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进工厂少送外卖？靠使命感扭转不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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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进行时，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产业工人空心化愈加突出，政府、社会、企业应共同努力，鼓励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而非从事快递外卖、网络直播等行业。

很快，该话题引发热议，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首先，需要肯定，该人大代表提出来的是个很重要、很棘手的问题。该代表提出来的包括“政府对参与订单式生产的临时用工给予一定的收入补贴及保险补贴”等建议也很有建设性。

其次，必须要澄清，制造业用工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老龄化、外卖直播等行业的低门槛有一定影响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导致了企业用工难，这个锅不该外卖和直播行业来背。

劳动力短缺是个老问题

产业工人空心化不是个新问题。

早在2004～2007年，中国就持续性出现了以青年普通民工短缺为特征的“民工荒”现象，并且恰恰在这个时期，农民工工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性上升。由此，很多专家判断，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国际上通常用刘易斯拐点来判断劳动力是否短缺。

近年来，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据统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五年，制造业平均每年净减少150万人。

2021年5月，中智咨询发布《2020年一线蓝领用工荒情况调研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参与调研的企业中，近七成企业近期正遭遇用工荒问题、13%的企业表示一般会在春节以后遭遇用工荒，另有13%的企业则表示其常年存在用工荒及用工短缺的问题。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那么，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是什么？

人口红利不是唯一原因

恐怕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原因是老龄化。

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红利消退，经常被用来解释包括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速下滑等各种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人口红利消退是个大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人口红利消退”这一单因素来解释。

第一，单一的人口红利消退因素解释不了劳动力短缺。

国家统计局将15-64岁这个口径划归为劳动人口。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10.0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73.9%），随后就以加速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2020年已经累计减少了4170万人，剩余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为68.5%，即8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减少了5.4%。

与此相对应，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4.2%。

如此说来，人口红利确实是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因素？但从就业格局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以2021年前三季度为例，我国的总就业人口中，16-60岁人口的失业率不到5%，但分年龄段看，16-24岁群组的失业率为15.4%，而20-24岁群组的失业率更高达20%以上。这说明，我国就业的总体状况十分良好，但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人口总数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解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第二，快递等服务业就业和制造业就业并非此消彼长。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快递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其中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疫情加剧了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美团新增骑手33.6万人，饿了么新增骑手24.4万人，这些新增骑手中制造业工人占比为40%，成为新增骑手的主力军。

如此说来，服务业就业增加是制造业就业不足的重要因素？但从从业人数来看，事实也非如此。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分别为3832.03万人和5907.36万人，合计为9739.39万人，如果算上非城镇就业，制造业从业总人数粗略估计应该超过1亿。

据说，当下的缺口达2200万，而外卖骑手的总人数不过700万，其中还包括大量兼职人员。显然，两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即使全部外卖人员转行进工厂，也不够弥补缺口。

另外，也需要注意，2019年有“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是疫情期间出现的特殊情况。疫情中许多制造业处于停工状态，而恰好疫情期间正是快递、外卖行业大幅增长阶段，人们需要通过网络消费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所以才在短期内有大量制造业工人流向快递外卖行业。

服务业发展存在滞后

况且，制造业与服务业，本身并非对立关系。

如果把中国经济过去的四十年粗略划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那么，上半场是工业化主导，下半场是城市化主导。而城市化又有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零售、快递、外卖等消费型服务业。

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恰恰是城市化率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全球范围内经济体发展都有一个规律：高端、密集、低成本的服务一般都存在于大城市，在小城市由于消费能力、需求层次、规模效应的制约，反而很难发展起来。

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3.89%，虽然超过55.3%的世界平均标准，但距离发达国家平均81.3%的城镇化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是95%）。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能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Urbanization），因为发达国家的市与镇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差异并不是很大。但在中国，不仅县级以上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于镇，而且一般而言，县级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高于镇。

按现行口径统计，我国8.5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既包括5亿多居住在684个县级以上城市的市民，又包括3亿多居住在2万多个建制镇中的镇民。所以，如果按照县级以上常住人口来算城市化率，那中国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远低于城镇化率（63.89%）。

我国的制造业全球排名第一，但城市化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其背后反映出来的重要问题在于，一个工业化发展快而城市化滞后的国家，内部市场必然是小的，供大于求，偏重出口。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工业化进步很快，但短期内市场和国内需求没有跟上，收入水平、消费需求以及很多服务业的发展有一定滞后，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想要畅通双循环、拓展国内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顺便说一句。过去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大城市开启了“抢人大战”，由于既要控制城市总人口规模，又要抢“高端人才”，所以一些流动性强、可替代性强的“低端劳动力”被挤出大城市。

