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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4年，满身疲惫的孔子，在外漂了14年后，回到鲁国。
这一年，他68岁。此前14年，快到退休年纪的他，带着一众弟子在各国游荡，推销他“礼治、仁治、德治、人治”的政治理想。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年代，这套方法论，虽然很“长期主义”，但不太实用，自然不受待见。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伤？心中装着别人的人最容易受伤。何况是孔子这样，上面装着周天子、各方君王，下面装着黎民百姓的大圣人。
然而圣人也是人，理想破灭的孔子，放弃了他济世安民的抱负，回到家乡继续搞他的私人学校。他创新性地将教育标准化，推出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数学）六大课程，最终培养出三千弟子，桃李满列国。
也许是他想明白了，自己无望、这代无望，那就寄望于下一代，通过培养下一代“君子”，一代人一代人缓慢地改变这个世界。最终，他胜利了。一代一代儒家子弟，不断践行、发扬着他的理念，直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往后的2000年中，又继续长期主义地，与道家、外来的佛家“斗争”与融合，并迎来唐、宋、明数次大复兴；清末以降，又继续与西方现代思想、各种“主义”进行“斗争”、融合，虽然一再被打倒，但直至今天，依然从根本上影响着一国一民、乃至东亚文化圈的繁衍、传承。
若说“长期主义”，舍去孔子，还能有谁？
如何“长期主义”，不谈教育，怎有他法？
事实上，孔子生前诸事不利，失败乃是常事，甚至常如丧家之狗，被撵来撵去狼狈不堪。文圣、孔圣人、“天纵之圣”……这些，多是后代贴上去的标签。
孔子的“精英主义”，首先来自其出身。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于鲁国贵族家庭。其先祖，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商周交替之际，周公为安抚商朝旧裔，将投降的贵族集中安置到宋国（今商丘一带），此后，孔子祖上历代，先后在宋国做官。至孔父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迁至鲁国，官依然做得很大，还被称为“鲁国三虎将”之一。
什么样的人最易成器？没落贵族、低层级的社会精英家庭（比如教师家庭）最易成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孔子，好景不长，三岁时老父去世，母子二人立马就被父亲的正妻赶出家门，逃到曲阜阙里艰难度日。
贵族身份奠定开阔视野，巨大落差又促进反思。孔子早早立志做学问、出人头地，但贵族视角又不至于让他像墨子一样通过反抗、“革命”博出路，而倾向以改良主义缝合世界。打击陆续到来，17岁时，母亲去世，然后参加贵族季氏举办的士族大会，又被拒之门外。不光回不去贵族社会，连回乡祭祖都困难，为了能够经常回到宋国祭祖，孔子十九岁时只得迎娶宋人之女为妻。
莫欺少年穷。20岁起，孔子逐渐走上上坡路。其致力仕途，关注天下大事，时常发表见解，加之其父资源还在，便不断受到关注，先后做了管理仓库、畜牧之类的小官，还开办了私人学校。
到30岁时，孔子已小有名气（所以自称三十而立）。由于博学、懂“礼”，齐景公与晏子来访鲁国还召见了孔子，他也由此结识了齐景公。自此，孔子的“精英社交圈”不断打开，一方面，先后到周廷找国家档案馆馆长老子学礼，到以博学、才华闻名于诸侯的苌弘处学乐等，另一方面，陆续有社会名流来孔子处学习，其声名不断鹊起。
可惜动荡年代幸福往往短暂。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国君都跑了，孔子也逃到齐国。齐景公喜爱孔子，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可惜“文人相轻”，被晏子阻止。景公虽喜欢孔子这个人，但并不屑孔子以礼为中心的治国“大道”，并不打算重用，齐国大夫也趁机加害，好日子不两年，又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历经起起伏伏的孔子，终于“四十不惑”，并拥有了一个知识分子难得的、独立的生存基础和人格。归国后，在入仕、办学、立言立说之间不断取舍平衡，最终官至“工程建设副部长”“司法部长”，并短暂代理“鲁相”。可惜高光短暂，代总理不过三月，就在与季氏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最终在55岁快退休的年纪再次外逃，出国另谋出路。
此后14年间，孔子带着一些忠心耿耿的弟子，在宋、卫、陈、蔡、楚等国游荡，所到之处，要么君主鉴于孔子的名人效应给予优待，但有名无实，要么直接被该国士大夫堵门不让进，甚至还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差点饿死。
