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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舒天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好久没写《十三邀》，“编辑锺叔河”无疑是第六季以来最值得聊的一期，虽然由于嘉宾年纪（91岁）的缘故，片中许知远二人直接对话的比重不如往期大，但思想性却是近期节目里最好的。
锺叔河1931年出生，26岁被错划为右派，39岁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出狱。别人是“四十不惑”，而锺老的人生48岁才刚刚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编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编1840～1911年间中国人海外游历考察的笔记，对几代知识人的影响尤其深远。
用锺叔河的话说，他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浪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无资格对年轻人说教。但在我看来，锺老的生平却极具当下性，无论是后来笔耕不辍的记录，还是早前的那些荒废。
| 钱锺书为锺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所作序言手稿
锺叔河在节目里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是见识。”这三者不能分割，却可根据侧重做分类。
教师、学者要“传道受业解惑”，所以必须“懂得多一点”，学问对这些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作家、诗人不必懂那么多，一个人物理不了解、数学不会算、地理做不出，不妨碍他写好文章。在锺叔河看来，这批人反而是知识分子里相对精英的那部分，因为他们具备一种创造性的才能。
至于编辑、记者最重要的素质，则是见识：
“像我们这些搞传播、搞媒体、搞信息的，这也占很大一部分。新闻和出版都不是学问，我也并不认为可以提出来什么编辑学，这是过高的要求。它是一个职业，并不需要学者，也并不需要很大的才，编辑把他的书印好，记者采访好，搞好报道，这在社会上来讲，他就是个很成功的人了。”
但与此同时，锺叔河又把媒体人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强调他们天职的另一面——“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对于人类、对于社会要尽职的。”
这的确是记者和编辑本来应持的要义，但听闻锺老所言，我又觉得这是对媒体人很高的一次表彰，之所以显得高，是因为大多数从业者或许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有两点，一为“自顾不暇”，一为“人血馒头”——比如《人物》对客机遇难做了专访，就被评论区狂批“这种流量都蹭”。留言者们经历的时代太少，并不知道这只是媒体做了它最本职的工作，但此种口诛笔伐之下，又有几个理想主义者能受住冤枉？
不过即便境况如此，我仍想说的是，一个职业想要持续收获社会的尊重，就要先有为社会付出的意识，而不是先考虑委屈和代价。过去一些年，媒体的光环不断褪色，不全是客观因素导致，也与部分从业者的“不思进取”相关。
这份不思进取恰好位于锺老的对立面，即记者和编辑越来越不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忽略日常工作和公众的联系，越来越少地借助选题报道发起有益于社会的变革。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一开始便不再想着改变什么，更多是满足于做搬运工、传声筒和螺丝钉，后理想主义的一代，就这样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节奏中浅薄理解了新闻精神。
实际上，社会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早有言之：
“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
而事态之所以并非完全如此，媒体公信力之所以仍能确立，乃至广受群众拥戴，正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其内部源源不断地出现“反基因”的品格，一代一代，总有媒体人不甘于做好“分内之事”，而是想为事不关己的“社会”做得更多。
央视2005年《新闻调查》做的那期“陈丹青出走清华”，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体现媒体担当的案例——主旨关于“一个标准化的招生和培养的模式是否符合艺术教育的规律”，也关于“所有天才几乎都是偏才，而且天分越高的人越是如此”，还关于“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容易出大师”。
回顾以上追问，你能看到如今媒体阵营里愈发稀缺的反思性与责任感。同样的主题放到现在，再换一个年轻记者请缨，恐怕多半会被认定为不合时宜。
可在我看来，媒体的尊严正是仰仗于某种“不合时宜”，他们乐于从抽象的社会而非具体的行业中发掘选题，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客观性决不体现在一言不发，而是及时向有诉求的声音递去话筒。而当这样的人不再出现，整个行业也就到了它的暮鼓时刻。
这件事乍看有些吊诡，直到出现片中那句“万不可以自己的学问为职业”，也就不难理解了。
锺叔河强调，以学问为职业，会处处受制于人，所思所作不可能自由。毕竟知识人的老板是国家，媒体人的老板是资本，编辑部里也讲先来后到，新记者要听老记者的耳提面命，而不是江湖传说般的新闻理想。在个体身上，你想做的和你能做的，终究抵不过你必须做的。
其实不光媒体是这样，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当它是一种职业的时候，它就很难承担起改变社会的责任。因为任何一种职业的存在，不是为了改变秩序，而是为了维护秩序。
