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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到此次大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就促进共同富裕谈了四个观点。
一是共同富裕是实实在在地推进、在取得进展。通过全面脱贫，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从逻辑关系上讲，应该是先做蛋糕，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
三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
四是当前要着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要坚持就业优先、继续壮大实体经济，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引导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这几个观点平实、辩证，有利于凝聚共识。我也从这里出发，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当下推进共同富裕，要从把经济稳住、搞活做起
江金权的第一个观点，说明中国一直在推进共同富裕，而且已经取得了进展。
除了全面脱贫，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企业职工养老金从2005年开始已经连续上涨了18年，2011年到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我们在保基本、兜底等方面的基准线是不断抬升的。
第二个观点，说明了以奋斗做大蛋糕，和以制度分好蛋糕的重要性。
人们普遍认可先富人群在做大蛋糕中的作用，但往往忽略他们在分好蛋糕方面的价值。举例来说，这些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全部税收的增速，2021个税收入同比增长21%，已成为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三大税种。这一增长背后，先富人群的作用是显著的。
我们也看到高收入人群的税费征管不断强化，如公开曝光一批偷逃税案，引发不少明星、网红主动补税。今年初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制度化地合理地分好蛋糕，已经在路上，而先富人群对此的贡献度也在不断提高。
第三个观点，急不得也等不得。
急不得更强调共同富裕的长期性，等不得更强调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二者都有道理。在我看来，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因为如果分配差距过大，很多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整个消费就起不来，经济也难以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观点，具体到当下，关键是稳大盘，促经济，促就业。
从我的调研看，当下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压力。
首先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联合国《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超过8亿人，比疫情前增长了1.5亿人，全球正在“开历史的倒车”。全球有9300万人重新陷入贫困，乌克兰危机还导致食品、燃料和化肥价格飞涨，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
我最近和广东顺德一家电机生产企业交流。全球每10台微波炉有3台的电机来自于它，很了解行业情况。过去若干年，全球微波炉年销量在1亿台左右，今年估计只有8000万台，而且中低端（如手动定时的）的数量在增加。销量下降，加上低端化，估计全球销售额只相当于过去的7成。
全球消费不振，对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必定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国内经济的压力也很大。从分化的角度看，实际存在着三种分化，即消费分化、劳动收入分化、财产性收入分化。一般来说，消费水平的分化最轻，财产性收入的分化最重。而这两年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富裕人群的财产性收入急剧缩水，特别是金融投资的价值缩水。高收入者丢饭碗或饭碗含金量大大下降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少老板被限高，成负翁，不少拿着大厂期权的人突然发现期权形同废纸。如果说一般工薪阶层的消费降级是微幅的，大量的财富人群的财富降级则是剧烈的。
因此，当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把经济稳住、搞活、暖起来，让大家的饭碗都能端得好好的，劳动收入稳中有升，财产性收入不要一直缩水。
而且客观来说，在法治化和强监管之下，今天像过去那样一夜暴富、富得流油的可能性已降得非常低，就算创富过程中还有些不规范，程度也大大减轻了。在这种背景下，监管者不宜放大先富人群可能存在的某些瑕疵，甚至像某些舆论渲染的那样要普遍性倒查（违法犯罪当然另当别论）。为政之道，以厚民生为本。应该更多地从稳市场主体、让其安心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既有利于短期稳经济，也有利于长期稳信心。
推进共同富裕，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展开
共同富裕是“国之大者”，很多严肃专业的学者都在关注。最近我看了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拓宽了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促进共同富裕不单纯是分配问题，甚至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既要关注“富口袋”，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又要关注“富脑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一书中提出，若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上，则共同富裕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整，不能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因为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人的能力差距，尤其是群体的、阶层的能力差距。”只有国民基本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参与经济循环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有了保障，才能为创新创业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内含在其中了。
在刘尚希看来，我国人的发展明显地受制于经济，即财产和收入问题，但现阶段更受制于社会发育、社会结构的状态。尤其是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民群体的社会分配地位一直难以改善。例如，农村土地、宅基地、农民住房、森林等产权制度改革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步履维艰，城乡市场分隔导致农民、市民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悬殊，尤其是分配地位和财富积累机制完全不同。
刘尚希认为，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应以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衡量，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推进同城待遇平等化，并以此来带动农民、市民的一体化发展。只有推进市民化，才能让“农民”变成农业职工和农村居民，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被落下，真正加入共同富裕的行列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也指出，在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城市和农村加大改革，“不是把农民赶回乡村，而是让城市和农村进一步开放对农民的权利，尤其是开放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包括就业、受教育以及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指出，应该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发展条件的差距。比如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在出生后的基本营养状况、所上学校、所看到的事物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就很大，在享受某些权利方面的差异更大。尽管都是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城里人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子不能自由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可交易物品和不可交易物品之间的市场价值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当我们说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应该意识到是权利的不均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分享上的不均等。农村人，或者说是已经进城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包括在城里呆了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他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能跟市民一样吗？如果能消除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距，那么人和人之间收入和财产的差距不会那么大。”