好在孔子网撒得宽，弟子也争气。公元前484年，弟子冉求在齐鲁之战中立了大功，国君问他哪里学的本事，冉求答曰孔子。在冉求的努力下，孔子终于结束漂泊，回到鲁国。68岁的孔子仍有心从政，甚至依然吵吵嚷嚷地反对君王不施仁政，结果可想而知。
“七十而从心所欲”的孔子，终于安分下来，将精力投入到教育及文献整理中，顺手为中国创建了一个文化宝库。奈何年事已高，打击接踵而至，回国第二年，儿子孔鲤去世。后，最爱的弟子颜回、子路等相继去世。孔子十分悲伤，一个心怀天下又诸事无成的老人，深知来日无多。
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望着来看他的弟子子贡。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又接连叹息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一周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不同于墨子、老子等同辈大家，孔子各种生平、言论都有着丰富记载，各种分析、研究的文章/书籍也汗牛充栋，想要说出点新花样并不容易，笔者也无意于此。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不在如何介绍孔子，而在如何以史为鉴，明晰今日，洞见未来。
孔子那个时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大致有如下特征：
一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观点、流派纷繁其上，闹哄哄一片，世人目不暇接；
二者，乱中有治，春秋战国有几大主流，以墨家的“平民主义”、老庄的“个人主义”、各种纵横家实用的“国家主义”，与儒家的“精英主义”为主，百家也大体以它们为基础进行发散；
第三，各种思想畅通无阻，就一国来说，大多数思想都是“外来”的。各种外来思想“文人相轻”又互相融合，因而既混乱又光辉璀璨。
孔子与儒家，无疑是主流中的主流。而其精英主义立场和方法论，也是主流化、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
首先，孔子的出身、立场、视野，都是贵族式的，这点显而易见。尽管坎坷不断，孔子也始终是一位“精英”式人物。
其次，孔子的治世理念，同样是精英主义式的。简要概述，孔子认为实势混乱的根源，在于失序，而要建立秩序，最好的办法是复礼——周王朝建立之初定下的各种礼制。只要大家共同遵守统一的礼序，社会就会逐渐安稳下来。
实践也是如此，孔子的一生都在为“复礼”而奋斗，所以他更像一位总结者，一位保守主义者，而非墨子那样的开拓者和革命者。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回归——孔子这一人生观，需要重点注意。
第三，孔子的学说，主要的沟通对象也是统治阶级。礼治、仁治、德治、人治的“四治思想”，包括四处游说，主要还是劝说各国国君，如何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当然，他的思想还包含让君王守礼、仁政、民本等，约束权力、限制王权的一面，相关论述很多，在此不展开。
第四，孔子的方法，也是精英式的。与孔子形成反差的是墨家与道家，前者站在平民立场建立“兼爱、非攻”的实践体系，后者站在个人角度，非暴力、不合作、逍遥游，而孔子的私人学校、教育标准化等，搞的都是“官家之学”——比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大致对应的是如何为君王/贵族操持礼仪、演奏音乐、做保安、开车、记录、记账之类，是服务贵族必要的实用技术。也因其实用，孔学大受欢迎，成为没落贵族、平民阶层向上攀登、“售予帝王家”的不二门路。
第五，孔子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精英阶层。截然不同的还是墨子，墨子喜欢在田间地头、工场巷落，深入民间地发表言论，像个传教士一样发展墨门，并将根脉深深扎在民间的土壤。孔子搞的则是精英政治，为社会选贤任能，看的是品德、才能之类，并不喜欢民间没规矩的那一套。
因此“非儒即墨”，本质说的，也是孔、墨各自耕耘一个阶层。墨家以民间为土壤，即便后来势衰，但其培育出的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之类的平民主义游侠精神、反抗精神，历来为民间所推崇；孔门以知识分子为土壤，培育出影响深远的士人阶层、士人精神，则历来为治国安邦的根本。
所以，“常败将军”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也正在于其开创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和创建的社会精英——士人阶层，以及随之奠定的、稳定了两千多年的社会秩序！
冯友兰评价，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但好就好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老教书匠”！
