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与出路 || 大视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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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去年我写过一篇《内卷与出路》，讲了内卷的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内卷。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这篇文章就来谈谈信心与出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信心从何而来；部分市场主体的信心为何缺失；如何更好地建立信心。

信心从何而来？

我喜欢做研究，几乎每天都看研究报告，但我的信心来源，是在一线的观察和调研。

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也包括不少公务员，实在太拼了，所以我经常说，中国的竞争力就是中国人愿意拿命换明天。

借用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多代人心理周期”理论，中国现在处于第二阶段，很多地方和很多人已经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仍然努力工作，大量储蓄，投资于人力资本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等”。达利欧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除了拼，中国经济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力量——国企民企外企并存，简单加工和复杂智造并存，多个代际的创业者并存，从农业现代化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数字化并存，高耗能工业和让戈壁变绿洲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并存，内循环外循环并存。

罗素说，“须知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参差百态，万物各有各的生长，这恰是经济的内生动力所在。相反，历史证明，搞一元化，一刀切，一个模式，一种形态，活水就会渐渐断流，慢慢变成死水。

多元化的力量并存，对中国经济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总结了四句话。

一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东边成本高了，可以往中西部迁移。例如今天的“产业大牛”合肥，本世纪初抓住了沿海地区家电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北青岛，南顺德”中间加上了自己。2005年合肥确立“工业立市”为头号战略，前前后后引进了美的、格力、海尔、tcl等十几家家电品牌，为后来制造业持续跃进打下了基础；

二是东边西边一起亮。

比如东莞，全世界每3件玩具、5件羊毛衫、10双运动鞋就有一个在这里加工，同时全世界每5部智能手机有一台在这里制造，基本是自有品牌，全世界每10台口罩机也有6台是东莞造，折射出产业配套齐全和快速响应的制造优势。东莞是一个缩影，就是从简单加工到复杂制造到精制智造，中国都在做，这会大大延长实体产业的生命周期；

三是东边西边各自亮。

由于规模大，场景多，阶梯丰富，所以万物生生，各得其所。以前我们理解的经济主要是制造和服务，很实体，但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很多在创造虚拟体验，如游戏、动漫、3D特效渲染、元宇宙，很数字。想象世界也是一种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是有数有实，同时数实相生，数实并进。

四是东西叠加更明亮。

不少经济形态，假如东边丢了，西边也难以发展起来。东西叠加才有未来。比如中国原来造洗脚盆和扫把，现在造智能足浴器和扫地机器人，给原来的制造加上了数字化的力量，价值就完全不同了。留着东边的好处是，可以在上面做加法、做乘法，这就是升级。要是东边移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西边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受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改变，但也不要以为中国只能被动受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很多年，现在正往深处、高处走。过去很多领域我们起步晚，特别是研发，确实“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有的领域现在也还是这种情况。

但“中国月更圆”的一幕也在挡不住地呈现。Tiktok、Shein、Genshin（原神），还有最近拼多多在美国推出的Temu，都风靡美国。

去年我采访过启明医疗的总经理訾振军先生，启明医疗致力于结构性心脏病领域的创新医疗器械开发及商业化，是行业领军者。

訾振军说，他职业生涯的最初20多年，一直在做“me too，me better”的产品，就是跟随美国的公司和产品，借鉴他们在技术和商业推广上的成功经验，做出国产替代产品，在国产市场首先推出。但现在他们已经有了900个国际专利，他们自主研发的创新器械——经导管人工肺动脉瓣膜置换（TPVR）系统VenusP-Valve™，去年获得了欧盟CE MDR认证，批准上市销售。

启明医疗的突破，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首先是利用交叉学科技术，为传统医疗器械赋能。如仿真设计，可自体生长瓣膜，以减轻远期的衰败问题；如新材料，下一步会涉足聚合物高分子瓣膜；如结合数字传感器，可利用真实世界的实时数据，用于患者的监管和术后管理。这些方面，中国是有创新的，有希望领先的。VenusP-Valve™获批后在欧美的价格就和美国产品的价格持平，没人说中国产品就要低价。

其次，启明医疗采用“国际本土化”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如与国际顶尖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合作，按照国际化质量体系的要求提升质量，在欧美建立本土化的运营团队和机构。不久前落幕的伦敦心脏瓣膜会议期间，启明医疗展台上全是欧洲医生和国际化团队，与客户沟通。

过去中国是“水大鱼大”，现在是风大雨大，但只要“水多鱼多”，保持多元化生态，总会冒出新力量。这也是我二三十年来的信念，所谓发展，本质就是要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成长。有人的力量，有多元化的力量，中国经济就远远没有到头。

我看到的中国经济大路径是：

1、在中国为全世界造东西，然后到全世界为全世界造东西；

2、尽可能延长制造的生命周期，利用制造优势赢得的时间窗口，努力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好的服务，如医疗健康、教育、住房保障、餐饮购物、旅游、文化娱乐、金融等等，服务是决定人民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3、当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获得了口碑，当全世界的人到中国，觉得中国的服务也很好，之后，中国的软实力自然会提升，文明复兴水到渠成。

