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第4727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3k+·
首先讲个故事，它发生在2021年底的美国密苏里州。
一名60多岁的男性客户来到一家超市，他吃惯了一款德国进口的蓝纹奶酪，但家里没存货了，想再买一块。但是，不凑巧，他在超市的奶制品柜台没找到。他叫来售货员帮忙一起找，还是没有。他还查了超市的库存情况，就是断货了。
然后，他失控了。在货架前，他怒气冲天，时而困惑、时而慌张，一副无助又无理取闹的样子。
这位“奶酪先生”就像一个买不到糖的孩子，事后那个售货员回忆，从他执意要那块奶酪开始，他就知道，后来所有的事不单单是一块高级奶酪的事。
进入6月，美国各地陆续重新开放，但是各大城市的超市、饭店、公园，还有机场，像“奶酪先生”这样会突然爆发的客户不说随处可见，也是肉眼可见地在增加。
用数据说话——2020年，美国人每月饮酒天数比2019年增加了14%；2021年，交通死亡率创近十年最高，增速达到12%；2020年，警方数据显示美国枪支销售是2019年的2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年遭枪杀的人也多了。
｜图一：2020年每10万人中美国谋杀案上升30%，来源：bloomberg截图。
暴力和反社会行为愈演愈烈并非美国独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截至2021年9月的一年中，性犯罪上升了12%，破坏公共秩序犯罪案件（可引起公众恐惧、恐慌或困扰）也在上升。
新冠“混球”
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第9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是谁了，但你一定还记得威尔·史密斯，之所以记住史密斯，恐怕也不是因为他的提名电影，而是他给出去的一记耳光。
颁奖当天的主持人克里斯·洛克拿史密斯妻子贾达的光头开了一个低俗的玩笑，在全场一片哄笑中，镜头扫到了台下威尔·史密斯爆粗口的嘴型，紧接着，他走到洛克面前，一巴掌扇在了对方脸上。
翻看下国内媒体，多为史密斯“霸气护妻”叫好。但看看西媒，有不少都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行为定位于“暴力”，而他的不自持、不宽容以及事后痛哭流涕地自我忏悔，也成了所谓“新冠混球”一个最响亮的注脚。
疫情初期，因为抢购厕纸、囤积物质，在超市动粗、斗殴事件时有发生。当时就有媒体将把这种自私、失控、执意违反规则的人称之为“新冠混蛋”（ Covid Jerks）或“流行性混球”（ Pandemic Jerks）。同时也将这些人身上不可遏制的怒气、钻牛角尖式的执拗、一意孤行地冒犯，称作“新冠暴怒”（Covid Rage）。
除了暴力行为，当然还有自私行径。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公开拒绝接种新冠疫苗，不顾纽约州疫苗通行证的相关规定，在当地餐厅用餐。在她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依然选择室外就餐，令身边工作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暴露于新冠风险，也被算做“新冠混球”。
“新冠混球”的重灾区在服务行业。随着美国各地重新开放，如何应对诸多无视规矩的顾客是服务行业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因为种族、性别以及残疾等问题，基层零售从业人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袭击。而连锁超市Target，因疫情期间游戏卡畅销，一群成年玩家为争抢游戏卡大打出手，在斗殴过程中，一个35岁的成年人还掏出了枪。为此商超不得不对游戏卡进行限购。此后，一些零售和化妆品牌不得不联合推出“安全与包容”的倡议。
据称，疫情曾让NBA损失近15亿美元的门票收入，没想到回归的球迷不仅带来希望，也给球队带了不满的口水，以及愤怒的爆米花，还有一名21岁的凯尔特人球迷，因为向球星凯里·欧文投掷水瓶，以持有危险武器和殴打被起诉。
老师们的日子也不轻松。上网课时要不断监测学生的出勤率；一旦学校开放，他们不得不处理学生打架、沟通困难等更多的校园问题。根据美国教育工会在全国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工会成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提前离开这个行业，至少90%的人表示职业倦怠来自与疫情相关的压力——疫情带来各种变化，刚刚对新情况做出调整，又要针对另一个新问题再做一番调整。
问题最集中的是在密闭的机场。去年5月，在西南航空公司飞往圣迭戈的航班上，一名女性乘客打掉了一名空乘人员的两颗牙齿。三个月后，一名妄想症乘客被空乘用胶带限定在座位上。小小的机舱，成了争夺规则的角斗场，论空乘与乘客的冲突和戏剧性，不比奥斯卡舞台逊色。
｜图二：2021年8月，一名乘客被空乘人员用胶带绑在座椅上，因不合规，涉事空乘被停职，来源：网络截图。
在这里，口罩强制令总能与拒不戴口罩的人相遇，疲惫又好斗的乘客总能遇到疲惫又激进的空乘。据美国航空局数据报告，2021年，有关乘客“不守规则”的投诉达到5779起，其中有超过4000项与口罩禁令相关。酒精的刺激也不可小觑，由此西南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决定暂不恢复酒精销售。
