的前同事交流,她四年前离开房地产,开了家中介,凭借过硬的专业和人脉,三年间成功开了几家分店,在所在的区域局部市场足以打败那些大型、老牌的连锁中介。

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好老板,甚至有成为好企业家的潜质。但今年再去问她,不断的房地产新政下,中介是干不了了,她打算关门,带着公司的姑娘小伙干直播。

我想,读者身边也应该会有类似的事情。从过气明星到转型企业家,再到无数普通“前同事”,仿佛“干直播”,成了失意者的转型法宝。

直播带货不仅是“英语老师的尽头”,也是不少创业者、个体老板的“尽头”。但竞争惨烈的直播,会是俞敏洪和“前同事”们的新福地吗?

近些年,尽管网红和直播成为中国经济新亮点,但显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还必须是企业和企业家。秦朔老师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资源。

这两天,为了俞敏洪是不是值得“同情”,又有许多的文章和声音出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企业家也不需要“同情”,但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我们的政策也是,不能把企业家(和未来的企业家)都逼向直播带货,不能把中国崛起核心要素的企业家精神推向网红欢歌。

出路探讨:从考培教育到乡村振兴教育

国家政策下,新东方教培虽然倒下,但俞敏洪的企业家IP和精神并没有倒下,甚至可能还得到了强化。

这,或许才是新东方再度复兴的核心要素。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大潮下,许多企业家都认识到投入乡村的必要性。但具体怎么投乡村,恐怕99%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基于国情,乡村振兴必然不是资本属性的,光砸钱,搞公益,搞慈善,搞产业,都难得要领。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国的乡村已经成功振兴了一半。下半场怎么搞,关键还不是钱和物,而是人。

新东方有什么?连续打击下,钱和物怕是没多少,但人才,应该有的是!

这么多人才怎么用?把老师们的好口才、品牌信任、大数据拿去搞直播,并不太明智。新东方是认认真真搞教育的,放着核心的教育能力不用,去搞短平快、竞争惨烈的直播卖货,这或许才是企业今天面临的最大风险。

还是教育,英语、出国需要教育,乡村振兴就不需要教育了吗?

恰恰相反,教育才是打开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钥匙!

学英语,老师和氛围最重要,广大乡村中小学,最缺的就是这个。那新东方能不能开发面向乡村中小学的在线英语课程和学习工具?新东方能否制定乡村英语教师培训计划?这个,新东方不行谁行,新东方不干谁干!

乡村留守孩子,最怕的是不流动,关闭在小小的世界里,沉陷在手机游戏、短视频的劣质文化里,将来突入社会,必然形成强烈的反差、阶层固化和潜在的社会矛盾。那新东方能不能开发益智的英语学习游戏?能不能与政府和公益机构合作,带着乡下的孩子与大城市乃至国外的孩子交流?

乡村振兴的教育,当然不局限在孩子。

近些年,各地都有大量的农民电商培训、返乡青年创业培训等,为了吸引、动员学员,不少地方以食宿、交通费全包甚至还给钱的做法。但政府主导的培训,质量和效果都参差不齐——怎么搞创业,怎么搞企业,怎么做市场,是不是交给有经验、有资源、有人才和人脉的社会企业更好?

事实上,乡村创业者、乡村基层干部、乃至乡下的农民,也都需要持续的再教育。而这些,反而是政府公共教育、社会教育忽视且无暇顾及的地方。也或许是新东方教育的机会所在。

再说企业家的乡村共同教育。50-70年代的一大批企业家里,许多人对乡村有着强烈的感情和情怀,俞先生也时常自称“农民”。

企业家搞乡村,必须杜绝资本控制的形式,公益慈善形式也有一定问题,自己单独搞也不合适。那么,俞先生是否可以“企业家+农民+教育者+个人IP”的身份,带动和组织企业家群体更好地学习、了解、参与乡村振兴?

只要企业家的精神和企业的资源还在,新东方,你就还能打。不必跟风直播卖货,投身乡村振兴、继续做好教育,新东方,你也还有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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