信心因何流失？

作为一个经常在调研，对市场主体有一定了解的观察者、研究者，我当然清楚，部分市场主体的信心是怎么流失的。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呼吁，很多话这里就不重复了。

为什么总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就要给民企来一次鼓劲？

说到底，还是预期是不是稳定和长久不变的问题。

“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中央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上的关键词。我国大部分地方第一轮承包时间为1983年前后，以15年为期限，到1997年为止；第二轮承包从1997年开始到2027年，以30年为期限；2019年国家再次发布文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就是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这份关系到农民切实利益的文件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就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即：

尊重农民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依靠农民解决好自己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广大农民智慧和力量，破解改革创新中的难题；

加强示范引导，允许农民集体在法律政策范围内通过民主协商自主调节利益关系。

我觉得把农民二字改为市场主体四个字，经济的大方向就不会错。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是市场主体的预期经常被扰乱。

一是边界性问题。

市场主体有独立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同时依法经营，自负盈亏，法无禁止皆可为。好的营商环境，是政府当好裁判员也当好店小二，对市场主体“有事服务，无事不扰”。深圳是这方面的样本，当地有个说法，“企业没有事，政府不插手；企业有好事，政府不伸手；企业有难事，政府不放手”。坊间还流传一个故事，有人问大疆创始人汪滔：在企业初创期，深圳为大疆做了什么？他回答：什么也没做，这就是最大的帮助。而在有的地方，对民企“太关心”“太惦记”，随便一个部门都想找个正确的理由掺合到企业里，弄得政企边界很不清楚，也让企业觉得“看来还是不放心啊”。

二是可预期问题。

比如政府拖欠民企各种项目款，2018年民企座谈会就要求清理，结果不少地方越欠越多，清欠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一些企业进行整改是必要的，但原来说是几个月，结果可能一两年。特别是遇到领导换人，班子换届，拖上一年半载很正常。有的政策前几年已经改为登记制，现在又改回核准制。不少行业都存在“翻烧饼”的现象，今天叫你往左睡，明天往右睡，后天又往左睡，搞得都不知道怎么睡了。

三是随便干预的问题。

这两天有民企实名举报所在县的县委书记逼迫当地大企业虚报工业产值和销售产值。这种让企业为政绩服务、把严肃经营数据当儿戏的现象有一定普遍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让区内规模企业提前多交税，对大企业“逼捐”等等，也很常见。前几天拜访一个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他说区领导刚刚请他吃饭，希望把公司原注册地的税收挪过来一部分，税务部门也经常来“关照”他。我说：“你命好，领导还请你吃饭，换到有的地方，经侦可能都来了。”

四是繁琐监管的问题。

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诚信经济，监管是必要的，不能放任不管。但在监管中一定要防止繁琐化，要力求监管的便利、简约、透明。政简易从，大道至简。如果简单监管很有效，就不要复杂化，或通过部门立法、立规而制度化。这些年放管服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是政府工作的一个亮点，但还是有很多繁琐监管、宁繁不减、部门之间有好处就争权夺利多头执法、有难点就相互扯皮的现象，更有甚者，对市场主体无事生非，乃至设租谋私。

如果像对待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一样，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稳定，长久不变，他们的信心自会恢复。否则，就算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赚到钱，他们心里也会七上八下，安不下来。

信心如何恢复？

如何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在我看来，能把2018年民企座谈会和2020年企业家座谈会的要求不折不扣真正做到位就行了。

整个经济如何激活？我在近年的调研中主要听到了四种声音：一是补供给（如降税降费，扩大赤字搞基建），二是补需求（如电动车补贴，直接给居民发消费券，政府出资购买积压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三是“既要又要还要”，不走极端，均衡施治（这是目前的基本态），四是经济有周期，该出清就出清，僵尸企业该死就死。

我仔细思考，如果四选一，还是会选“既要又要还要”。只是我认为，中央政府有信用，杠杆率又很低，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越来越大之时，中央政府可以多一些担当。财政部的观点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大原则没问题，也要防止道德风险，但要看到，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生的“孩子”也姓中国，且不少“孩子”在历史上是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生的，按上级要求干了不少事，负的债则留在了地方。这就要设身处地去考虑。

如果说有什么建议，我希望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基础上，强化“更要”和“不要”。

关于“更要”，有三条建议：

一是更要反思（rethink）。

反思的核心不是如何给市场主体加油鼓劲（工具都摆在那里，并不缺），而是部分市场主体为什么泄气没劲？是哪些部门、地方的哪些方式导致了他们泄气？否则有的加油，有的泄气，加一阵，泄一阵，甚至这边刚加好，那边又泄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也起不到长期作用。要真正找到症结，建议委托具备独立属性的机构（如央媒内参、政策研究部门、第三方智库）进行独立调研，特别是深入市场主体，了解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心里受伤、行动无力。这个问题弄明白了，泄气少了，劲自然就大了，且以后的跑冒滴漏也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