孔子以前，中国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夏商周三朝，实行分封制、井田制，政治、经济大权由各诸侯、贵族实际掌控。贵族是世袭制，平民与奴隶，也是如此。
譬如墨家的称谓，并非源自掌门人墨子，而是源于“墨”这个职业、工种。封建时期，工人多由奴隶演变而来，并置于官家统一管理。为防止工人逃跑，贵族、官家就在他们的脸上施以“墨刑”（脸上刺字）。可见，彼时的工人阶级完全是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了。出身是决定性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墨子和墨家，对走精英主义路线的儒家的激烈反对，和对社会强烈的革命性、组织性了。
因此，夏商至春秋，农工是不配受教育的，学校，也真的是“贵族学校”，包括孔子的“六艺”，也本是贵族家的课程。孔子由于家道中落、饱尝艰辛，而相对亲民、开放。他的观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路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何况招学生。所以他的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比如，子贡是个商人，子路是个武士，颜回穷得叮当响，品德高尚、“敏而好学”者即可。
这种教育理念的开创性、开放性，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伟大转折。从此，教育逐渐从“封建”中走出来，从贵族的统治、娱乐工具，转化为阶层流动、社会融合的工具。
与“墨家”称谓类似，“儒家”也并没有跟着创始人孔子称“孔家”，本质也在于，自孔子始，“儒”逐渐从贵族与平民阶级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和身份。
我们不难理解，贯穿古今的一个巨大现实问题是，知识分子既非剥削阶级也非生产阶级，所以，既不能靠自我生产，也无法靠榨取剩余价值养活自己，所以必须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生存？
孔子之前，知识主要是贵族的产品和权利，少量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贵族，或为贵族服务。春秋末期，随时代发展，诸侯国不断增减、变迁，贵族不断增加、分化，战争、社会治理需求不断累加，对知识分子的需求量同步大为增加，知识走向开放、知识分子批量化生产，便成了“市场”所需。
除了“官家之学”“售予帝王家”，孔子还给知识分子打了个样，即做“教师”——民众的老师。如此，他老人家为广大知识分子找到了第二条活路，而老师也开始作为一个职业固定下来，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进化。
思想活、系统活，其他的活路自然陆续出现。比如，有擅长医的知识分子去做医生（并衍生出战国的“医家”），即便儒而不仕，也没有关系，照样济世安民，边行医边读书，照样是条好活路。再如，儒家的《易经》还衍生出“阴阳家”——走街串巷算命卜卦的职业，无法做君王之师的“纵横家”，也可以做参谋、幕僚、师爷，学会算数的知识分子，给商人做做账房先生……也都是好出路。
如此，“儒士”逐渐独立出来，他们对上支撑、衔接并制约统治阶级，对下教化、团结民众并给他们提供一个上升通道，逐渐演化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一个更进步、更稳定的社会形态，也从此到来。
如此，后世君王、世代读书人，对孔子尊一声“万代师表”，毫不为过。
所以东西方文明的一道巨大分野也正在于此！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归于工商业阶层，而中国自先秦起，社会主导力量向来是儒士阶层。不过问题也随之凸显——由于士人阶层不事生产，不以创造财富为业，所以几千年来，只好在反反复复的“动荡-变法”中一点一点改良。
至此，我们必须对这个“中国特色”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多年来，我们照着西方世界史、现代工商业生产生活价值观，习惯了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戴有色眼镜，比如说起“中国特色”，就联想起潜规则、灰色地带、劣根性等等。
任何事物有其利必有其弊，西方文明、东方文明都概莫能外。但单方面否定自己的文明，无疑是危险甚至致命的。比如今天，我们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个答案越来越模糊，连带着，对自己的文明缺乏自信、一贬再贬。
我想，始于孔子、被一代一代知识分子发扬光大的“士人精神”，正是“中国特色”、中华文明的脊梁骨。那么何谓“士人精神”？说来话长，但说简单也简单，那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继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句话。