没有水晶球
疫情进入第三年，公众对疫情进入认知和情感的疲劳期。今年4月，美国媒体AXIO的一份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了，相比于疫情给健康带来的威胁，各种不方便和压力更令他们恐惧。
当记者采访卫生官员时，这些严谨的技术官僚，时而保守，认为现在宣布疫情结束为时尚早，时而又给予希望，认为疫情可控。他们坦诚自己手里没有女巫的水晶球，无法对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疫情走向作出预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确定奥密克戎之后的变种会引发哪种风险。
与不确定性同行、压力持续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普拉斯（Christine Porath）称，疫情期间不文明行为主要来自压力和愤怒。持续两年的疫情形成了一种“强压力、低回报”的情形，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或失去了亲人或朋友”，这些足以将人推向崩溃边缘。
不文明行为本身具有传染性
不文明行为因为社交网站病毒式传播，会造成行为的模仿效应。普拉斯表示，“一个人看三次以上不文明行为，帮助别人的意愿也会降低”。就如好的行为引发模仿，坏的行为和情绪也会引发模仿。“他们从社交媒体，或者从朝他大声嚷嚷的上级”接收了负面情绪，然后转身将这些情绪传导给其他人，哪怕那个人与负面情绪没有任何关系。
非理性“算计”
当事情的进展总不能如人所愿，不在自己掌控之下，而眼下的危机没有希望的出口，焦虑、受挫的情绪就会产生。这时候人们面对的空乘、收银员和服务员就是最好的“替罪羊”，他们本身不具威胁感，这些人接受的培训就是耐心倾听，他们还是陌生人，向陌生人倾倒负面情绪垃圾，比家人更安全。
早在2020年2月，就有数名学者在《柳叶刀》撰文，结合埃博拉疫情、2000年SARS采取的隔离措施，以及医护人员的后期追踪，他们提醒要关注疫情措施对心理的负面作用。
检疫隔离（quarantine），是对可能接触过传染病的人进行隔离和限制行动，以确定他们是否身体不适，从而降低感染他人的风险。医学隔离（Isolation），则是将患有传染病的病人与没有生病的人分开。检疫隔离一词最早来自1127年的意大利威尼斯，首次用于麻风病，300年后，英国应对鼠疫时广泛使用了这一措施。
这两项措施有明显的差别，但实际操作中交替使用，即便是出于防疫目的的措施，也会产生诸如恐惧、紧张和悲伤的负面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柳叶刀》报告指出，隔离措施解除之后，负面心理并不自动消失，学者查阅了部分在SARS期间接受过隔离的医护人员资料，54%的受访者表示之后几个月会避免接触咳嗽和流鼻涕人群，26%的受访者表示会避免拥挤密闭空间，21%则会避免公共场所。
社交疏离导致规则感道德感的降低。学生不去学校、成人不去公司上班，大型聚会被限制，习惯社交的人们不再社交时，会发生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97年在研究“自杀”的社会性因素时发现，因为工业化，社会价值观和标准急速变化的情况下，他用“失范”概念来形容一种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以及无意义。当个人行为与社会规则出现错位时，道德感和追求合法合规的意愿就会下降。在不太需要社交的情况下，个人诉求总有优先于公共诉求的冲动。
如果从进化论角度，这是人类长期与病毒的较量中，进化出来一种防御形式，它与生理免疫系统互补，心理学家称之为“行为免疫系统”。这是一套主动防御机制，任务就是对环境中病原体的存在具备高敏感性。战争或者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虽然同样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伤害，但共同的遭遇和牺牲会催生同仇敌忾。大型疫情则不同，长期持续地对病原体的感知，是出于安全感的刚需，但是它产生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当一群人需要提防、回避另一群人时，安全感的代价就是信任和同理心的消耗。此时，自私、粗鲁以及愤怒也就成了疫情时代另一种显著病症。
所以，当有一天疫情缓和，那些措施放松乃至解除时，当人们畅想日常生活的回归时，除了自由地行走、健康地生活，恐怕还应该再包括一条：面对任何人还得保有一颗善意的心。对一个帮了忙的人，还得说一声“谢谢”，无需过分的热情，也不必像现在不期然的失控，就是一声“谢谢”，自然，平常就好。
参考资料：
1. BBC：Why people lash out at service workers
2.CNBC：As America reopens, businesses — from airlines to arenas — see an uptick in bad behavior
3.The Lancet：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quarantine and how to reduce it: rapid review of the evidence
4. The Atlantic：Why People Are Acting So Weird
「 图片 | 视觉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