刘世锦还呼吁针对农民工实施安居工程，“包括最近一些地方卖不出去的烂尾楼，是否可以考虑由政府收购下来，建成农民工的安居房。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进城农民的消费潜能必定会有效释放，并迅速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带动更多社会投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提出，在初次分配之前，还可以引入“零次分配”，也就是进入生产之前，各要素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
“比如说教育，在进入初次分配之前，能不能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环节的公平，它本身就有效率，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可能就是让一个有潜力的人不能发挥他的潜力。零次分配，最大的考虑就是公平，而且零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是一体的。只有平等地获得教育机会，才会使整体的效率最大化。还有就业机会的均等，每个人获得资金的机会的均等，等等。考虑到不同人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不同的人可能要为资金付出不同价格，但除此之外，他获得资金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
上述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共同富裕，既要在奋斗中创，又要合理地分，但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能公平地获得机会，学习做好蛋糕的本领，并且在做蛋糕的过程中，从公共服务到要素配置，都能被平等对待。
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我已经去过十六七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城市调研，我发现凡是民营经济根基深的地方，就业、民富、经济活力就比较好，如杭州、宁波、台州、嘉兴、晋江、顺德、南海、东莞等等。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的8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以上。从就业人口数量看，中国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民营经济。
刘世锦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做过一个关于共同富裕的课题，提出了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设想，也就是由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8-9亿人。“如果不加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想要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以前虽然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讲了很多理由，今后可能还得加一条理由，即：实现共同富裕。要使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就要比过去更大力度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更大力度地发展民营经济，各级政府、审批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社会，从思想认识到具体举措，做好准备了吗？
从另一个维度看，广大民营经济主体也要认真思考和践行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产生这样的观点，是上周在广东顺德的北滘、容桂、陈村等镇调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时，多家企业的创始人或高管，自发地分享了他们在聚集人才、善待员工等方面的心得。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两次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是一家数字化环境调控领域领先的整体垂直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一直践行“同心同向 同创同享”的经营理念，公司建造了花园式办公环境、智慧员工餐厅、酒店式公寓宿舍、健身中心等。普通工人可住单人间或双人间，公寓宿舍配备中央空调、中央热水、无线网络等。普通工人月收入有7000多元，每天用餐还补贴30元。公司高管说：“很多企业说‘招工难’，当然有各种年轻人不愿意站在生产线的原因，但如果企业在收入、福利、环境方面多花点力气，大力提升员工的工作及后勤生活的幸福感和体验感，就不愁招不到。“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模压成型装备制造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其今年发布的超大型压铸机7000T，能满足新能源汽车超大型一体化压铸件的严苛生产工艺要求，刚刚中标了长安汽车的4台7000吨压铸机。如此“硬核”的公司为何命名为伊之密？因为日语中它的意思是泉水，公司希望“伊之密人灵动的生命活力、智慧和创新如‘涌源’般源源不断”。公司倡导以人为本、“尊重&换位”的企业文化，通过营造向善的环境，让员工主动担当工作职责，挖掘个人潜力，同时鼓励形成授权和容错的管理气氛。在这里，每一位员工都称呼为“伊哥”，有一个共同的家——“伊家”。“伊家”属于每一位伊哥，也属于每一位伊哥家属，所以公司多年来坚持举办家属开放日，这一天，伊家高层列队欢迎伊哥及家属的到来。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级的陶瓷机械行业龙头。最初的创始人卢勤自1992年起一手将科达从一家“小作坊”发展起来，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作为合伙人，同时不断稀释自己的股权。2012年他52岁时选择彻底退隐，投身艺术。目前在公司的股权为6.47%。卢勤之后的董事长边程，延续了“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利益分配文化，他认为，“一家企业能不能伟大，要看核心人员有没有一定的格局。你不是在战胜别人，而是在战胜自己”。公司多年来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项目，总计覆盖超过1000人次核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由于充分的利益分配激发了整个团队的潜能，边程成了“佛山最清闲的董事长”，因为所有经营活动都不需要他亲自批。他目前持有公司5.07%的股份。更令人尊敬的是，他在公司上市之后的任何一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项目中都不参与，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他还要求科达公司不为高管设置专属车位，所有人都先到先得，以体现平等意识。
以上三家都是上市公司。我还去了几家非上市或待上市企业，如IPO已经获得证监会发审委通过的广东宏石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申报前，该公司创始人将近20%的股权拿出来设立员工持股平台，已经分配的股权近15%，团聚了一批核心骨干。公司的办公条件、餐厅环境和饭堂出品都堪称一流。
原本我在顺德的调研主题是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化，没想到发现了许多和共同富裕相关的事例。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看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与人的权利、尊严、成长和价值实现，是同步的，甚至是以后者为前提的。
30年多前我就是在珠三角像北滘这样的热土上，亲眼目睹了那些“洗脚上田”的创业者、企业家们的奋斗身影，从而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最初洗礼；30年后，在北滘等地我又看到，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正在发生着“道不远人”的同频共振。
企业家对团队、骨干、员工的善待，肯定有环境倒逼、政策引导的影响，但从他们朴素无华的话语中，我也真切感受了一种自觉与升华。
永远不要低估他们的进化力，正如永远不能低估人性中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民营企业正在也必将进一步成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坚强基石。给他们更多信任、理解和善意，将会加快这一伟大使命的实现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