一面求“正己”，一面求“天下为公”，这正是中国文明伟大的差异性。然而近代以来，我们反复试图抽掉这根脊梁骨，忽而全是西方进口理论，忽而全是“革命论”，反复大换血，自然要导致文明的混乱、困惑、争执。
我之所见，就算晚清的知识分子，也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今天社会精英们喜欢的工商业“脊梁骨”、或革命式“脊梁骨”，其实都搞成了“西学为体”。用“西学”改造“中学”自是必须，但要拿它们来换掉自己的脊梁骨，怕是有点过于精英主义。
一百多年前，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如罗素、杜威、托尔斯泰们就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对西方化充满反思，也从来没有嫌弃贫穷、落后的中国，而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可惜他们都失望地看见，中国正不断地抛弃自己，而大行各种西方化或各种革命。
一百多年了，中国人对“革命”既怕又爱，一方面怕被革命，另一方面，如果有机会——甚至四处找机会，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去革别人的命。因而从一个心态平和的民族，变成一个心理矛盾、偏激、易怒、浮躁又困惑的民族。
这里可以拿来做对比的是日本。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快三十年的停滞，但日本人走到哪里，都是颇受欢迎的民族，为何？因为他们正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样板，既西方化，又很好地保持、传承着自己独有的文明，因而受到全世界的接纳与尊重——当然，随着日本发展停滞，“脱亚入欧/美”、现实矛盾等，将来，他们将越来越难扛起“东西融合”这面大旗。
时代风云变幻，好不容易融入西方、抱上全球化的我们，正痛苦地发现，西方正流行起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关门脱钩之类的新分化。这时就更需要我们站出来讲融合、改良了。因为，光讲“革命”，大家迟早都会没命，拉回来一点，讲讲“改良”、融合、天人合一、生命共同体，大家也才会有共同的出路。只是相比物质成就，这项工作，我们实在做得很随便、很邋遢。
我们要分清以下几种精英主义——
第一种是只想做精英的精英主义。为了自己做精英，哪管他人死活，哪管世界水火滔天。这是自私的精英主义，我们并不陌生。
第二种是缺乏知识的“知识分子”。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拿来用，你不用就是愚昧、无知，就要把你踩下去。这是愚蠢的精英主义，也很常见。
第三种是非友即敌的，优胜劣汰或革命式的精英主义。我才是对的、胜利的才是对的，不同意我的、被“劣”汰的，就是不对的，我就要把你干掉，死了也是活该。这是封闭的精英主义，看似开放，实则走向另外一种偏激和死胡同，我们也不陌生。
第四种，却是我们自己的、但又越来越陌生的，那就是开放、融合、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精神。譬如，孔子。
为何是孔子？1984年，美国出版了著名的《世界名人大词典》，英国出版了《人民年鉴手册》，联合国教科文曾组织评选过“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孔子均被列为首位。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就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998年，全球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将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为什么只有别人的价值是普世价值，我们自己的价值就不能成为普世价值？
文明不像科技，它是载体而不是工具，不能动不动高喊“创新”“革命性”，最终革得爹妈不认。相反，如孔子式的精英主义，不脱离自己的基础，多搞点融合、改良，多讲点长期主义、代际传承，并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创新，才是更健康而伟大的历史答案。
作者：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
商务印书馆，《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钱穆，《中国思想史》，《讲堂遗录——中国思想史六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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