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10年前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在笔者还在读研究生期间，曾有一位著名的化学教授兴致勃勃地向笔者介绍他的兼职工作——帮助一家上市公司设计某一款小分子药物的工业合成工序，因为彼时在所谓的“张江药谷”中甚至找不出一位能够承担该项工作的科研人才。
谁能想到多年后的今天，设计该道工序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是一份工作。
10年前刚接触生物医药投资的笔者，看到美国投资者为科学发现趋之若鹜并押下重注的景象，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无与伦比的震撼和敬佩。
然而随着2015年7月2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导的中国临床核查风暴的来临，美国FDA乃至整个生物制药产业所走过的百年跌宕起伏的历程仿佛在中国以百倍的速度快进式地上演——
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落地，到香港资本市场18A未盈利生物制药板块的横空出世，中国创新药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大量的科学家回国创业，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硬生生在当初那个充满中药注射剂的市场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另一方面，资本疯狂涌入的结果通常首先表现出产业的繁荣和扩张，随后泡沫破裂、产能过剩，产业进入调整期，叠加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深化，这些都为生物医药的发展以及医药投资增加了难度。
那么，我国生物医药的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又该如何看待未来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
当我们在求解一道题的时候，如果事前不知道这道题是否有解，那结果可能会像无头苍蝇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道题肯定有解，只用寻找解题方法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生物医药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后发优势”的行业。
生物制药看似是一个科学驱动的行业，但是新靶点从发现到临床验证前和临床验证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新靶点从发现到临床验证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从临床验证到上市的过程中，局面就会被打开，考验的则是如何优化出更好的分子结构和如何又快又好地完成临床试验的能力。
纵使礼来公司早在1921年就率先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支胰岛素，并通过超强的制造和销售能力迅速利用专利窗口期占领北美各大医院和用户的心智，谁又能想到一对丹麦夫妇所创立的名不见经传的诺德胰岛素实验室，通过后期不断地对胰岛素的分子结构进行优化、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以及药物包材进行创新，在多年后的今天能够和礼来公司在北美乃至全球拥有5亿患者群体的巨大胰岛素市场分庭抗礼。
换句话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旦人们确信这条路能走通，就一定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找到最优路径，中国就拥有找到最优路径得天独厚的环境。
经过10年的超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稳居全球药物研发第二梯队龙头的位置，且具备成熟领先的生物制药产业协调能力，即便我们现在在新靶点发现方面仍旧与美国差距较大，但是得益于中国临床试验容错率高，排列组合就成为了很多公司制胜的法宝。
中国人拥有全球最高效的工业能力，在ADC\siRNA领域，我们已经通过穷举法去尝试各种靶点和组合。最关键的是，凭借中国超强的临床速度和执行力，一旦发现这条路可以走通，中国人甚至可以把剩下的岔路都走一遍，去寻找那个“后发优势”中的最优解。
基于这种后发优势，中国药企已经完成了从旁观者到模仿者再到创新者的转型，在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调整2年多之后，中国企业家们以“创新者”的姿态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2023年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license-out（许可输出）数量整体规模性爆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改革初期提出的“中国人能不能用上更好的药”的历史问题。
在去年美银美林所举办的全球投资者大会上，来自全球的分析师和银行家们不厌其烦地讨论着如何分散供应链风险以及如何去中国化，仿佛中国才是那场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参加的全球投资峰会的核心议题，你能从他们的发言中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担忧和恐惧。
这样的场景是当下大国博弈和产业脱钩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在芯片、AI、教育等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医药，众所周知，我国头部的几家医药创新企业正在遭受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干扰和打压。
困难客观存在，不过与“芯片战争”的针尖对麦芒相比，医药行业在面对外界封锁时还是呈现出了某些融通的特点。
就在上述全球投资者大会举办的同时，美国还举办了一场临床肿瘤学会分会，而大西洋对岸则举办了一场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其氛围与全球投资者大会迥然不同。除了三三两两为了“避免麻烦”而设立的通胀降低法案讨论环节之外，来自全世界的医务工作者、产业界大咖、投资者以及分析师们，正在热情洋溢地讨论着来自各个治疗领域的创新型治疗手段、临床数据以及并购交易机会，政治话题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生物医药行业似乎对政治一直都不是很敏感，这在历史中可以找得到类似的答案。无论是耶路撒冷四大教区之间现行的医疗研发成果互助共享制度，还是美苏冷战对抗的近半个世纪里，尽管美苏双方在外交、军事、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方面竞争激烈，但在医疗卫生方面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双方曾共同致力于脊髓灰质炎和天花疫苗的研发、生产和推广，最终使人类战胜了天花，并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美国国家婴儿麻痹症基金会的主席巴西尔·奥康纳赞叹道：“你们来自东方，你们来自西方，你们的存在向世界证明，在寻求使人类摆脱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没有冷战。”
的确，生物医药行业无关政治，无关意识形态，代表着人类最根本的需求，同时也代表着最原始的对生存的渴望。
回到现实中，美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在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这使得虽然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极重，但是几乎全世界的药企都要感谢美国这个体系，它使得全球资本对生物科技创新充满渴望，也使得跨国大药企们对新药的需求只增不减，甚至在加息环境下依然逆势走高。
也因为这个原因，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正朝着“去中心化”的方向飞奔前行，过去20年，癌症治疗手段从单纯的化疗转向靶向疗法，进一步发展出了免疫疗法，近些年更是在ADC\RDC\mRNA\BiAbs等领域遍地开花，癌症患者10年生存率也从过去的不足20%逐步提升，在乳腺癌领域甚至提升到了80%。
随着癌症的逐渐慢性病化，人类开始对肥胖、心血管疾病、遗传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科疾病、老年退行性病变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质量的领域展开新的探索。
与此同时，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过去被认为是边缘化的治疗手段正在通过罕见病逐渐走向常见病的方式迅速扩大市场，在新的生物医学工程手段和规模化效应的帮助下大幅降低成本，整个行业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去中心化创新的特性，这一特性在芯片封锁中国贸易通道、人工智能吸走全球大部分资本开支的今天，留给了中国人足够多的机会和生存空间。
医药投资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里最难的投资之一，因为其行业属性天生就不是那么的好，开年以来生物医药行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不尽人意。
但是短期市场的起起伏伏并不能磨灭人性对于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渴望，新技术的诞生、新商业模式的形成，都会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创新角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还将延续，但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一定会伴随整个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在世界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利用中国自身的独特优势占领市场。
最终通过政治手段所构建的所谓“千里之堤”一定会被人性中的希望之光所击穿，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先生所说的那样，“当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会熠熠生辉”。