但实际上，一个地区引进任何优质产业，都需要配套高中低各档服务业。高端产业也好、制造业也好，都需要和服务业有一个合理的配比，因为越是高端人才，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相应越高，越需要相应的服务业来支撑。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生活环节，高端产业和服务业都是互补的。而劳动力流动不畅，会加重大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状，进而推高服务业劳动力的价格，结果是让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被提高”，长此以往，很容易挫伤消费。

所以，重视高端人才而不重视基础服务业的思路，未来逐渐需要改变。

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

既然人口红利消退、快递等服务业挤占，并非是制造业就业净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造业就业不足？这个问题可以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分别分析。

需求端

有数据测算，过去五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每年平均净减少150万人，但每年这150万净减少并非全是需要补充的“缺口”，也有可能是被需求端主动替代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贤2019年曾撰文指出，从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主要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三大因素。

第一，机器换人，解释了制造业34％（293万）的就业下降。

虽然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滑，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却有所上升，这直接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背后的逻辑是制造业从大规模人工生产向机械臂、真空吸力、机器视觉系统等自动化场景的转变。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已经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装机量占全球的44%。

第二，分工深化解释了35％（302万）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数字技术进步催生制造业分工深化，当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服务性环节被外包给信息科技公司、物流公司等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后，原本统计在制造业部门的部分岗位就计入了服务业部门。

据测算，2013～2017年4年间有302万就业岗位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这解释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第三，产业转移解释了31％（250万）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全球产业转移表现出“双路线”特征。一方面，随着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显现，中国的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向后发国家转移，2013～2017年，这部分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50万；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渐成趋势。例如，估算2013～2017年，我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美国的规模为17万个。综上，产业跨境转移解释了31％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从需求端分析，2013～2017年，制造业减少了845万岗位，每年减少210万。与此同时，服务业年均新增1309万人，吸纳了大量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尤为引人注目，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年均新增就业分别达476.2万和174.1万，两者创造就业的能力超过2004～2008年高峰期的制造业。

需要注意的是，服务业在此，发挥的并非是“虹吸作用”，而是“接纳作用”，是就业的“稳定器”。

如果考虑到时间差异、口径差异，2013～2017年制造业就业年均减少200多万对应的原因，其实可以粗略解释近几年每年净流出150万的绝大部分。

所以，制造业流出，并非完全是供给不足，很可能是需求端的原因。

供给端

需求端的几个因素过于宏观，与普通打工人关系更密切的应该是供给端的原因，也就是人大代表关心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做光荣的产业工人了？

首先，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

更粗暴直接的解释是，人要吃饭。有些企业领导，特别喜欢倡导员工要有使命感，要无私奉献，有些有文化的领导，还会引用马斯洛需求，把“用爱发电”讲成“自我实现”——

你做产业工人，是避免产业空心化，助力国家制造业腾飞，不被西方国家卡脖子；

你做医生，是要救死扶伤，做一名白衣天使；

你做老师，是要春蚕到死丝方尽，为教育好祖国的花朵而呕心沥血。

但马斯洛需求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领导们光强调最高级的“自我实现”，前面的四层需求呢？

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一线城市月薪能够上万；反观制造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检索，很少看到会有企业以七八千元的薪酬去招聘普通工人。

其次，自由是影响就业意愿的第二因素。

前阵子，DT财经发起了一次有2113人参与的“职场倦怠”调查。调查发现，在引发打工人厌倦情绪的要素榜单中，收入、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时长排前三。

确实，对于职场人来讲，无聊且没有意义的工作内容令人感到厌倦和窒息，干得多却拿得少的不公平感也让人倍感委屈。总体来说，如果一份工作本身的公平、效率、价值或意义被破坏，就容易令人失去热情，变得倦怠。

笔者曾经短暂在服装厂当过流水线工人、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餐饮企业做过服务员。

在服装厂的工作，主要做过三个岗位，分别是给衣服挂吊牌、钉扣子、包装（叠衣服装袋），三个岗位都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同事们都需要各自伏案工作，相互间交流非常少。

在建筑工地的岗位主要是给泥瓦匠提供材料，包括供水泥、砖头、递工具。通常是1个小工，服务2-3名大工。工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倒头就睡。相对来说，虽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但净收入还挺可观。

在餐饮业，主要是上菜、收拾杯盘狼藉、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要，在用餐高峰期的工作强度较大，但非高峰期相对比较空闲。

个人感受，虽然收入的绝对值较低，但餐饮服务员的性价比最高，因为工作环境相对更好、工作内容相对多元（可以接触不同顾客）、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工作强度相对不那么大。

2021年因工作关系，我还去国内几家头部家电制造业企业短暂调研。

客观来说，与过去十几年相比，头部家电制造业企业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体来看，依然没有超出流水线生产、重复劳作的本质。员工在某家企业工作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与企业家的管理理念密切相关。比如，有的企业家努力为自家员工提供住房。但大部分企业，比如某某康，工作强度非常大。