能够改变社会的永远不是职业，而是身份。身份可以落在任何一种职业上，也可以不落在任何一种职业上。
这就是为什么锺叔河一面说“想去改变什么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另一面又说“但是人还是可以有些作为的，至少是去思索，对于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前后之所以不矛盾，就在于前者限于职业，后者指向身份。
这期节目中段，锺叔河同许知远聊到了文化。
他当初编《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为了记录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这个过程之所以特别迟缓、曲折、迂回和艰难，恰在于我们有着历史悠久、足以自傲的传统文化，它自我证成的另一面，也正意味着它的保守性。在锺叔河看来，这种强大的惯性只能靠时间去消解。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对方表达了一个观点，评价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有一个看似很虚的标准，就是文化强不强大。
真正强大的文化是充满多元性的文化，而不是关门拉窗，说自己的文化谁都比不上。就像一个社会想要发展，不可能阻断交融，只停留在一种内生性的增长。
比如日本，虽然受益于二战后的社会改造，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改造得并不彻底。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的传统，对某些外来种族的排斥，都是多元性不足的体现。
再比如欧洲，人们通常认为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GDP，它的科技、制造业、化学工业等等，基本上就只排在美国后面。但朋友却认为，德国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依然是英国，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文化最为开放、最为先进、最为多元。
英国不仅相比欧洲其他国家有语言优势，而且一切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只要有利于市场，一些政策甚至比美国更加灵活务实。因此能广泛吸引各国人才。
当然，英国文化的多元性是比不上美国的，日本、德国的文化也并非不开放，以上概念都是相对的。
但这个讨论的重点在于：为什么1930年代，日本、德国相继法西斯化，而英国、美国纵然爆发经济危机，却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一个为人忽略的关键所在，就在于社会文化上是不是铁板一块。
在这期访问的尾声，锺老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让我想起一个久违的议题：是人创造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个人。
锺叔河说：“有一些时候，一些偶然的人或者偶然的事情，可以影响历史几百年。这是我们做不了主的。”
若以“后三十年”的语境讨论，主流论调确实停留在“时代造就了一批人”上，忽略先有另一批人造就了时代。这两点之所以不矛盾，在于此精神非彼精神，前者是企业家精神，它只能被一个更宽容的时代造就，成为后者所造就的时代的组成部分。
后者是什么呢，是实事求是，是尊重科学，是善待人才。
联想起不久前，人们在悼念逝世一周年的袁隆平，在我看来，缅怀的动作是必要的，但还少了一点思考。毕竟“吃饱饭”的功劳并非归于一人，而是至少有三点因素：
1、土地和农税制度恢复传统模式，即允许包产到户。
2、经济上对外开放，可以进口化肥、农具和农产品。
3、农业科技的进步，其中就包括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这三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之所以要强调这件事，是因为袁院士刚去世时，网上就出现过类似的论调——还是搞科研的专家有用，他们能解决吃饭问题。但发言者没想明白的是：允许搞科研的专家搞科研，是袁隆平们下场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果缺少合理安排，“戴罪之身”的专家仍在做苦役，又如何做到人尽其才呢？
一粒沙落下来变成一座山的故事，只比袁隆平小一岁的锺叔河自然没少经历，所以他会感叹时代的命运如何被造就。
比如“除四害”，就是普通人“做不了主的事情”。锺叔河说，在“除四害”一开始，他和朋友朱正就认定这场运动毫无意义。所有人白天不上班、晚上不睡觉，蚊子、苍蝇也根本捉不完。因为滋生害虫的环境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人就说，现在这些人，如果有一半的人像我们这样的认识，这个运动就自然没有了。我认为这个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假如我们都有这个认识，我不干这个事情，我不动可以吧……我们这里有人不仅是干，而且还更积极，领导讲消灭一个，他要消灭十个。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现实，这有什么办法，只能尽力去启蒙。”
锺老的意思是，权力分配是一回事，明辨是非是另一回事。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根本上尊重常识、珍视情理，愚昧与狭隘就会不攻自破。
所以在以往的编辑工作中，锺叔河身体力行地恪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训示，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坏事，这不仅是守护文字和思想，更是借此守护薄如蝉翼的现代文明。
我时常有种感受：世事至于今日，或许在于过去三十年里——那些风平浪静的时刻，我们的镜头过多聚焦那些腰缠万贯的获益者，而过少对准这类默默耕耘的守护者。
作者：90后，专栏作家、评论者，公众号：鲁舒天小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