记者还采访了一名“逃离工厂”的骑手。

阿象7年前，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一家生产小家电的A股上市公司打工。

阿象当时在滴漏式咖啡机的生产线上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将塑胶壳夹在咖啡机的铁片上，铁片有十几个孔，需要每个孔对齐，然后再用螺丝刀的刀把捶平整。

这一套工作要在20秒内完成，每天要重复800遍，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3500块钱。

2018年下半年，他离开了工厂，开始做起了外卖骑手。刚开始时，由于对配送线路不熟，不知道哪里的单多，每个月跑下来，到手也不过4000块；但熟悉之后，就可以轻松赚到六七千。

与工厂里定薪不定时、流水线上无自主性的“螺丝钉”工作相比，外卖骑手工作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等优点，当然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青睐。

最后，在收入和工作自由度以外，职业发展空间也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重要因素。

有人担心，快递和外卖没有技术含量，几年以后被相关行业淘汰，不能再“吃青春饭”之后，如此大的群体，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可是，相当多的快递和外卖员，恰恰是被制造业企业淘汰的普通工人。比如，2019年1月，美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提供了侧面证据：美团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的产业工人，占比达到31%。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也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职业晋升无非是专家岗和管理岗，可是，绝大部分普通产业工人都是低学历低技术，很难走这两条路线。同时，中国制造业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档口，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虽然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尚未成熟，相对应的，制造业企业缺乏更多的是高附加值岗位。

2021年的流行词是“内卷”，这是一个我国经济的普遍问题，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遇见了自身的发展困惑，某种程度上，或许制造业企业才是内卷之王。

怎么办？

第一，逐步放宽户籍制度等在内的阻碍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

有读者疑惑了，制造业企业就业不足，怎么扯到户籍制度改革了？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巨大的劳动力存量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了起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工资高，农业转移人口就流向哪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允许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调配，造就了长三角、珠三角，成就了“世界工厂”。

但是，从2000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划拨、投资和转移支付，且转移支付金额逐年提升。

一方面，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政策补贴人为拉高了农民工工资，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吸纳本地农民工就业的能力。这就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和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并存，但背后隐含的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低效问题。

如今，西部大开发成效显现，过去十几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大量的产业转移。但包括户籍制度、政策补贴、抢人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扭曲人力资源配置的措施依然存在。

而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人均GDP差距过大。区域间人均GDP差距过大的原因并非是经济的集聚程度太高，实际上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是因为相对发达地区的人口份额远低于GDP份额，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份额远高于GDP份额。

要知道，中国的经济主要靠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202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0.68%，农业占比仅7.98%），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

在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只有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城市的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规划和配置，才能通过劳动力价格最高效率地调配富余劳动力，让企业凭待遇拉票、员工用脚投票，既最大程度地满足制造业、服务业的用工需求，又缩小区域间人均GDP的差异，实现包括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三个层面的真正意义的平衡发展。本质上，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依靠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业。

西部大开发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在过去十几年，中西部地区也承接了相当一部分产业转移。

中国在逐渐放开人口自由流动的同时，应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发挥完整产业链带来的综合优势，促进制造业在国内跨区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只有将制造、加工、研发和服务环节置于一个地理空间，才能保持或扩大产业竞争优势，避免制造企业大规模、成产业链地跨境外流，为本国劳动者提供多元化且充裕的就业选择，进而靠实力而不是补贴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吸纳更多的制造业就业。

第三，依靠产教融合形成制造业人力资本红利。

一方面，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重点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以“干中学”的模式培养中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提高制造业就业的含金量和从业者收入，从而提升制造业就业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学习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我们不仅要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更要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环境，为职校学生提供畅通的学历晋升制度和友善的社会就业环境。真正从技能培训质量、就业薪资待遇、学历晋升渠道、社会舆论认可等多个方面，破除职业教育发展的“山中贼”和“心中贼”。

第四，企业和企业家层面，要少谈鼓励，多给激励。

如果希望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那么企业优先需要考虑的是：你用什么来吸引年轻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如果作为企业家，你给产业工人的激励足够多：收入待遇比送外卖更高；福利和保障待遇更好（送外卖现在只有简单的商业保险）；激励和晋升机制更公平完善，不搞996大小周；有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那你还怕自己的企业不能为“打破产业工人空心化、助力国家制造业腾飞、不被西方国家卡脖子”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你啥都没有，只有鼓掌、赞许以及为国为民的高帽子，就算你今天靠着“使命感”忽悠几个年轻人上当，他们也很快会醒悟的。

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不能是强迫年轻人去向何方，而是要通过引导，提升工厂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